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古代商人社会地位总是被鄙视？

从古至今，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由于中国古代人们对商业和商人的极度歧视，使商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因而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也一直居于弱势地位，无法与自然经济相抗衡。

有趣的是，尽管古代的人们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较低，可是商业仍然是致富最快、极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以至于每朝每代都会出现几位传奇性的巨贾，他们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他们所经历的财富故事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发扬的东西。他们这些“商圣”背后都经历了一个个传奇性的财富人生，他们所经历的发家史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积极的启发和借鉴。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的著名商人，他们的发家与传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启示，其中最著名的是：商业始祖王 亥。慈善商圣范 蠡，儒商鼻祖子 贡，智慧商祖白 圭，营国巨商吕不韦。堪比财神沈万三。第一富翁伍秉鉴，商业巨族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代钱王王 炽，商业始祖王亥：牛车拉出来一个王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人，被世人广为流传。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华夏商人，商品、商业的缔造者，华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阏伯的六世孙，契之后，冥之长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甲骨卜辞中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仅帮助父亲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发明了牛车，开始驯牛，促使农牧业迅速发展，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用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王亥，作为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种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创造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他的先王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戴上马笼头从而驯服了野马，再加上训练，便让马拉车驮物，成为重要的运输方式。从西北草原迁徙到中原地区之后，到了王亥时代，马拉车、运货、作战，根本不够用。那么，可不可以让牛替马拉车？这是王亥琢磨的问题。最终王亥彻底驯服了这种野性十足的庞然大物，进而将它套在华丽的双辕车上，制造了牛车。这便是史书中记载的“王亥服牛”的故事。在王亥的大力推广下，驯牛技术和牛车开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极。为解决牛、羊及农产品生产过剩的问题，王亥亲自驾驶牛车载货运输，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换，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正是王亥开的先河。从那以后，古道上经常可以见到王亥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的壮观景象：一辆辆载满布帛、黍和粟的牛车吱呀吱呀地响着，一群群洁白的绵羊咩咩地叫着，一个个袒胸露背的赤脚壮汉“吼吼”地吆喝着--这绵延的牛车队伍一路跋山涉水，风雨兼程，从一个部落奔波到另一个部落……从此，王亥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他成了当时最富有的部落首领。王亥最后一次远行贸易，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这一胜仗让富足的商族部落进一步扩大了新的势力范围。“商”这个字便是拜赐于他。商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孙商汤时期，商国的实力已十分雄厚。当时夏朝的最后一个君王桀荒淫无度，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商汤经过11次征战，终于取代桀灭夏，建立了商朝，并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建都。

从简单的以物易物发展到复杂的商品贸易，其漫漫脉络也就在这里找到了源头。王亥经商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商文化文明播撒天下的进程。

慈善商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国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兴越，功成身退。北上经商，居陶，号朱公。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经商致富具有很多经商理论，致富后，肯于帮助别人，威名远播。堪称“中华自古商之祖”。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范蠡最后老死在陶地，享年88岁，世人称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描述范蠡离开楚国后的后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范蠡带着家人，泛舟五湖，飘然远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齐国海畔。为避免身份暴露，他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在当地购买了一些土地，还亲自饲养贩卖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就利用天时、地利之便雇人开盐田，搞渔业捕捞，还兼营杂粮等生意。范蠡开始经营当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类皮毛、粮食药材等土特产，范蠡对收购来的山货开始分门别类进行放置，每种货物还分有等次。根据各地商贾的需求，他先将各类上等货用牲口运往各个要货的地点进行出售，收款后，他再购买食盐、葛麻布衣等各类日用杂货运回到镇上。这样，他不仅解决了当地人日用品缺乏的问题，自己也赚到了钱。范蠡善于捕捉市场信息。他经常跟雇工及当地的百姓、镇上的商贾在一起高谈养畜经，阔论市场行情。他对人温和友善，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灾人祸时，他总是乐善好施，常开粥场赈济灾民。灾民听说有这么一个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赶来投奔他，不久，鸱夷子皮就名扬四海了。范蠡买卖公平，决不会倒卖腐烂变质的货物，不坑害消费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细水长流，他的名声能传遍四方。他就是以这样的行事风格，在齐地种养经商，勤勤恳恳，在与家人的齐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积累了高达数十万的财产。齐王听说范蠡搞经济很擅长，又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是个贤能之人，便力邀范蠡进宫，请他进国都临淄做主持政务的相国。范蠡欣然答应。在任相国期间，他大力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冲抵灾年对齐国物资短缺的困扰，也奠定了齐国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基础。三年之后，齐国民富国强，而这时，范蠡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再次远走他乡。他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如果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还不如趁早放弃！”他把财产分散给知交和那些贫苦的老乡，携家捎带贵重财宝再一次抽身离去。范蠡举家风餐露宿，辗转来到齐国西南接近宋、卫的陶邑安顿下来。初到陶邑，范蠡自觉逍遥自在，便给自己再次改姓更名为朱公。没过多久，不甘清闲的他又开始考虑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对他颇有怨言，说：“人人都想富贵，个个都想发财，你偏偏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富贵，还认为钱财无用，现在没钱了又重提这事，你以为钱财这么好赚啊？”他哈哈一笑说：“穷富之别，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财之道无处不有。”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创家业。由于当时本钱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刚到齐地那样，平日里只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好在陶邑四通八达，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家那里找到了很多商业灵感。没过多久，他又在陶邑发家致富了。他富了就爱施舍，施舍不但不要回报，还喜欢帮助穷人一起致富。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那些贫困的同乡老友，为此他还表白说：“其实，在我看来，经商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钱财是身外之物，贪得无厌往往会适得其反。懂得用钱才能得到钱，这也是生财之道！”

功勋、财富，范蠡一个都不少，就连种田、经商也样样能成功。他出身贫寒，为越国称霸中原立下汗马功劳，却不留恋权位，在功成之时，名遂身退；他弃官从商，以治国之策治家，终于成为巨富而名闻天下；他又不贪恋钱财，在巨富之时，19年三致千金。这样的人不愧为“治国衣臣、兵家奇才、华商始祖”。

儒商鼻祖——子贡：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的人

端木赐（公元前520—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春秋末期卫国黎（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端木赐出生于富商贵族，在孔门三千弟子中，他还是“身通六艺”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与众多贤人相比，他之所以学而优则商，不仅因为他出生商业世家，对经商有先天优势，或许还因为他受孔子学说的影响，要在书生明“义”和商人求“利”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进行学以致用的实践，他想通过经商来打开学行合一的沟通渠道。他性格活泼，交往甚广，尤其是不安于现状，即便跟老师孔子周游列国，也没有停下经商活动。有一年冬天，当他获知吴国军队将远征北方作战时，便准备往吴国贩运丝棉。他知道，此时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御寒丝棉是必备军需，他料定吴王夫差肯定会强征丝棉保证将士顺利远行，如此一来，吴国丝棉必会紧缺，丝棉价自然走高。及时掌握行情，善于把握商机，便有赚大钱的机会。端木赐迅速组织人马，划成若干小组到鲁国各地采购丝棉，然后安排快车运往吴国。果然不出所料，啼冷号寒的吴国百姓很快将丝棉抢购一空。端木赐大赚了一笔。从孔子门下完成学业以后，子贡先是回到卫国当了几年官。不久，就辞官不做，重操旧业，成了一个影响更大的国际贸易商人。子贡所到之处，国君们也都与他行平等的礼节，说明子贡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显贵的地步。顶着孔门高徒的招牌，他在商业竞争中的软实力和无形资产，也是一般的土财主商人所没有办法比的。子贡所到之处，除了做买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恩师，到处讲孔子的道德风范是多么高尚，孔子的学术思想是多么博大精深。子贡将儒与商结合在一起，很快就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他帮助鲁国解除困境，游说齐、吴、越、晋四国，成功地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子贡为了保护鲁国的利益，站在国际关系的高度，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际贸易商人的卓越才干，把商业营销技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成功挑起了好几个国家的连环战争，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子贡益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以这么说，从他开创了中国的儒商这个特殊群体以来，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在建功立业上，达到他这样登峰造极的程度。子贡所独有的才能不但使他成为儒商鼻祖，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通人”，从而达到了亦官亦商，亦儒亦商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子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官一体的儒商。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尚且少有，富而好礼的更是凤毛麟角，百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洛阳原是周朝建立的一个军事和政治重镇。周公征服殷人后，为防止亡殷贵族策动遗民重起反叛，便把他们以“顽民”称号统一安置在洛阳，以便加强监督管理。这些所谓的“顽民”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因而多数去经商。到了战国时期，经商已经成为洛阳人的重要职业。洛商层出不穷，队伍非常庞大，他们扎堆的做珠宝生意--这是当时最赚钱的行当。白圭没有跟风去做当时最能赚钱的珠宝生意，而是另辟蹊径--从事农副产品的大宗贸易，包括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等。他的这个经营策略，主要是从李悝的“变法改革”中得到启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副产品的经营将会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白圭认为，“欲长钱，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白圭也曾苦心研究过陶朱公和计然之策，总结出一套适应时节变化的经营办法--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言外之意是，当别人不太需要某种货物时，这种货物的价格一定会十分低廉，这是买进的时机；当人们急需某种货物时，其价格一定会上涨，这时就应该卖出。在收获季节或遇到粮食丰收，农民就会大量出售谷物，这时便可大量收购，然后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这些比较宽裕的农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黄不接时，可以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为更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和变化规律，白圭经常深入市场，了解具体情况，所以，他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而实际上，他经商总会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予人实惠。白圭不同于那些囤积居奇、在荒年以储存的粮食牟取暴利的商人。他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比如说，当某些商品积压滞销时，一些奸商会坐待价格贬得更低时才大量购进，而白圭则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粮食匮乏时，奸商们又囤积居奇，白圭就以比别家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以此来满足百姓的需求。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了自己百姓取得经营的主动权，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一般消费者的利益。白圭为民着想，诚信经营，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一举成名。白圭经商不盲目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对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一旦出现机遇，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他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要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更要有商鞅那一套严厉的团队管理制度，否则，经商很难有大成就。就是靠这些经商理论，白圭成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的榜样。商人不仅把他奉为祖师爷，宋真宗还封了他“商圣”的称号。白圭的自成体系的商业经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直到明清，最大的商帮—徽商还保留了许多两千年前白圭的遗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曾经高度评价白圭，并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而白圭又被后世的商人奉为自己行业的祖师爷，他的经营思想，对今天的经营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经营者用心地揣摩研究。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营国巨商吕吕不韦（公元前292－235年），战国末期卫国著名商人，后为秦国丞相，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史记》中亦有明确记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出身为商人的吕不韦，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也不过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生意就是：结识秦流亡公子赢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有史以来的最大投机家，虽然几千年过去了，但他的一生经历，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他的权术、公关手段、自我炒作的广告宣传等做法，仍然是比较前卫的，是梦想成功的人士学习的楷模。吕不韦绝对是一个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风险投资商。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此时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是各诸侯国的交通要道，在地理上处于六国直接面对强秦的桥头堡，战国的政治风云变幻，使邯郸发展成为各国进行情报活动和合纵连横的重要基地。在这里，各国使节和商贾名人云集，经济比较发达。外交的繁荣和各国使节的聚集吸引了大批来此淘金的商人，于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打算在赵国经商。吕不韦是个精明的商人，他深知经商之道，作为商人，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他为了自己经商的需要，还与赵国的达官贵人来往密切，不但能抬高自己的身价，还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做生意的好机会。在邯郸经商不久，就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吕不韦经商时特别留心观察商情，分析影响生意的各种因素，以便确保决策准确无误。有一年，他从赵国到卫国去贩运一批木材，发现卫国的高粱长得茎粗穗大，十分茂盛，认为必获丰收。但随手折断几根，发现茎内都有害虫，就立即打消了贩卖木材的念头，立刻在卫国到处抢购高粱。当时卫国人认为新粮丰收在望，遂大量低价出售。结果卫国的高粱接近成熟之际，均被害虫咬死，市场价格暴涨。吕不韦趁机把抢购的高粱高价抛售了，结果发了一大笔财。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物以稀为贵”。就是说，某个物品供大于求，自然会贬值；而供不应求，则会升值。吕不韦深谙此理，所以他囤积居奇、贩贱卖贵，最终成为赵国巨富。公元前265年，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这里的商人并不是当今意义上的企业家。

商人在我国出现较早，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

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人泛指专业从事商品交易或商业活动的人士。也就是倒买倒卖并从中赚取中间利益的人。

在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刻画了一个风尘中的女子，其中有一句提到“长大嫁作商人妇”，意思是说这个风尘女子年轻的时候便沦落风尘，等到年龄大了，姿色渐衰以后，就嫁给商人做老婆，也就是说从地位上来看，商人与此等人（还是年纪大了的）地位不相上下。可见，在古代，商人地位是极低的。

商人地位低下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1.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上个时代的主题是农耕，这个时代的主题社会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发展。无论在那个时代，倒买倒卖的商人只是起到了中间的中介作用，而并不从事实际的创造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联想”与“华为”的区别。联想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商人，他把别人的生产的硬件产品拼凑起来，来作为自己的品牌卖出去，从中赚取利润，所以联想基本没有科学研发的投入。而华为在前期明知道科研投入巨大，投入与利润完全不成正比，还下血本进行科研投入。所以说华为才是真正做企业，而联想只是个二手贩子。

2.商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谋利。经商者必然利益至上，大多数商人必伤人，所以也就不顾及什么道德，甚至喜欢打法律的擦边球。这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作者：一蓑烟雨

因为商朝就是商人建立的政权。当打败了商朝 ，农业社会为了防复辟从文化上就想打压商人，于是偏见就这样一代传一代继承下来。

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实际上是一种能力方面的自然选择。

由于部落联盟的一步步扩大，直到形成越来越大的国家，直到“大一统”的秦王朝的形成，根本摧毁了商业发展的舞台。

如果我们把商业看作市场经济的话，农业就基本类似于计划经济。

我们必须面对长江、黄河，有治理大自然的肆意妄为的迫切民生需要，还要面临游牧民族的搔扰，有修筑长城、驰道的迫切军事需要，重点就是要使人们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一个“细胞”，不能太过自由发展，在当时只能依赖“农业”，不能太过依赖“商业”。

武王伐纣，其实我们可以看作占据统治地位的“商业”被反抗，“农业”取得了胜利，也可以说，是人类最初的“计划经济”打败了“市场经济”。

其实也并不是说“市场经济”的“商业”就不好，只是当时条件不成熟，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吃好饭，穿好衣，这只有通过大规模的组织生产才能够解决，所以就只有先重视“计划经济”的“农业”了，但也并不是“商业”就不好，毕竟他是社会生活的有益补充。

所以，周武王战胜商纣后，并没有对殷商后裔进行灭族，而是将其宗室和百姓分封为两个国家，宗室分封为宋国，统治周王室治下的臣民，后来出现了儒家孔子，道家庄子，名家惠子，墨家墨子，周王室又将殷商百姓分封到卫国，周天子派出皇室成员进行统治，后来涌现出法家商鞅，杂家吕不韦，其目的，毕竟商人曾经“为神”，有很多治国的信仰值得借鉴，其他曾经“为神”的种族，也得到了册封，比如大舜后裔被封为陈国，后世涌现出道家老子，兵家孙子，相当于要保持人类族群的多样性的意思。

发展到现在，“市场经济”又势不可挡的冲击了“计划经济”，虽然两者共存，但仍然是“市场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商业”也由此翻了身，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略微优于“农业”的味道。

很简单，商人地位低的根本原因来自社会生产发展属性，中国人千年来一直农业社会，崇信的是儒家礼教，信奉的其中很重要的是礼义廉耻，很自然就会产生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的观念，商人与资本的根本性是逐利的，自然会列为无义一类，其实，商人群体的根本交往都是以诚信为基础，人与人易货，交往是直接的，人际交流反到简单，猜测这或许就是美英民间传说中契约精神的源头之一，如若成立，站在国家发展层面，必然会产生商工立国，海洋化，对外拓展，殖民化的现象，法律立意来源必然会与很多国家有所不同。回叙。千年前，中国人因信奉派系学说不同，并不明显歧视商人，例如大商人吕布韦就是很好的明例，，，

先不提商业对小农经济的破坏，商人的壮大还会破坏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等级观念。限制商业的发展、贬低商人的地位，肯定是因为商人会破坏封建王朝的利益。

历史上商业的发展会产生一大批的毫商巨贾，但是商人大多是平民身份的人，而这些人有了钱财之后他们的奢华就开始越级。同样是平民，一些人务农，而经商的人却利益更大，那务农的人又怎么安心农业生产？

货殖列传中的一句话：“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货殖列传中还有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如果不对商人和商业进行限制，那么潜移默化的一种等级观念就会被打破，平民就不再是那个提倡简朴、均平的阶级，进而士人阶级也会受到影响，而士与农都有他们的作用，这样一来就乱套了，因为人们一定对利益趋之若鹜。

所以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让贫民安于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政府的赋税收入基本来自农业，封建王朝的基础就是农业。农民不生产去效仿商人，土地就要荒芜，国家的粮食、经济就得不到保障。

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商人是干什么的？商人就是寻求利益的。所以商人自古受到打压，与商人有关的词都是“为富不仁”等等。

商君书·农战中说：

空谈游说的人、商人、手工业者，这三种人会让农民不专心于“农战”，这是治国者的大忌。所以为了国家的稳定，要采取重农抑商、事本抑末的策略。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为了避免农民效仿商人，只能够不断地贬低商人。

中国历朝历代对于商人和经商都是不屑一顾。甚至是鄙视。国家的政策也是重农抑商。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于商人的投机倒把，低买高卖嗤之以鼻。考取功名才是普通人的正道。

早期的中国社会并不重农抑商，相反我们的祖先很擅长经商大约在4000年前的先商时期，位于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长做生意。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把牛、马等牲畜用于运输，进行跨区域的贸易。从此商族的生意人遍布天下，甚至垄断了贸易，以至于人们把做生意的人都称为商人，商人从一个民族的名称演变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词。

重农抑商是到了战国时代，才由商鞅变法正式确立，商鞅在变法时规定：努力进行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商鞅的“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组成就是愚民政策。不让农民接受教育，没有知识和能力去选择其他职业，只能专心务农。

中国的重农抑商的幽灵徘徊中国2000多年。商人的社会底下，我个人认为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政府的不重视甚至是限制经商是主因。中国古代农业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如果不限制人人都效仿，国家赋税就岌岌可危了。而商业给国家带来的利润，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古代高利润的商贸，都是国家垄断经营，政府显然不想其他人来分一杯羹。我想这就是商人和商业地位都不高的原因吧？个人意见，欢迎指教。

感谢悟空提问，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商人：泛指把经商作为自己职业的人，从事商品买卖或有偿服务的工作。古代士农工商四民之一。

中国最早的职业商人出现于商朝。武王灭商后，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亡国之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于是只好以货币交换的形式维持生计，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为其专 门的职业，因为是商朝的遗民，这些人被称为“商人”，其具体职业也被称为“商业”。

始祖为:商人王亥。回答这个问题前，老漁并不认可几千年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所谓“士农工商”，不过是工作性质的不同，而谋生的手段是一致的，凭力气挣钱，靠本事吃饭。


“三教九流”里的上中下九流就有笼统划分，其中在上九流的“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庄田”中，商人或者商业竟然被排到了上九流的第七位，可见地位之高。


至于问题的“商人社会地位总被鄙视”老漁以为可能是在下九流的“一流巫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梆五剃头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几乎都被商业所占。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从北京百货大楼的普通售货员张秉贵，修脚师傅金启平到理发师傅孙玉安等全国劳模来看，那是党和人名对他们的工作认可和赞扬。

所以说对商人或商业服务业的鄙视都是不可取的封建思想残余。（图片来自网络）

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是十分准确，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的确形成了“农本商末”的基本国策，使得每一个朝代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根本，商君书·农战描述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这句话指出了“自然经济”时代，古人已经意识到农业乃国家之根本，但并不是说古人没有意识到发展商业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也不能说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只能说商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没有受到推崇，但这并不代表商人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古人之所以会限制商业的过度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晁错在论贵粟疏就指出说“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实际上刻画的正是商人“多奸诈，好机术”的性格特点，古人认为如若不对商人加以限制，会使其扰乱社会秩序和道德；

譬如商鞅在商君书·垦草中叙述道“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可见，由于商人“重利轻义”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当然宁愿放弃商业经济而换取长治久安的统治，所以形成“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统治意识。

为了进一步阐释“不尊农”的后果，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继续阐述说“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

从这段资料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梳理出它的内在逻辑，即说客、商贾、手工制造者这些都不是“人类所必须的生存资料”的生产者，但是却可以通过技巧性的手段迅速获得生存资料，由此就会造成人心浮动，人人不思务农之本，进而导致国家的混乱和弱小。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苏秦，他是一个说客，凭借出色的辩论能力说服六国达成合纵之约，从而身兼六国宰相，可谓达到了人臣之极，这就是商鞅所说的“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重农仰商”实际上又有它的现实考虑，从另一方面来说又限制其它方面的发展，譬如商业、科技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古代特殊的社会伦理观点也让商人的地位相对偏低，在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年代，投机的商人自然不会取得较高的社会名声和地位。

“重农仰商”这一自然经济时代的基本国策的拟定并不是因为古代粮食不够吃，所以需要大力发展农业，尽管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生产力低下和“靠天吃饭”的缘故，古代的粮食一定程度上确实不够吃。

但是“重农仰商”的基本国策的形成却并不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而出发，商君书·农战形容说“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古代统治者不愿面对一个混乱不好管理的社会，所以需要使用“愚民”之策对社会活动加以分配和限制。

所以形成“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的政治动机，这所谓的“圣人之治”实际上正犹如道德经·第三章中所描述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但“重农仰商”并不是一种无为之治，其恰恰是建立在为了更好管理社会以及有利于统治者的基础上，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无可争议的是国家产业主体，那么农民无疑就是生产经济的主力群体，作为生产者，那么农民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比并不作为第一生产者的商人要高，这一点连手工业也莫不如此。

从另一方面来说，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重农仰商”的形成，与欧洲诸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不同的是，由于地处东北亚腹地，拥有广阔的内陆土地以及温和的气候，再加上封闭的地理，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古代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直到明清依然没有改变，秉持着地大物博的观点，历代统治者并不谋求从海外贸易中发展经济，因此“海禁”的发生并不全然是为了禁止海外贸易，其本质原因还是加强统治者在沿海一带的稳定。

为了这种统治所要求的稳定，统治者宁愿放弃商业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从而换取稳定的统治环境，晁错就在论贵粟疏中指出说“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在古代有一大批官吏群体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了社会现状，绝大部分都支持“重农仰商”的国策，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在“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就是一切，既是民众，也是国家的根本。

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又有一个长久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土地兼并，这也是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应该说是“重农仰商”催生的副作用。故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论述说“故治国者欲民者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我们可以发现商人之所以不受重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第一生产者”，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持续不停的战争其本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观察每一个朝代的兴衰就会发现，每一个朝代在建立之初其制度法理都十分清明得体，对待农民也会采取轻徭薄税的政策，而随着王朝到了后期，上层统治者向下层阶级的剥削就会越发沉重，社会利益总体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均最终造成了古代王朝陷入了死循环。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从来只听见农民起义，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人起义，所以这个现象揭示的是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农民作为国家经济的主体，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但实际上面临的情形却是——成为剥削的主体。

所以，商人的地位虽然看似低了，但是却获得了实际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在汉代甚至出现了官方认可的卖官卖爵的现象，史记·平准书形容这一情形说“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司马迁使用春秋笔法对此行径表示了隐晦的批评。

晁错对这一现象看的比较透彻，他在论贵粟疏中描述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统治者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提高了农民的地位，但是却并没有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实际权益，也就造成了商人虽然地位低，但是却在世俗社会里备受尊崇。

实际上这是古代统治者没有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采取“重农仰商”的国策，但是数千年来农民受到的沉重剥削却从未改变，也成为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商人在古代的地位之所以低下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古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二是出于统治稳定的考虑。

古代社会，讲究士农工商，商人排在了最后一位。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的商人地位都不高呢？

人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模式是有关系的。

如果古代是重农主义的经济，那么从事农业的人，地位总体要高一些；如果是重商主义的经济，那么从事商业的人，地位就要高一些。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对于古代的政府而言，赋税收入都来自农业。

因此，政府对农业的态度都是扶持的，这是由于农业的产品具有可视性，税收都绑定在土地上，不会随意流动。

而商业则不具有这种特点。

因此，古代的政府自然鼓励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对商人采取歧视性的态度。

不过，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可一概而论。

例如，雍正年间朝廷就曾抱怨道：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

原来，经商竟然是最好的出路，比当官还要吸引人。

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改变，自动到来社会地位的改变的证据。当时的晋商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经济势力了。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商人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也是变化的。

中国几千年鄙视商人地位，这种说法不准确。

中国有个朝代叫商朝，商朝就是商人建立的王朝，准确的说是商人部落通过商业贸易发展强大，然后看准时机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大家难道没发觉商朝的“商”字和商业的“商”字是一样的吗？

商业的“商”字就是来源于商朝的“商”，“商”最开始指的这个部落，也商部落。但这个部落的主业是做贸易，所以也叫“商业”。

而商人最早是指这个部落的人，而这部落从事商业贸易，随便时间的推移商人慢慢演变为所有做生意人的代称，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一样的。

现在的商人（做生意的人）并不等于商朝时候的“商人”，但是商朝时代的“商人”的商业行为一直贯穿至今，所以大家直接用“商人”来称呼这些做生意的人。

商朝是一个商业王朝，也就是一个依赖商业贸易发展生存的王朝。

在这个王朝里商人是统治阶层，当时的皇帝就是最大的商业头目，在商朝商人的地位低吗？

通过这里可以得出，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商人的地位并不是一直最低的，而是做过国家最高统治者。

商人地位低是从周朝开始，那是因为周朝推翻了商朝，周朝统治者要打压商人，为了防止商人再次强大和复辟，所以把商人放在社会层次中的最底层。

把商人放在社会最底层，一个是为了打压，另外一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社会中从商的人数，以达到削弱，消除商人复辟的隐患。

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并不是随便排名，古代每一个部落要生存都有自己的特长。

如果把商朝是商人部落建立的，而商人部落从事商业贸易，由比可以看作成商业朝代。

按照这样推断的话，夏朝有可能是工业朝代，毕竟夏朝是大禹的后代建立的。大禹治水能治水说明他是一个懂理科的人，而治水需要很科学的方法，也需要到很多工具，由于可以推断，夏朝有可能是一个善于格物王朝。

而农耕是炎帝或者黄帝部落的事，这个是传统？

而士则是周朝的代表，但是“士”到底是什么，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从周朝建立就开始排斥巫，说明周朝统治阶层和当时巫的职能存在冲突。

古代的部落权力是两权并立，一个是巫掌控的权力，这个权力叫神权。一个是部落首领掌控的权力，这个叫管理权力。

以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士”最早可能是指部落中各个职能的管理者。

从这里推断的话，周朝驱逐巫，可以看作是部落各个职能的管理者在去除神权对他们职能权力的干扰。

因此士农工商不但代表社会职业，还代表着古代权力的转移。

其实士农工商这个排序是不完善的，完善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巫。但是由于周边统治者要消灭巫，所以在排序中没有巫。他们要让这个职业消除在社会的记忆中。

商人被鄙视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如此，而是从周朝推翻商朝后开始的。大家看中国文化体系，很容易发展，我们可以一直详细的追寻到周朝，然而周朝往上的商朝和夏朝文化就变的很模糊，但是到了炎黄时代又变的相对清晰起来。

由此可见夏朝文化和商朝文化有可能遭到了刻意的抹杀。夏朝文化有可能是商朝抹杀的，而商业文化如果有被抹杀的话，那么和周朝肯定脱离不了关系。

夏朝是第一个家天下王朝，破坏了公天下秩序，被抹杀很正常。

而商王朝是一个以商业发家，被人痛恨也正常，在当时来讲，通过贸易大家致富，这得对当时各个部落剥削多严重啊，被别人痛恨是很正常的。

而历史上也记载商部落总是在不断的迁移，来来回回的折腾，这可能跟他们经商有关。一个地方的钱被赚完了又换一个地方，然后过段时间又回来。

中国古代被鄙视最长时间的可不是商人，而是工人，也就是工匠。只不过商人王朝被推翻后，有商人垫底，工匠们稍微好过一点，但是依旧是被鄙视的对象。

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满清时期的官僚买办，上年纪的人都听说过。买办当然是与商人做生意或者是与洋人做生意，但是官僚在前面压着，大伙仍然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中国社会的经商环境也是轻松的，但是关于企业税收的税额，它的幅度由领导来控制，这个幅度定得非常大，他们是有权利给你浮动的。中国的商人地位永远不会高贵起来。国家的重要的资源部门和利润高的企业，都是由中国政府所控制。一些重要的产业链的上游，也是由国营所控制国家大的企业所控制，所以。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并不高。

诚信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商业作用不大！

儒家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管理，所以，国家统治管理阶级宣扬对自己有利的思想。老百姓就瞎跟就信，当做真理。其实大商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重视，但不这么宣传。老百姓误以为不重要，做买卖丢脸，但小买卖对国家是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