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为什么古代商人社会地位总是被鄙视？

重农抑商是因为从事商业比务农来钱更快也更容易，如果不加以控制，大家就都从商去了。倘若没人务农，再加上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水平本就不高，粮食短缺则是必然结果。“民以食为天”，一个国家如果保证不了基本的粮食供应，那岂不分分钟就乱了套。所以粮食才是重中之重的战略物资，重农抑商自然也就成为了国家管理者的必然选择。

几千年来封建的中华文明都是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农业税是各个朝代的主要税收来源，朝廷当然只注重农业。商业肯定就被忽视了，商人们也当然就被鄙视了，这是必然的。

商人并不直接进行生产，而是在商品的流通和交易中发挥作用。

交易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分工。

没有专业化分工，就没有交易。

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绝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对交易的需求本来就低，所以商人的作用也就不显眼。

当然，中国古代有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生产，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实体经济，这些人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像现在。

专业化分工不强，商品交易不重要，商人地位低，此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货币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是很低的。政府收税主要是实物税，或者徭役兵役。为什么不能像现在一样用货币代替？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强。

这个和西欧封建社会是一样的，为什么采取这种分封制？就是为了在专业化分工极地，货币化程度不强的时候，统治者实行有效率的生产和掠夺。这个时候西欧也是反商业的。

不过，商人在西欧比在中国地位高一点，因为西欧是分裂的，而且各地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需要不同地方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的交易。

当然，这都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的，真实的世界里，商人还能属于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只是社会地位比较低。

统治阶级重农抑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中历史课本说的，“把人民限制在土地上”，建立详细的户籍资料，便于征兵打仗。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是一种“掠夺性”的，也就是最有效的获得资源的方式，不是自己去生产，而是去掠夺。这个掠夺的资格，就是通过科举获得文官职位。再有钱的人，官员一句话，就通过权力让你一贫如洗。中国的价值观是官本位，这个是合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那么为什么不保护呢？还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激励。

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社会对一些人专门从事商品的交易的需求得到提高，这些人在生产中的作用用来越大，自然地位就高了；此外，这个社会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提供有效激励，变得有利可图，同样是获取财富，当官的优势不是那么显著，商人的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了。

因为商人这个行业，确实贱啊。

贱，从贝，贾少也。就是便宜不值钱的意思。相对的，何为贵？从中一，从贝，中坚的、唯一的东西的价值，就是贵。反者，道之动，俩反义词得放一起看。

其实，就是一句老话，叫做物以稀为贵。亦即，大街上随便拣的东西，没有关键性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的，就是贱。

那么，从商人这个行业的性质来看，这是贵还是贱？

一、准入门槛低。

商人，倒买倒卖，低进高出，这个过程本身是个交换性质，其原理极为原始和简单，本身门槛极低，比种地门槛都低。这行需要的是“眼光”，另一个表述就是趋炎附势、趋利避害、察言观色、巧言令色、利用人心。这个系列的特性，你平常会把哪条归入“贵”的范围？

二、商业的性质，本质上是一种要胁、胁迫。其胁迫的力度，在后世被称为“定价权”。商人是靠着将“别人对我”的需要变现来维生的。“别人对我的需要”，本来可以做为更紧密更亲近的人际关系的缘由，但是一旦变了现，这种人际关系就被替换了，就被大大削弱了。这是个非此即彼的过程。是为“坏人情分”。那么这在你看来，是贵是贱？

三、商业的外在效应，可能（而非必然）对其它存在有助益，但是其本身却是单纯的损耗。也就意味着，商业行为只有被动的被安置到某个特定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积极意义。若单纯任由商业本身任意施为，商业必然会将所有的对外“助益”，全部变现、进而吞噬。

四、商业本质是流通，流通的价值在于“无障碍”，而在流通中设置“障碍”的能力，才是商业本身的“价值”所在。商业就是指着“障碍”收钱的。接下来一个事实就让这个机理变得极为可怕，那就是：障碍是可以无中生有造出来的。常见的就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这就是典型的人为设置、增加“障碍”，以提高将障碍变现的能力。比如修车店在马路上撒钉子，就是自然而然的商业逻辑。

这个逻辑没有可能改，这是商业的既定机理和逻辑决定的。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若无外力约束，商业本身一定是趋向这个方向。

那么，这种不受约束就会必然趋向要胁勒索、本身不事生产只会损耗、本身又没有什么洞彻世界经世济民经天纬地的智慧需求、只以低眉顺眼、做小伏低为门槛的行业，你觉得是贵是贱？

对了，有个事要说清楚。

首先，贵贱，是对事的定性，不是对人的定性。人以其事为贵为贱，那么不为其事，就不以其事之贵贱做定论。商人贱，是因为商事贱，但是你不做贱的商事，就不再贱，你要是能把商事做出贵气，那也不是贱，而是贵。做生意做到扶危济困、通达有无、均天下物产而不自肥，这种商人当然人所共敬。

其次，别把特例当普遍。一个行业性质，看的不是其中的、以行业属性之外的动机驱动的特例，而是看行业本身逻辑驱动的行业程序的性质。土匪强盗也有义盗，贼也有义贼，娼妓也有卖艺不卖身的惊才绝世之人，乞丐也有顶天立地的英杰之辈，那么所以呢？他们的珍贵正是逆其“行业”本身逻辑才得成就，那么他们自身的珍贵，如何能成为行业的“贵”的凭据？

那么回到问题，中国古代为何看不起商人？因为商业是个必须加以外力约束、绝不可能由其自身自主存在的行业，本身就是贱，就是那个与贵相对的贱。只要是在贵和贱中选一个，商业只能是贱，不能是贵。

士农工商，学而优则仕。不为良将，即为良将，不为良将，即为良医。入相出将。

无商不奸可不是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经商者必然利益至上，大多数商人必伤人，没有缺斤短两不可能发家，做大了就必须剥削，自汉大兴儒家，不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也是一般老百姓的基本道德准则，无忠无孝的国家和小家都必定灭亡

因为商人想赚钱，必然降低身段，没办法商人自己造成的。

尊重知识科学，这些人辛苦了呀！

中国古代基本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谈商品经济，估计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出来过呢！最多也就小农经济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商人那个时候，基本就是好吃懒做、好厌勿劳甚至什么都不会的人才去干的事情。这些人当中喜欢投机取巧的人最多，你说这样的人能够获得一般老百姓的认可吗？因此也就不要谈朝廷控制的官府和社会的认可了。现在不同了，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可供交换的商品太多了，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所以商人的价值更大也就开始有了社会地位。如果中国有了十个马云，可以说，中国就是世界第一的经济体了。

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就是以农立国，逐利是商人的天性，一旦商人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庞大的阶层之后，其就会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来谋求政治权力，以便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发展，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就可以自给自足，维持王朝的运转，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以农桑为本，限制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是儒家的错误思想理念作怪。在独尊儒术前，还没有这种观念。如范蠡、吕不韦都是受人尊敬的商人。但独尊儒术后，商人就进入了儒教重利不重义的小人范畴。而重农抑商的后果则是阻碍了社会的文明进步。因为没有了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就难以产生，讲诚信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以及契约制度就难以旦生与生存。而小农经济的国家只会是贫穷落后与挨打的对象。所以说儒教祸国殃民二千多年，孔儒就是千古罪人！但时至今日，还有人呼吁独尊儒术，那不就是抱薪救火与饮鸩止渴吗？

农耕社会小农经济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

3.社会心理的影响：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传统孔孟儒家思想影响，认为文不经商，士不理财。

因为我们的政权始终是建立土地上，因此每个人的生存也被绑架在土地上，一是自然的选择，一是土地成为了皇权的象征。而商人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出现，人们有了交换的需要，这样的交换，由于部分的脱离了，对土地的依赖，人们有了生存的不同选择的后果，就是稀释了皇权，本质又是财富的来源。于是权力在控制商贸的同时，又从道德上诋毁商贸行为，理由就是商贸不是直接的生产者，没有创造财富，而是用“心计”获得财富，所以不劳而获的商人被称之为“奸商”。这是世界所有文明都曾有的对商业的态度，但是只有我们是极力抑制的。因为我们有着最完备的政权形式和内容，单一的农耕文明所需要的不是改变什么，而是怎样的让它不被改变，只有商贸会有这样的实质性改变的能力，除此之外就是宗教的。一个是生存方式的改变，一个是对生存环境的不同认知带来的判断，它们都是对皇权的事实上的质疑和威胁，所以宗教就早早的消灭在了襁褓里，政权的合法性由人伦道德次序派生出来，商业因为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就算极力的打压也不能取消，因为它的本质依然是创造财富的，这个财富就是流通带来的乘数效应，皇权也一样经不起它的诱惑，只是控制必然影响它的发展。所以商贸的发现功能，在欧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西方文明的进步一是商贸的，一是宗教的，商贸启发了思考，而且它是超乎寻常的积极主动，这为工业革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宗教建立起来的信仰，确定了人们的公平和自由的需要。只是宗教和权力结合后，就一样的有了皇权的企图，控制。本来因质疑而建立起来的信仰，变成了实行权力的手段和理论，宗教走向了它的反面，也就有了宗教改革，它之所以没成为一种革命？推翻教皇在选择一个新教皇，应该说是欧洲广泛的商贸行为形成的文化氛围，使人们更懂得妥协。民主就是因妥协才成其为民主。自由为根民主为本，妥协贯穿期间。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性质，一是资本的所属，一是资本的运作。资本就是资产和资金的全部，所属含糊不的，这是逻辑正确的前提，概念清晰，谁的就是谁的，保证逻辑过程中不节外生枝，也就是逻辑的正确性，具体的资本运作就是自由的民主的，充满妥协的也就必然是成功的。也就有了走出来的无不体现妥协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