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为何能够掌握皇帝的生死，还能废立大权？

安禄山起兵反唐，攻势凌厉。朝廷抽调边军，驰援赴难，神策军也是其中之一。公元759年，神策军将卫伯玉率领千余人，参加了相州之战。尽管唐军占据了人数优势，但相互之间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结果一败涂地。

卫伯玉败逃陕州（今河南省三门陕西），不久前神策军原驻地已落入吐蕃之手。无家可归的卫伯玉只得暂驻陕州，站在了抵挡史思明叛军的第一线。此时，深受唐肃宗李亨信任的宦官鱼朝恩也在陕州督军。神策军第一次与宦官有了交集。

上元二年（公元760年）二月，叛将史朝义率军夜袭陕州，卫伯玉主动出击，在永安大破叛军。肃宗大喜，褒奖神策军，命其镇守陕州，卫伯玉受命入朝，鱼朝恩乘虚掌控神策军，原先的边防军变成了藩镇军。在鱼朝恩的运作下，神策军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陕州节度使所属的军队，统统被其纳入神策军，军队规模扩大到万余人。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犯边，直驱长安。代宗李豫出逃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充当禁军，保护代宗的人身安全。随后，代宗在神策军的护卫下，回到长安。两年后，吐蕃再次侵扰关中，神策军驻军苑中，并分设左右两军，从此确立了中央禁军的地位。

神策军分立之后，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四人、统军两人，屯驻京畿和关内要地。为统一指挥，设立护军中尉，节制神策将吏，同时以左右神策行营的名义，统率京畿和所在地的驻军， 由此可以看出，神策军具有拱卫京畿和野战的双重职责。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鱼朝恩获罪身死，神策军恢复了由兵马使统率的先例。然而建中年间爆发的“泾原兵变”改变了神策军的命运。建中四年（783年），原凤翔节度使朱泚发动叛乱，长安失陷。德宗带着妃子、太子、宗亲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军紧追不舍，轮番围攻奉天一月余。关键时刻，神策军及时救驾。叛军人多势众，神策军顽强作战，敢打敢拼，迫使叛军无功而返。随后，神策军收复长安，迎回德宗。

经历这一变故，改变德宗的观念。在出逃过程中，皇帝的威仪荡然无存，文臣武将或逃或降，只有宦官忠心地环伺左右。大笔军费豢养的军队，随时可能反咬一口。只有神策军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堪称当时军事力量的台柱子。

德宗认为宦官是最值得依赖的对象，神策军是最能打的军队，两者结合，强强联手，必定能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德宗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至此，宦官掌控禁军成为一项制度。

凡事就怕万万没想到。宦官仇士良的出现，使得神策军彻底沦为宦官打手。宪宗即位之初，提拔心腹宦官仇士良为内给事，权势日益。经宪宗、穆宗、敬宗三朝，仇士良虽呼风唤雨，却无法坐稳“宦官一哥”的位子。

文宗李昂即位后，对王守澄为首的宦官势力，十分不满，有意提拔李训、郑注等人，密谋铲除宦官势力。太和五年（公元835年），文宗设计剥夺了王守澄的兵权，将其免职、赐死,另立王守澄的对头仇士良填补权力真空，出任左神策中尉，掌握神策军的权柄。

文宗除掉王守澄后，并不甘心，意图剪除仇士良斩草除根，夺回军权。公元835年（太和九年）十一月，文宗在紫宸殿展开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说左金吾卫后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此为祥瑞，请文宗观赏。

文宗带着百官移驾左金吾卫后院附近的含元殿。仇士良、鱼弘志等一行宦官刚进后院，仇士良发现韩约神色有异，又见院中暗藏数百持械甲士，急忙转身出逃，金吾卫士卒急忙关门。仇士良大声斥责，夺门而出。仇士良等人急返含元殿，劫持了文宗。

仇士良脱险后，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五百神策军，从紫宸殿杀出，封锁宫门后，大肆诛杀了六百多各级官吏以及金吾卫士卒，同时，在各衙门搜捕“贼党”，就连卖酒肉的小贩也遭到毒手，死者愈千。

左、右神策军受命出动千余骑，出城追捕逃亡的官员，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四位宰相先后遇难，“士良因纵兵捕，无轻重悉毙两军，公卿半空。”一时间长安刀光剑影，尸体枕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至此，神策军的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宦官手中，军中将吏也由宦官亲信充任。唐朝中后期宦官集团之所以能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根本原因也在于他们掌握神策军兵权。因此宦官以神策军作为政治工具，用军权逼宫皇权，从而满足其个人私欲。如此一来，贪污受贿，卖官鬻爵等行为横行，政治愈加黑暗，导致藩镇与中央的离心离德，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加重了百姓的剥削，社会矛盾尖锐。

天复三年（903年），入主关中的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击败了竞争对手岐王李茂贞，逼迫唐僖宗李儇杀死宦官韩全诲等20余人，根除了唐朝中后期形成的黑暗势力。失去了宦官这棵大树的护佑，神策军也没有了用武之地。左右神策军并入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等六军，结束了149年的建军历史。四年之后，唐朝也走到了尽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