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哪些民国逸事？

大家好，我非著名自媒体人乔春雨。今天来说说民国美食界的趣闻逸事。中国是一个最会吃的的国家，就算在中国最弱的晚清和民国初年，亦是如此。但那时的宾客都是地道的吃货，比起现在某些网红那是天差地别，用什么料，什么样的火候，文火还是武火，一口就能尝出来。

当时的京城就是全中国餐饮业最发达的地方，除了大厨是一家店的招牌，还有一个职位是一家店的核心，那就跑堂儿的堂头，一个靠说话吃饭的人。

那时的北平都是满清的遗老，北方人都爱吃饺子，通常追求薄皮大馅，但行家喜欢边窄皮薄，馅儿是关键。一次光绪的弟弟载涛，跑去城东头一家饭庄吃饭，载涛可前清的亲王，谁都不敢惹他。

“小二，麻溜的儿上碗饺子，记住了要用羊后腿肉包饺子。”说完就和民国的一些官员攀谈起来。

不小会儿，饺子就上桌了，羊肉的香气扑鼻，载涛立马挑起一个，刚吃了一半，突然跳了起来，把半截饺子吐在桌上大骂起来。

“今儿谁是堂头，听不懂我的话嘛，要用羊后腿肉的馅！”边说边把饺子摔在地上，“咋地，用羊里脊剁的馅来糊弄我。爷宫里啥吃的没见过......”

堂头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吓坏了，一下子愣在哪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才知道是跑堂的听漏了一个字。但亲王这么一闹，这家店名声也毁了，半年后就关门了。

城西头也有一家店，除了大厨手艺了得，堂头也是十分聪明的人。如客人催上菜慢，堂头会说：“火候不到家，不能给您端上来。情愿菜来晚了让您骂两句，也不能端不好的东西给您。”

如果客人嫌菜做得不好，堂头客气的笑道：“这是您的口味越吃越高了。您要是常来指点，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了。”说话愣是滴水不漏。

有一次，饭庄客源实在太好，备的海鲜不够，只能上些不太新鲜的鱼虾，一般客人是吃不出来的。也是大米掉到针眼里了，载涛也来到这家吃饭，这虾一吃，亲王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

“去把你们堂头叫来？”一下子整个桌上其他客人都吓坏了。

“今儿的鱼虾，咋像是前几天捞上来的？”亲王一脸瞪着堂头。

只见堂头半开玩笑半解嘲的：“一来是这货太少。二来您府上的大师傅眼疾手快，先叫他给买走了。”这恭维话说的不卑不亢，正好满足亲王的虚荣心，当着满桌的好友被恭维，这脸上有光。

“这堂头真是个机灵鬼啊！也罢也罢。”亲王顺势还赏了他不少银子，至此亲王常来这家吃饭，满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店也兴旺起来。

想要看更多完整文章，可以关注我的头条号---讲历史开脑洞，我是非著名自媒体人乔春雨，一个故事开你十年脑洞。

原创不易，请随手关注！

作者：毅品文团队brineqin 无授权禁转

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有农民工讨薪的难题，不仅如此，偶尔还有教师讨薪的社会舆论也比较关注这一点，大概是时代发展中的阵痛吧，我们对于这块的治理是很重的，所以已经有了好转。

在民国时，也有相关的事情，一次轰轰烈烈的讨薪，不过解决的方式可就让人大跌眼镜了。

关于民国教师的待遇

在说到民国的这次教师讨薪前，我们先来说下关于民国时期教师的待遇，要说教师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毕竟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落后，人们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尊重的，所以待遇也是很高，不说北洋时期的教授知识分子们都是大人物的座上客，就连小教师也过的很滋润，我们简单说说南京政府时期的待遇，那也是很高的。

1933年，南京政府颁布了文官官等官俸表规定了各级官员的工资，当时当了国家元首的蒋介石的工资被规定为800块大洋。

我们都知道民国的时候800块大洋其实还是很值钱的，当时的大米是每斤4分，牛肉每斤是大洋3角，而一双袜子则需要大洋7分，要说起来那时候蒋介石的工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8000元的购买力了。

当时官员的工资除了蒋介石和行政院，立法院的院长一样高以外，其他的部长省长之类的人能拿到的是680元，而且他们竟然没有什么洗理费，取暖费，降温费，也没有书报费和餐费，当然他们还有出差补助，比如蒋介石出差，每天有18块大洋的差旅费，就是一般的雇员出差，也有2到4块大洋，也就是说雇员们出差一天的钱，可以买上25斤大米了。当然这些也都是表面上的工资而已，谁都知道这些大员们没人会靠这些钱吃饭开销。

按说这也是挺高的了，但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比起来，那就小巫见大巫了，比如著名的胡适，做过驻美国大使，其实他本质上还算是知识分子了，而他的级别工资规定，每月他能拿到2400块大洋，折合人民币十二万元。

当然，胡适属于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普通的教师有多少工资呢，举当时的广州市教师为例，教师分为两等，甲级教师每节课的工资不低于8元，乙级教师，每节课的工资则不低于6元，曾经有人做过推算，一个教师每月的最低薪水有245元，最高有720元，这几乎相当于蒋介石的工资了，而换算成人民币，最低薪水有7350元，最高的将近21600元。

是不是待遇很好？但虽然政策好，纸面上是一回事，实际执行又是一回事了。

交通大学讨薪事件

1946年，由于政府坚持发动内战，为了筹集经费，打算从教育经费下手，削减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教育经费，将交大航运系和轮机系停办，把交通大学改成国立南洋学院，大学变学院，经费被削减，老师们为此工资发不出来，而学生们当时一天发的生活费只够吃两根半油条的，他们派了代表去教育部上诉，反而遭到了责骂，于是师生们选择去南京请愿。

当时的请愿不知道被谁泄露了出去，国民政府知道了这件事，于是连夜将上海火车站的火车头都开走了，并且将司机和铁道公人都调走了，想着这些师生没有交通工具，就不会来找麻烦了，然而他们恰恰忘记了，什么是交通大学，学生们找来了火车头和货运车厢，自己连接了车头车厢，自己开着火车，3000多人直奔南京。

吓傻了的国民政府为了阻止师生们，又心生一计，派人拆掉了路上的铁轨，然而这也没有难倒交大的师生，他们先是停车，一边拆除后边的铁轨，一边把铁轨放置到前边，火车就是不停，一直开赴南京，国民政府实在是没办法，在和师生们对峙一整夜后，最终宣布取消削减教育经费方案，这次开火车讨薪事件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有什么意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关注微信公众号：战争史，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独立专业，有种有料，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战争史，收看全部战争史政治军事历史精彩内幕解读。

“一个人生命里的信息和他的名字所表现出的信息有很大的同步性。”这是终南山里一位隐士说的。

他还说：“名如其命，命如其名”。看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看出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不信，你看一百年前的那个福芝芳，她真的是“扶植”芳了一辈子，然后在原配和第三者的浪潮中，激流勇进，最后享尽齐鸿之福。

肩负使命，注定出生

上世纪初，北京城一位刚烈女子带着身孕，离开了婆家，她发誓再也不回去了，因为与丈夫严重三观不合。

几个月后，她在宣武门外产下一名女婴，取名福芝芳。

一个单亲妈妈，取名哪还按族谱来，跟着自己姓，剩下的照着感觉来就是。

也许一切真是冥冥注定，福芝芳这个名字仿佛就是天生带着使命来的。

这个女婴后来的一生都在极力诠释这个名字的意义。

福芝芳自小跟着邻居吴菱仙学习京剧，《桑园会》武家坡二进宫都学得有模有样。

她还生得一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的俏模样。

1921年的一天，京城德高望重的“梅党要人”冯耿光在看了福芝芳的表演后，不仅对她的专业进行了肯定，还肯定了她的另三项能力：“一长得不错，二唱得不错，三能生孩子。”

这集于一身的三项优势，对“晚来天欲雪”的京剧世家——梅家，不异于寒冬里的“红泥小火炉”。

原来梅家少爷梅兰芳的原配夫人王明华已无法生育，先前的两个幼子又全部夭折。

对一个京剧世家而言，血脉传承是万万不能断了的。

于是在谈妥“绝不做妾”的条件下，福芝芳嫁给了梅兰芳，成了他的二夫人。

这一年她初婚16岁，他二婚27岁。

隔着11岁的年龄差，这个女孩自此开始了四十多年“扶植芳”的贤内助生涯。

故事的结尾已悄悄写在了开头。

为人得体，团结人心

新婚伊始，男的儒雅俊逸，女的贤良淑静，一对璧人羡煞旁人。

一年后，福芝芳就产下一名男婴，为梅家衍了子嗣。

母凭子贵，原配差不多已形同虚设。

然而17岁的福芝芳并不因有儿傍身，就得意忘形。她的生存智慧远超越她的实际年龄。

孩子出生第三天，她叫奶妈把孩子抱到原配王明华屋内，算是她的儿子。

就这样孩子在王明华屋内住了一个月。

满月那天，王明华把亲手缝制的虎头帽给孩子戴上后，又让奶妈把孩子抱回福芝芳屋内。

这一来一往的抱进抱出，看似微小无意，实则为福芝芳打开了另一光明通道。

已丧失生子能力的王明华深受感动，她感谢福芝芳这样得体大方。

她说：“姐姐身体不好，妹妹年轻健康，精力旺盛，所以拜托妹妹呵护好梅家的这根独苗。”

是的，原配已和福芝芳以姐妹相称。

她的这步棋轻轻一落，已决胜千里。

更高明的棋子，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是举不胜举。

梅家上下拥护福芝芳主政，是从“大爷的命更要紧”开始的。

古往今来，没有谁的婚姻能真正一帆风顺，没有半路杀出过程咬金，怎能突显白头偕老的艰辛。

婚后五年，福芝芳就遭到了对手。丈夫的红颜知己孟小冬踏入了他们的婚姻。

成婚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京城的命案。

孟小冬的一个戏迷因为梅兰芳娶了孟小冬，心里不忿找他算账，无意中枪杀了梅兰芳的好友。

梅兰芳虽然躲过一劫，但这起血案，对他的生命安危构成了隐患。梅家人再也不觉得娶回孟小冬是桩好事。

而福芝芳，一眼看到了这件事的穿透力，她召集梅家人说："大爷的命更要紧。"

轻飘飘七个字一下子点醒了正沉睡在爱情中的梅兰芳。

两个女人的争夫战争，就此轻松地分出了胜负。

什么人能比得上自己的性命重要呢。

这是梅兰芳开始疏远孟小冬的最大导火索。

有句话说：“当命运递给我一个酸的柠檬时，我要设法把它榨成甜的柠檬汁。”

福芝芳正是如此。

她不哭不闹，接住了命运丢给她的酸柠檬，然后以自己的通透与智慧为白糖，轻松榨出了酸甜柠檬汁。

补足短板，紧跟脚步

原配王明华，虽然已不再主事，但她的文化素养曾是梅家上下有目共睹的。先前梅兰芳演出的服装舞美造型几乎都出自她之手。

福芝芳自小学唱曲艺，所受教育有限。

这是她的短板，她自知。婚后，她请来家庭教师，常年居住家中为自己补习功课。

《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左传》……一样都不落下。

一个人真心想学习，她的进步谁也挡不住。

从最初的识读简单书信到读古文和白话文的小说作品，她只用了四年时间。后来的她甚至还能和梅兰芳一起讨论戏文，做些内容改编。

无论哪个时代，一个女人只会生养，操持家务那是最最危险的。

你只有不断保持学习，紧跟丈夫脚步，才能不被后来者顶替。

那时候的福芝芳就已明白这样的真理：

与丈夫同步，精神上跟得上脚步，物理空间上更不能掉队。

1930年，梅兰芳即将访美。本计划带着孟小冬，因为福芝芳有孕在身。但最后谁也没带成，梅兰芳孤身一人前往。

无论福芝芳还是孟小冬，两个女人心里都明白：这次访美之行至关重，它决定了谁才是世界戏迷眼里的梅夫人。

在家里明争暗斗胜出再多，不及国外官方认可的一半份量。

关键时刻，福芝芳不会含糊——她请来了医生要给自己堕胎。

梅兰芳吓得连连承诺：“不带了，不带了。”

“一代冬皇”孟小冬在这个铁血女子面前再次拜下阵来。

“我母亲是旗人，她身上有满人的血性，过去清朝满人都是跑马射箭的。”这是她的儿子梅葆玖印象中的母亲。

福芝芳不愧是游牧民族的后人。为了维护长远利益，眼下做些牺牲，是划算的做法。

毕竟在男人三妻四妾的年代，哪一段白头偕老的婚姻不是伴着腥风血雨。

舍得狠心，才能得到成全；舍得放下，才能得到持有；舍得眼下，才能得到长久。

这是福芝芳的信念，也是她的远见。

豪情仗义，拓宽格局

如果说他们能维持四十多年的婚姻，是因为她攻下原配，又击退第三者孟小冬——那这是对福芝芳的低估。

她能与梅兰芳白头到老，还在于他们共患难经历了那些人生坎坷后，依然坚守共同的人生信念。

1941年12月，日军包围香港，梅兰芳被围困。

因为坚守民族气节，拒绝向日伪低头，他们一家被冻结了财产，生活陷入了困顿。

有人以100根金条为诱铒，让福芝芳劝夫复出。她的做法是直接拒绝，然后卖房子、卖画、典当首饰来度日。

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的梅葆玖，回忆说：

“我觉得父母那种做法太冒险了，没有收入，北京的房子也卖了，我父亲就画画，母亲拿去卖，就靠这个过活，很艰难。”

但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不忘周济同行和穷人。

“那时候，大奶奶（福芝芳）每月还照旧给几个同行寄钱。她说，有她一口吃的就不能饿着大家。”这是梅兰芳友人张伯驹的回忆。

原来她的铮铮傲骨下藏着的不仅是自爱，更是爱人。

这时候的福芝芳早已收敛起一己的小悲欣，扩展胸怀在凝望满世间的山高水长。

作家章诒和在我们和前辈最大的差距在于人性里写：“我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而是侠气和担当。她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

她还有个外号叫香妈。这是梅家上下和梅兰芳的那些艺术后生给她的称呼，更是一种肯定和褒扬。

在梅兰芳那个庞大家族和众多晚辈里，她像一位博爱慈祥的圣母，给人以温暖与照顾。

没有谁的婚姻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民国那个年代，每一个笑到最后的夫人，都是马中赤兔，人中吕布。

她们懂得积累，善于布局，辽阔的格局决定了最后圆满的结局。

名如其命，另有其因

回头再看终南山隐士对福芝芳的“名字与婚姻说”。

我们不免惊讶：

这世上哪有仅凭一个好名字，就保证婚姻一世无忧的美事啊。

它不过是当事人认真吸引，认真付出；认真情深，认真婚姻；认真到别人无处插针。

而这只不过是与“名如其命，命如其名”的一场美丽巧合罢了。

说到底，起错名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用心经营，坐等上天安排的取巧心。

讲一个有关徐志摩的奇闻轶事。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在上世纪30年代新诗作家中，他当之无愧为其中翘楚。1915年，徐志摩与政界风云人物张君劢之妹张幼仪结婚，1922年，徐志摩正式提出离婚，理由是两人没有爱情，婚姻束缚了彼此恋爱自由，所以要为争取自由而离婚。

徐志摩

徐志摩的真爱在哪里呢？1922年，徐志摩留学回京后，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进入了他的视野，两人在交际场里相识相爱。

于是，她的生活改变了方向，投入了爱河。

徐志摩与张幼仪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他曾请前妻张幼仪和陆小曼的前夫王庚作伴娘和伴郎，他认为，“若双方离婚再结婚时，旧夫妇能为新郎新娘作傧相，在悠扬的乐声里，新郎右顾，喜二女皆吾妻也，新娘左看，喜二男皆吾夫也。岂不更为美满而富有诗意！”

旧瓶新酒，浪漫得过头了，有人愿做这样的伴娘伴郎么？

举行婚礼时，徐志摩请老师梁启超证婚，梁启超对此桩新事并不感冒，之前就告诫徐志摩：“万不能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因为多情多感之人，所梦想的神圣境界是虚无缥缈的。后经朋友多次劝说，他才勉强答应去证婚。

陆小曼与徐志摩

梁启超的证婚词是这样的：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你见过这样的婚礼场景么？你对徐志摩了解多少？

蔡元培初到北大，校工们一早排队在门口迎接，恭恭敬敬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不顾径入的习惯，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向校工们深深回鞠了一躬。

33岁丧偶的蔡元培提出择偶五个条件，第一、女子须不裹足者；第二、女子须识字者；第三、男子不娶妾；第四、男死后女可再嫁；第五、夫妇如不合者，可离婚。

胡适经过长期考证，发现南朝陶弘景的真诰，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前无古人的大发现，欣喜之余逢人便说，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告诉他，七百年前朱熹就发现了。

康有为曾到长安，游玩某寺时，发现寺中有宋本佛藏，便向寺僧借口翻印，然后偷偷离开长安，刚走到潼关，即被人家追上索还。有人夜题其门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

章太炎在日本时，曾填写了一张户口调查表，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

以今人眼光审视逝去故事，镜古烛今，欢迎轻点右上角关注。

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是他最信任的笔杆子，号称“南京城里的第一支笔”，德高望重。

但陈布雷也有很多不痛快的时候，比如说，蒋介石经常对他起草的很多文章不满意，还要自己动手修改，一改就是好几处，陈布雷很不高兴，作为文人，他很是讨厌有人篡改他的作品。有一次竟吐槽道：“给没文化人的人写文章真是麻烦！”

最有意思的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引起了当时全社会的广泛反响。

蒋介石看到了这个文本之后，就把文章丢给了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文章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对陈布雷最近的文章不满意了。

陈布雷当时书生意气，脾气上来了，回嘴就是一句：“人家的文章可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当场起得吹胡子瞪眼，却也无可奈何，因为陈布雷说的也是实话。

1941年，沦陷后的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世人的血案。

徐翔荪，上海嘉定人，从小家境贫寒，只上了几年私塾，就进入药房学习做生意。因为比较勤俭节约，又善于学习，所以很快就升任药房的营业主任。之后，他又和另外两人一起，盘下了华美药房，当了经理。

到了民国12年，徐翔荪掌握大权，收购了另外两人的股份，让华美药业成为了他个人所有。药店的生意越做越好，徐翔荪也成了有钱人。

徐翔荪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开了一家医院，小女儿还在读书。大儿子名叫徐颂尧，小儿子名叫徐达泉。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这两个儿子的。

徐达泉喜欢出入风月场所，和舞女们打的火热。但是，他自己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全靠找家里要。徐翔荪虽然有钱，但是很节俭，一直对小儿子的行为很生气。徐达泉也知道，所以干脆不找父亲要钱，每次都找自己大哥要。

徐颂尧虽然有些钱，但也不愿意弟弟拿去浪费，于是，兄弟俩经常因为钱的问题争吵。吵多了吧，矛盾就升级了。

1941年的一天晚上，徐达泉又来到了店里的账房，找到哥哥要钱花。徐颂尧不想给他，于是两人由争吵变成了打架，打着打着，徐达泉忽然看到墙角有一把斧头，于是拎起来就砍向了哥哥。徐颂尧当场倒在了血泊之中，丧失理智的徐达泉又砍了几斧头，把哥哥当场砍死了。

事情发生以后，徐家人都蒙了。

弟弟砍死了哥哥，这该怎么办？如果报官，徐达泉必然要收到法律惩处，重了就是枪毙，轻了也要在监狱蹲上十几年，这样的话，徐家就有绝后的危险了！

好好地一个人死了，是要验尸的。他们知道不能秘密安葬，于是准备把尸体送到法租界的“同仁辅元堂验尸所”。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是法租界监管的。徐家花钱买通了经办人员，找了一个病死的乞丐尸体，换上西装，冒充徐颂尧，送进了验尸所。

因为花了钱，所以很顺利，尸检结果是“因病而死”。

当时的上海，有些人命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很正常的事情。按理来说，这个命案也是这样。

但是，当时的上海各类报纸非常多，记者们对于小道消息很敏感。有个记者就知道了这件事，觉得既然是因病而死，那应该死在医院啊，为什么还要拉到验尸所呢？

于是，他偷偷来到了验尸所一看，马上喊了出来：“这不是徐翔荪的儿子，这里面有问题！”

徐翔荪怎么说也是上海有钱人物，他的儿子大家也认识。记者这么认了出来，也正常。这时候很简单，只要花点钱，堵住记者的嘴就行了。

徐翔荪也是这么想的，他花钱了。但是，由于太“节俭”，只给了500元法币，还是好多记者一起分。

上海这么多记者，500法币怎么够分？拿到钱的也就不吭声了。没拿到钱的，不肯罢休，继续追查这件事情。

记者来到了“济华医院”，这是徐翔荪大女儿徐济华开的医院。徐济华面对记者的追问，没有选择花钱消灾，也没有和颜悦色，而且把记者骂了一顿。

本来拿点钱出来，记者不再追查，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既然你们徐家羞辱记者，那就不要怪新闻界发疯了。

很快，以平报为首，大量的报纸开始刊登新闻，直指徐家血案有问题，引发了全上海的关注。

这时候，事情就一发不可收了。

法租界当局的警务处，向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提起了公诉。

开棺验尸，伤痕累累，徐达泉没办法抵赖了。目前徐翔荪能做的，只有多花一笔钱，打通当时的法院，请求轻判。

花钱请来的律师，也是让徐达泉装作傻子，不说话就行。再贿赂法院，以凶手又精神疾病为由，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这波操作在当时很正常，只不过，当时社会上依然传言纷纷，觉得是重罪轻判。

但是，传言毕竟是传言，只要不出意外，过不了多久有了别的新闻，大家也就淡忘了。

当时，汪伪政权刚刚粉墨登场，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本以为自己是周佛海的亲信，能捞到个大官。谁知道只混了司法行政部部长，有职无权，憋屈死了。

这时候，他听说了这个案子。为了显示自己是个“清官”，为了捞个好名声，于是顺应民情，命令检察官向上级法院上诉。

当时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受理此案，院长是个溜须拍马的人物，看着这个案子是“司法行政部长”亲自过问的，于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徐翔荪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想要花钱贿赂，这个院长一本正经的拒绝了。他揣摩了部长的意思，觉得办好了，自己就能升职了。

于是，1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

徐翔荪赶紧抓住最后一次，向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院长名叫张韬，是个贪赃枉法的家伙，徐翔荪给点钱，自然就能改判。

但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就是“杠”上了，还在行政院会议上大力抨击最高法院受贿，罔顾民情。

闹到这个地步，没人敢出声了。

徐达泉被判了绞刑，各路记者云集，第二天就纷纷报道“三收三放”的绞刑实况。

这是清朝就延续下来的绞刑规矩，叫做“三收三放”，徐达泉，就是这么死的。

说到民国的逸闻趣事，自然少不了现在依然热度不减的那些民国大师们，本文章就说几则这些大师们的趣事，权当博君一乐了，一笑而过即可！

第一个先让我们的章太炎章大神来热热场子吧！

只能我骂——章太炎

章太炎是民国的一代国学宗师，自成一派，像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先生，黄侃先生，钱玄同先生都是他的学生。当然，人无完人章太炎有个臭毛病，特别喜欢嘲笑别人，就是对别人开口大骂也是常事。清德宗光绪皇帝，还有袁世凯都被章太炎戏虐过，蒋介石也被他骂过，关键是人家还资历老，没人敢动他啊！

他对孙中山也不客气，不管什么场合，张口就骂。关键是他骂的时候吧，别人还不能说话，不能反驳他更不能附和他。就算你反驳也反驳不过他，有一次啊，章太炎又上头了，又开始破口大骂孙中山，这时候他旁边一个人赶紧拍马屁说：“好，先生骂的太好了！”话音刚落，章太炎撸起袖子“啪”就给那人一耳光，然后大骂道：“你算什么个东西，总理是中国古今以来第一等的伟人，除了我之外，谁敢骂他一句试试？”

真香定律——沈从文

解放战争后期啊，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不是率众起义投诚于我军就是被我军打的不顾首尾，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弹指挥间即烟消云散，当时的文史界文人纷纷向我党进行靠拢，但是唯有沈从文对此嗤之以鼻。别人就去劝说沈从文，沈从文不仅嘲笑他们，还告诉他们，管好自己，不要管他的事！后来沈从文被打成了右派，在农场改造的时候表现的十分积极。

（沈从文先生晚年照）

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知道后就去看望沈从文，看到沈从文忙前忙后大汗淋漓的，就关心的对沈从文说：“先生啊，何必那么累，休息一会吧！”沈从文一扔锄头大声呵斥道：“要你管我啊？我还要入党呢！滚！”

三寸不烂之舌——辜鸿铭

话说当年的北大，有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呢？说来也好玩，胡适之先生每天西装革履梳着油头来给学生们教国学。而辜鸿铭先生整天穿着长袍马褂，后面还扎着一个小辫子来给学生们讲西洋学，还是一嘴的正宗伦敦腔。

（胡适之先生和辜鸿铭先生）

一次辜鸿铭先生在讲课的时候，他的下面的学生们讥笑辜鸿铭脑后的小辫子，辜鸿铭先生听了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啊！”顿时满堂鸦雀无声……

值得一提的是 辜鸿铭先生是第一个将《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的人。还给向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搞的伊藤博文十分迷糊。还与俄国著名的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以及政局的分析。

（年青时的托翁和晚年托翁）

印度的圣雄甘地称辜鸿铭先生为“最尊贵的中国人”。1915年的时候北大之父,蔡元培先生聘请辜鸿铭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要讲授英国文学。

（左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爱莫能助——泰戈尔

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来中国，大部分学界人士热情的接待了泰戈尔，其中就有徐志摩和林徽因。当时徐志摩喜欢林徽因，可是不好意思告诉林徽因，徐志摩就借这个机会请泰戈尔来给他说和一下，泰戈尔虽然想成人之美但是最后也无能为力，回印度之前幽默的泰戈尔留给了徐志摩一首小诗，诗中这样写到：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作者：民国史学者、专栏作家王凯

讲一个国民党高官吴稚晖的故事吧，这是我从民国名医陈存仁的书中读到的。

1940年代末，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上海居住，与沪上名医陈存仁有过交往。陈存仁眼里的吴稚晖生活简朴，不事张扬，没有政府高官的派头，像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

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这样描述：“两天三天稚老（吴稚晖）必定要到街头走走，一走之后，少则三里五里，多则十多里，东到杨树浦，南到城隍庙，西到曹家渡，北到横浜桥，一路走来，健步如飞，原来后面远远地还有两位护卫跟着，这两人虽然身强力壮，腿力却不及八十余岁的稚老，幸亏稚老有一种习惯，喜欢在街头买零食吃，如豆腐花、绿豆汤以及大饼油条之类，边走边吃，最后必定找到一家小茶馆，坐上一两个钟头，护卫人员到这时才能透一口气。”

吴稚晖习惯过平民生活，喜欢到处逛逛，和大家闲话家常。有一次在上海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和几个当地人谈笑，没有一点架子，人家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稚晖。最后有一位认出了他，说：“您莫非是党国要人吴稚老？”他摆了摆手：“无锡糟老头，面孔都是一个样的，你不要认错人。”那人也就不再追问。正是由于这些爱好，吴稚晖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掌握了许多上层人物不容易了解到的真实情况。

其实，当政者经常接接地气，多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对于国家、对于民众、对于自己，都是一件大好事。

太多了，随便说几件。

梁思成第一次去青楼，是胡适带去的。胡适还曾因为喝花酒喝醉了，和上海租界的安南巡捕打架，被关了一晚上。

徐志摩和金庸居然还有一点亲戚关系，金庸的母亲，是徐志摩父亲的堂妹，两个人是表兄弟关系。据金庸回忆，他还真见过徐志摩几次，还得到过他一本诗集，反而是同辈的族兄弟穆旦，他一次也没见过。金庸对徐志摩的评价貌似不高，有人认为云中鹤就是在黑徐志摩。

胡适的57岁生日和北大的50周年校庆是同一年，蒋介石亲自操办寿宴，席间央求胡大学士再去跑跑外援，被胡适拒绝了，他觉得这样的局面，他实在拉不下脸。蒋公当然很没有面子。

民国有一批养生粉，每天进补，盛宣怀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天固定要喝牛血和牛精，还有人乳，从盛宣怀的寿命看，效果不明显。

宋家三姐妹是民国名媛，但其中有两位都没有生育，宋庆龄据说是流产导致的不孕，宋美龄则可能是先天不孕。两个人还分别有一个视同己出的晚生后辈。宋庆龄是干儿子廖承志，廖承志是民国元老廖仲恺的儿子，据资中筠回忆，时局最紧张的时候，只有廖承志能见到宋庆龄。宋美龄则是大姐宋霭龄的大儿子孔令侃，她喜欢孔令侃到什么程度，后面会讲到。

1946年，国民政府光复上海的时候，接连发生了多起针对政商大亨的绑架案，其中最大的是对纺织大王荣德生的绑架案。当时70岁的荣德生，在上班的路上，被三个绑匪强行拉上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最后以50万美元赎金，打点花费60多万美元的代价被放了回来。后来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破了这个案子，抓了15个人，枪毙了8个，荣德生还亲自登门拜谢他。事后据有关人士回忆，这起案子本来就是毛森的策划。

1948年，蒋经国受命去上海强制收缴外汇、黄金储备，打击发国难财的投机大户，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听着是不是很熟悉？当时他决心很大，连杜月笙的儿子都拿下了，杜月笙提议他去动一动扬子公司的老总，这人他也敢动，那就可以树立绝对的威望，上海的政经格局就能够稳定。

扬子公司的老总正是孔令侃，结果孔令侃找到宋美龄，宋美龄调解不成，又搬来蒋介石，蒋介石把蒋经国痛骂了一顿，要求他把已经清点过的扬子公司资产统统换回去，经过这一次，蒋经国在上海改革的威望一落千丈，上海立刻动荡起来，直接导致了金圆券改革的失败。

能传出逸事的，必是妙人。

为了学生殴斗事件，安大校长刘文典对黄埔校长大不敬。

蒋校长：我不办你，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校长：别闹了，我和总理革命的时候，很多人都还是液体！

蒋校长：你这是学阀！

刘校长：你这是军阀！

当然，还有小道消息说是两位校长现场互踹过，蒋校长吃了大亏。

刘校长后来到了西南联大当教授，对某次教授评薪很有感悟：

陈寅恪教授，的确该拿四百，我对他是十二万分的佩服。

与他相比，我拿四十都很不好意思呢。

朱自清？哦，他可以拿到四块。

什么？沈从文？可惜我说了不算，我说了算的话，我四毛也不给！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评教授？他要是成了教授？我，我岂不是成了太上教授？

有天重庆拉响了空袭警报，刘文典教授若有所思的跟着人流涌向防空洞。

还没进洞口，他发现了跑在身边的沈从文，这家伙跑的还挺快，比他刘文典还快。

刘文典气的边跑边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我跑的块，是因为我要是死了，就没人给学生们讲《庄子》了，我是为学生们、为庄子而跑，你沈从文会个屁，你跑那么快做什么？

刘文典每次在课堂上讲庄子前，例行对学生们做开场白：

庄子嘛，我是不太懂。

停顿一下后，笑了笑。

我要是算不懂的话，别人就更不懂了！

这话的语气，就有点梁启超的感觉了。

据说梁启超每年新学期要给学生们讲第一堂课前，也会先对学生们客气一下：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然后，略作停顿，看大家在下面小声议论，过了一会，脸上浮现微笑，目光盯着天花板：“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说起刘文典的“侮辱”，沈从文另有话说。

这话其实是说给一位西方汉学家的，当时人家问沈从文：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短短几年时间，却培育出那么多人才，甚至都远超过抗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涌现的人才之总和？

沈从文只告诉了他两个字：

“自由。”

说起自由，有一只鸡也有话说。

陶行知有次上课时带了一只大公鸡，放在讲台上，然后捏出一把米，摁着鸡脑袋让它吃，鸡愤怒至极，坚决不吃。

陶行知微微一笑，把摁住鸡脑袋的手松开了。

鸡看到了面前的米，开始啄食。

陶行知跟学生们说：

看，只有给它自由，而不是填鸭，它才能吃进去东西，教育也是这样。

说起教育，一位英国教育工作者很羞愧。

辜鸿铭在北大任教时，一位新聘请的英国老师刚来办公室报道，他是教西方文学的，他见到头戴瓜皮小帽的辜鸿铭在办公室角落的椅子上打呼噜，很是哭笑不得，问其他人，这位是干嘛的？

他说的话惊醒了辜鸿铭，辜鸿铭很不开森，用英语问他：您是教什么课程的？

当听说是西方文学后，辜鸿铭赶紧十分尊重的改用拉丁语致意。

所有在场的老师开始看英国佬的笑话。

可怜的英国老师开始磕磕绊绊。

辜鸿铭语重心长地教育他：教西方文学，不精通拉丁语，是相当说不过去的呢。

民国逸事太多太多，这里只说一件，袁世凯误入烟花巷，走投无路之际得遇贵人相助，从此浪子回头。

袁世凯的生父是袁保中，从小过继给了三叔袁保庆。虽是养父，但袁保庆对袁世凯备加疼爱，一心想把他培养成文武兼备之才，所以，就为他聘请了文武双全的业师王雁臣。袁世凯自幼生活优裕，偏偏不爱读书，专爱舞枪弄棒。王雁臣眼看袁世凯不是读书种子，在儒道上再用心传授也是枉费心思，只能教习袁世凯练练刀剑拳脚等武功。

孰料，袁保庆刚满48岁，便撒手人寰。当时，袁世凯只有11岁，跟随送丧队伍，扶着养父的灵柩，一路哀嚎，从南京奔回河南项城，在老家的祖坟地里安葬了养父。袁家兄弟对袁世凯视为己出，叔父袁保恒接养袁世凯，把他带到北京读书。在北京的四年时间里，袁世凯已经懂事，为了不负父辈的期望，开始用心读书，立志考取一个功名。无奈天资不足，时运不济，袁世凯绞尽脑汁，也没能考取举人。

无可奈何之际，袁世凯知难而退，弃学而去，南下上海寻访业师王雁臣，希望能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这一去不要紧，袁世凯一头扎进上海十里洋场，坠入烟花巷再也不能自拔。他少不更事，嫖娼宿妓一掷千金，很快就把随身所带的银两花得精光。情急之中，就用随身携带祖传古董抵押嫖资。他当的宝贝是叔祖袁甲三传下来的两个玛瑙鼻烟壶，市场价值至少2000多元，由于急需用钱，只得500元就出手了。

说来也巧，买主陆巡道竟与袁世凯的业师王雁臣相熟，陆巡道拿出鼻烟壶请王雁臣鉴赏，王雁臣一眼就认出是袁家的宝物。他便追问此物的历，很快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王雁臣在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任会审员（谳员），负责审判各类华洋混合案件。他一向敬重袁氏兄弟，且对袁保庆怀有知遇之恩，接下来很快找到了袁世凯。一番严辞斥责之后，还拿钱赎回了两个鼻烟壶，还给袁世凯。

随后，王雁臣亲笔书写一封举荐信，交给袁世凯，让他带着去山东登州投靠吴长庆。从1882年开始，袁世凯就追随吴长庆，奔赴朝鲜，很快就在军中崭露了头角。从此以后，袁世凯平步青云，步步登高，最终成为清朝的军政重臣。

蒋介石奇闻轶事。老蒋一生都是谜，直到死也是如此。有谁能说他只是死于衰老，没有政治上接连失败原因?其死后留下份充滿疑窦、有人认为无效遗嘱。离奇的是蒋棺材里到底放了几本书、哪些书，至今仍是个谜。

上世纪70年代，蒋介石疾病缠身，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去医院途中又发生车祸，发烧持续不退。蒋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便口授遗嘱，安排后事。

: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時，台湾蒋政权昔日的友邦盟国纷纷与之断交。

此时的老蒋，则已风烛残年，雪上加霜，死神步步逼近。虽85高龄仍不愿退出历史舞台。72年他与副总统严家淦宣誓就职都已显露端倪。不知何原因，正实况转播时，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大哥不好了…"的汉字对白字幕。

正如清末宣统帝登基时，摄政王载淳哄骗3岁宝贝儿子说“快了!快了!快完了!“预示清王朝将寿终正寝一样。这不祥征兆，使蒋本人也预感到什么，直说:“触霉头!触霉头!"上苍有眼，蒋气数己尽。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这是中国人祭祖扫墓、悼念亡灵的日子。病入膏肓的蒋介石未能逃过这一劫。

据说，4月5日早晨，台湾晴空万里，但到蒋去世时，台北上空却正好雷雨交加，大雨倾盆。台湾民间传说，蒋之灵魂乘风雷升空，应天主之召而去。让人联想引发巧合话题。

然而歌颂也罢，诅咒也好，蒋介石死于清明节，亦预示着一个时代结束了。

::

要说民国逸事，那就太多了。

袁世凯：这哥们吃补药，吃了一辈子。

据说，从20岁起，看见人参、鹿茸这类大补的东西，抓起来就往嘴里塞。由于热性太重，经常导致便秘，毒素排不出去，最后尿毒症去世。

袁克文：堂堂大总统的二公子。

袁公子不好好在北京做银枪小霸王，非要去上海混黑帮。他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画，喜好诗词歌赋。去世后的碑文写道：才华横溢君薄命，一世英明是鬼雄。

马继援：民国最年轻的少将

马继援是青海王马步芳的长子，这位小哥哥13岁就成为了青海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21岁升为少将副军长，22岁晋升少将军长，后来活到90岁。

这才是人生赢家。

梁启超和杨度：为了抢妓女，争锋吃醋。

那一年，天津有一个名妓叫花云仙。开始是梁启超的女朋友，不曾想，杨度也爱上了她。注意，是爱上。杨度先后在花云仙身上花了2万块，终于没什么钱了，花云仙从此就与杨度分手，并且与梁启超绝交。杨度自嘲说：“我头不必看，惟有绿气耳。”

梁启超：每次讲课的开篇，互相矛盾。

梁启超每次上课前，第一句话就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紧接着第二句话来了：“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梁任公你说清楚！

陈寅恪：教授中的教授，公子中的公子

陈寅恪先生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父亲是诗人陈三立，所以人称“公子中的公子。”由于学问高深，能够引经据典，经常吸引高校的教授也来听他讲课，所以叫“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讲课前有句名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书里有的我不讲，我之前讲过的不会再讲，我只讲从没有人讲过的。“

可见其学问深厚，人“三百年来学问最高深的人。”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说说梅兰芳去美国演出的趣事。

梅兰芳从没到过白人为主流的国家，他之前只去过日本，而日本和中国差别并不太大，梅兰芳一行人在日本总体还是适应的。

到了美国，就和在中国完全不同了。

因为文化习俗上的差异，梅兰芳他们在美国期间闹出不少笑话来。

在开往纽约的火车上的一次午餐，梅兰芳等4人围坐一桌。

白人侍者问﹕诸位先生，吃什么菜？

梅兰芳看不懂英文的菜单，就说：我吃牛排吧。

其余几个人也不知道如何点菜，也赶忙说：那么我们都要一样的，岂不省事 ，不用再点菜了！

谁知4份分量超足的牛排端上来，就将偌大的桌面完全摆满了。

原来美国牛排跟中国牛排不同。

上海人北平人吃的牛排，一般是很小的一块。

因为中国人以吃素为主，一次吃不了这么多的肉，吃这样一块也绝对可以饱了。

而美国人饮食是吃肉为主，他们在当时做一份牛排要用一磅半生肉（约0.7公斤）。

梅兰芳他们这些京剧演员，平时为了控制身段一般不怎么吃肉。在中国的时候，梅兰芳怕是一二周也吃不到二两肉。

见4块巨大的牛排端上桌，梅兰芳四个人面面相觑。

梅最后说﹕这简直是动物园里喂老虎的东西了。

其他3个人都哈哈大笑， 结果4人总共只吃光了一份，其余3份都剩下了。

在纽约演的最后一场也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最后谢幕时有老外观众提出，今后不再有机会看梅兰芳演戏了﹐是不是能让大家跟梅兰芳握握手，表示他们对梅的告别？

梅兰芳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就痛快的答应了！

于是，他们在台上摆了两张桌子，梅兰芳在桌子里面，观众排着队上台来，从桌子外面一次走过走，边走边与梅兰芳握手。

本来以为这几百名观众，最多握个20,30分钟就应该结束了。可是握手持续几十分钟，却不见观众减少，还是有许多人挤在那里排队。

梅兰芳他们很纳闷，认真的观察后才发现：原来是很多老外握过一次手，立刻下去继续排队，又上来握一次。

此次虽然受到如此轰动，不过梅兰芳的美国之行却并没有丰厚的收入，甚至还亏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