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中，诗文以阳春白雪的高贵姿态与政治密切相连，小说、戏曲等俗鄙文学样式应是为民间传唱的内容。然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制定了压抑通俗文学、发展雅正文学的政策，但却免不了统治阶级内部出于享乐消遣的需要，打破规则，如明宪宗“好听杂居及散词”；明武宗“好听新剧、看小说”；明神宗“好览《水浒传》”等，这些君王大臣对俗文学的喜爱，为俗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也促进了文学逐步走出政治服务的困境，开始面向普通市民，彰显个性和人欲。其中以《三言》（明代冯梦龙纂辑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著作，标志着明代短篇白话小说到达了高峰，代表了明代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成为古今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本文认为，《三言》之所以成为明代文学的不朽之作，是因为它打破了阶级束缚，倡导了婚恋自主、男女平等，抨击了贪官污吏、拉近官民距离。
打破阶级束缚，官民平等成为《
三言》主题
明代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化的形成，为明代小说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内容题材和读者群体。明初时，统治者将手工业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明中期，以手工业为代表的工商业者开始活跃起来，南北大运河的贯通加强了城市间的贸易，海禁的解除促使海外贸易不断发展，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促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商人与文人士子之间的交往逐渐频繁，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形态。在《三言》中，作者冯梦龙也改变了对商人的态度，他们以正面的主人公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八老在考试不中，入仕受挫时与妻子商议说：
“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
杨八老而立之年选择去南方经商，告知妻子的时候，妻子说：“杨八老正是壮年，小孩儿已经长大了，我一人就能照顾，你不用过于担心家里的事情，既然决定了就赶紧收拾行李，不必迟疑”。唐宋时主张学而优则仕，到了明代商人地位得到肯定，《三言》中恰恰彰显了在明代的社会风貌。再如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主人公蒋兴哥从小跟随父亲做客，17岁时，父亲去世，蒋兴哥守孝结束后，与一女子结婚后便独自去广东做客，小说中描述了许多商人讨价还价的场景，也记录了商人之间诚实守信、待人厚道的性格品质，更在言语中流露出对商人地位的肯定，如：
常言道，一品官，二品客。
简短的三句话，便折射出明代工商业的发达，商人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员，这无疑打破了官民之间的壁垒，解脱了阶级的束缚。
冯梦龙的《三言》以商人为主人公，展示他们在从商过程中的艰辛与勤劳，冒险与奋进，这无不打破了唐宋时期“以官阶比地位”的思潮、“重农抑商”的政策，而是立足社会平等的思想，表达对不同阶层人的肯定，为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倡导婚恋自由、男女平等，突破封建婚姻的枷锁
明代的思想文化十分活跃，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为主的社会思潮与禅宗思想融合一起，冲破了宋代的“程朱理学”，促进了人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王阳明认为“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而禅宗大师认为“率性之谓道，率情之为倒”，意在强调人应该抒发内心的七情六欲，而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也突出人性精神，强调自我价值的觉醒，特别是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小说，多用通俗化的语言，真实的表达了明代时期，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的大胆。
以《三言》为代表的短篇白话小说，也以男女情爱为主题，打上了明朝的时代烙印，其中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取材于元代戏曲《西厢记》，同是描写青年男女私定终身的事情，却一改《西厢记》圆满的大结局，使二人的婚姻大事闹到法庭之上，状告张浩及父母，要求法庭“礼顺人情”，这篇小说在描写莺莺状告张浩违背誓言、父母媒妁许婚时，极为细致的描写了莺莺状告的缘由：
昔文君心喜司马，贾午志慕韩寿，此二女皆有私奔之名，而不受无媒之谤。盖所归得人，青史标其令德，注在篇章，使后人继其所为，免委身于佣俗。妾于前岁慕西邻张浩才名，已私许之偕老。言约已定，誓不变更。今张浩忽背前约，使妾呼天叩地，无所告投！切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若非判府龙图明断，孤寡终身何恃！为此冒耻渎尊，幸望台慈，特赐予决。谨状！
小说中，莺莺说，古代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西晋贾午爱慕韩寿，二人都是私定终身，白头到老，按照当今的律法，都应该有私奔的罪名，可是他们却没有因为媒妁之言的缘故被制裁，如今我莺莺因爱慕张浩的才华，我俩情投意合私情终身，现在因为父母的命令，拆散我们二人，我现在真的是孤独无望，如果今天的官府不能明断是非，我将孤独终老，所以我只能怀着愧疚之心状告父母，希望能够得到公平的裁决。小说的结局，也使二人“遂成夫妇，偕老百年”。此外，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小说中，也均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站在包办婚姻的对立面寻求社会的认可；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文中杜十娘在遭受孙富的羞辱后以“千金万两丢入大海，捍卫自己爱情理想和人格尊严”，而不是遵守女性的三从四德博得男性的可怜，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些小说主题，使《三言》以开放的思想，体现时代的特色。
明代冯梦龙的《三言》大量描写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主张“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抨击了封建社会男权为主的传统观念，这是对“人情”的尊重，更体现了对“男女平等”思想的肯定。
抨击贪官污吏、拉近官民距离，促进文学艺术世俗化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唐代白居易以卖炭翁观刈麦卖花等诗歌来反映民生疾苦、贪官污吏的恶劣行为，有元代关汉卿《窦娥冤》《救风尘》等戏曲反映政治黑暗、官员贪污受贿成风。而明代的小说更是继承了前人的艺术创作方式，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文学的内容，以《三言》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不仅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政治的黑暗，也体现了官吏的清廉，赞美了官吏越来越走下神坛，往市民化、平民化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小说体裁的人文色彩、世俗艺术。如《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描述了一位79岁的太守娶了贫民家的女儿梅氏，生下一个儿子，太守死前将财产都留给了嫡长子，而与梅氏的儿子仅分到了一幅画儿，并留下遗言说：
“等得贤明有司来，可将此图前去诉理，求其细细推详，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
可太守刚死，梅氏母子便被赶出太守府，此时梅氏的儿子拿着这幅画，只见画中的太守抱着一个婴儿，手指地下，便找人来看画儿的内涵，此时得知滕知县贤明善德，就去求他断案，滕知县看了这幅画之后说：
家中旧屋地下埋有留给你的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
滕知县在读懂了这幅画之后，虽然帮助梅氏渡过灾难，但是看到这么多钱，也心生垂涎，亦神亦鬼的说“右壁有一坛金子，太守说要送我作酬谢之意”，于是梅氏母子便把这坛金子私吞了。这篇小说中，滕知县断案可以称得上是尽职尽责、为民请命，可是看见钱财万贯时，也不忍起了私心，白白落了千两黄金，小说不仅称赞了滕知县的精明公正，也批判了他做官时的贪婪
无餍。此外，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也展现了官吏在为民做事时的糊涂无情，但是无情中却促成了喜剧的结尾，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受到市民的称赞。所以冯梦龙的《三言》中所刻画的官吏，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情残暴，更多的是以一种亲民、热情的姿态站在小说的主人公地位，受到了明代市民的拥护，彰显了明代官场的变化，体现时代进步。
冯梦龙的短篇小说《三言》中，一方面抨击了官吏的昏庸贪污，写出他们身上背负着的黑暗色彩，另一方面也略显光明之意，以心系百姓、爱民如子的官吏形象，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将官场的判决之事，搬进文学体裁，扩大了文学的内容，促进了文学发展的世俗化倾向。
结语
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思想的熏陶，生长于商业经济繁荣的苏州，后又接受了王学左派思潮，使得他在通俗文学方面获得极大的成就。以《三言》为代表的短篇白话小说，更是体现了极致细腻的描写人情世态、彰显悲欢离合之意的艺术手法，被后人评价为“《三言》标志着古代白话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这部小说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与小说所表达的内容主题不无关联。《三言》打破了官商束缚，肯定了职业平等的价值观念，冲破了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繁荣奠定基础；《三言》倡导青年男女婚恋自由，倡导男女平等，打破了古代女子“妻为夫纲”的伦理观念，彰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不失为一种进步思潮；此外，《三言》中消解了自古以来官民的矛盾，以亲民的官吏形象打通了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壁垒，促进了社会政治氛围走向和睦。总之《三言》立足于普通社会中的繁琐之事，极力刻画了人情社会中的点点滴滴，将一个个简单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又夹杂着一些时代风尚，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推向高峰。
作者：蔡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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