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书店买这本《鲁迅杂文精选》……
关于元明清的论文
[作品]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别题《三宝开港西洋记》,简称《西洋记》。全书一百回。叙写明初郑和、王景弘等人下西洋通使三十余国事,并穿插了许多神魔故事和奇事异闻。此书虽不及《三国》、《水浒》、《西游》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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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雇尽?---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奶岢隽搜�剩菏侵泄�私�ニ樟��故撬樟�秩肓酥泄�柯逞讣捌湟换锏幕卮鹗牵褐泄���艿酃�饕宓乃羰苟��ニ樟�>��庖豢佳椋�逞傅牧⒊∈呛苊飨缘牧恕?/span>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嗡嗡
1、明代:要比较清晰地描述明代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变,分文言小说、白话短篇小说、白话长篇小说三条路线比较方便。
明初文言小说中最具小说风采的传奇类小说一度恢复生机,出现了瞿佑的剪灯夜话,并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合称“三灯”)、花影集等作品,但此后又冷落下去,直到明中叶以后思想界文化界掀起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浪漫思潮,才又稍微振作,出现了九龠别集、《情史类略》、《艳异编》等或创或编的传奇作品集。此外尚有一些单篇佳作,如中山狼传等。志怪小说、轶事类小说、笑话也小有成就。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成就十分突出,达到这种文体的最佳状态,“三言二拍”成为古代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代表,冯梦龙和凌蒙初也成为古代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家。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各代表了一种小说类型,也就规划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基本格局。
2、清朝:清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流派形成,类型齐全,质量上乘,个性鲜明,与明代小说承中有变,以《红楼梦》为代表的若干优秀杰作,攀上了中国古典小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令后世至今还难企及。
晨曦如我
唐代建立者一视华夷的心态,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李氏为鲜卑化的汉人。这个家族不仅有着鲜卑血统,而且长期居住北边,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北朝汉胡文化的融合,在唐代加速了进程。唐代统治集团的这种思想倾向,安史之乱以后有所改变,严华夷之防的思想,在韩愈的维护道统的主张之后,有所抬头。但是道统论的提倡,对于宋以后的正统思想的重新主导思想领域和内敛心态的形成,可能起先导作用,而对于中唐以后的整个社会生活,却并无实际的影响。中外文化的交融并未稍衰。整个唐代,广泛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文学艺术到生活趣味、风俗习惯,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由于大量外族移民入住,商族往来,宗教的传播,西域各族、各国的生活习俗、文化也广泛的影响着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会、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以及像广州这样的海上交通重要城市。这些地区,从饮食、衣着、乐舞到生活趣味,均杂取中西。唐人婚俗,也颇受北朝鲜卑婚俗的影响。敦煌发现的写本书仪残卷,记载唐代民间婚礼的主要仪式在女家举行。这都是与中原固有习俗不同的。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唐代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男女较为平等。妇女在行为上也较不受约束。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这种较为开放的风气,对于文学题材的拓广,文学趣味、文学风格的多样化,都有重要的意义。
唐代士人对人生普遍持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态度。国力日渐强大,为士人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道路。唐人入仕,较之前代有更多途径。开科取士,唐沿隋旧,而更加发展成熟。唐代开科,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秀才、明经等12科,其中明经又分为七;制举的确切数目已难了解,但据唐宋人的记载,当有八九十种之多。科举之外,尚有多种入仕途径,如入地方节镇幕府等。入仕的多途径,为寒门士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一批较接近广阔社会生活的寒门士人进入文坛,使文学离开宫廷的狭窄圈子,走向市井,走向关山与塞漠,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中的不少人,自信与狂傲,往往集于一身。旧唐书·王翰传说王翰“神气豪迈,……发言立意,自比王侯”。陈子昂也有同样的气概:“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良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 (答洛阳主人李白更是这样一位自视甚高的人,他自比管、葛、吕望、谢安,要立盖世之功,然后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兔何足言”(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高适、岑参、王昌龄、祖咏等,无不如此。“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骐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碛山西馆)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而自比稷、契。唐代士人功名心特重,安史乱后,虽有所变化,渐至晚唐而渐见纤弱,但积极入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反映到文学上来,便是文学(特别是诗)中的昂扬情调。
唐初设立史馆,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史。后又以太宗御撰的名义修晋书和以私修官审的形式修《南史》和北史。八史的修撰,提供了丰富的修史经验,不久便有刘知几的《史通》出来,广泛地论述史学问题,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与文学潮流的发展同步。初唐的文学潮流,逐步的向着反伪饰、求真情的方向发展,并从此一步步地摆脱南朝文风的影响。史学上的求实与文学上的求真,同是崇实思潮的产物。史家对于文学问题的论述,更直接影响着文学的走向,如隋书·文学传论、北齐书·文苑传赞、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和各史中的作家传、传论中精彩的文学见解,与初唐诗风朝着合南北文学之两长,旨深、调远、辞巧,声律风骨兼备的方向发展不无关系。
唐代绘画、书法、雕塑的繁荣,也影响到文学。我国书法,至晋而风韵标举,臻于化境。此后北朝雄健而南朝俊秀,至隋而渐合南北之两长,然法未大变。唐人始大变法度。初唐书法名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孙过庭诸人,如群星汇聚,形成我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他们虽仍以二王为法,但已渐趋求变。颜真卿出,一变晋人之神韵入于法度之中,结体端庄,用笔厚重,而遒丽自在其中,终于拓展了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条新途径。最能传神地体现唐代士人昂扬精神风貌的,是张旭和情素草书,两人均每于醉后走笔狂书,龙蛇游走而莫测其神妙。贺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外,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能到” (窦蒙述书赋)。书法中的这种自由纵恣的气象,与盛唐诗人、特别是李白歌诗的精神风貌,甚为相似。唐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期绘画已分科。人物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肪、韩滉等。吴道子也擅长山水画,而韩滉也以画牛驰名后世。山水画家如李思训、王维、张璪、郑虔等人,都是我国绘画史上名声喧赫的人物。花鸟动物画家如曹霸、韩干、韦偃的马,边鸾的花鸟,也都名盛一时。唐代壁画最盛,画于宅院、寺庙、道观、殿宇、公庭、驿廨。吴道子一生,对壁画贡献至巨。他画在两都寺观墙壁的就有四百馀间。当时画壁画者不仅有绘画名家,也有工匠,且数量巨大。武宗灭法时,天下寺庙、招提、兰若四万四千馀所,多有壁画,而毁于灭法之中;残存者数量仍甚可观,仅成都大圣慈寺96院,至宋代尚存有壁画8524间。唐代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还可从各地现今遗存的佛教壁画和佛教造像中看到。书法、绘画、雕塑的高度成就,也影响着文学,我们从唐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唐人咏画、题画诗,《全唐诗》中著录有189首。许多重要诗人如李白、杜甫、王昌龄、岑参、高适、王维都有题画、咏画诗。
漫游名山大川,除了山水游赏之外,可能还与神仙道教信仰有关。“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唐代的不少重要士人,都有神仙信仰。名山访道,成为一种时尚。这种风气也在唐诗中留下了印记。
漫游的又一重要去处是边塞。边塞诗是唐诗的一个重要题材。唐人写边塞诗,不一定到过边塞。但优秀的边塞诗,则多是到过边塞的诗人的作品。到过边塞的诗人,一是入节镇幕府;一是边塞漫游。前者如高适、岑参、李益;后者如王昌龄,以及李白、王之涣等人。边塞漫游为唐诗带来慷慨壮大的气势情调和壮美的境界。
漫游还有一个去处,是通都大邑,如长安、洛阳、扬州、金陵等地。这是当时最为繁华的都市。歌吹宴饮,任侠使气,干谒投赠,结交友朋。这也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题材,丰富了唐文学的表现领域。
唐代士人入仕的途径很多,科举之外,入幕是一重要途径。不少士人,都有过幕府生活的经历,王翰、高适、王维、李白、岑参、杜甫、萧颖士、李华、梁肃、元结都曾在幕府生活过。中唐以后,入幕更是许多士人的主要仕途经历。杜牧在幕府十年,这段时间的生活,成了他一生忆念的内容,深深地渗入到他的诗中。李商隐的仕途,主要就在幕府,据不完全统计,中唐以后,曾入幕的重要作家,为数当在70人以上。幕府宴饮,乐伎唱诗,唱和送别,戎幕闲谈,对于诗的创作和词的产生,对于小说的发展,都有影响。
唐人生活中另一对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就是读书山林的风气。唐代的一些士人,在入仕之前,或隐居山林,或寄宿寺庙、道观以读书。陈子昂曾读书于金华山的玉京观;李白出夔门之前,隐于大匡山读书;岑参十五隐于嵩阳;刘长卿少曾读书嵩山;曾读书嵩山的,还有孟郊、崔曙、张谓、张諲等;颜真卿未仕时,读书讲学常在福山;李端、杜牧、温庭筠、杜荀鹤、李中都曾读书庐山;阎防、薛据、许稷曾读书于终南山;徐商读书中条山中;符载等数人读书青城山;李绅读书于无锡惠山寺;等等。唐代寒门士人得以应举,他们读书的一条途径,就是寺庙、道观。唐代寺庙经济发达,可为贫寒的士人提供免费的膳食与住宿。且又藏书丰富,为士人读书提供方便。读书山中,不仅读经史,也作诗赋。山林的清幽环境,对于士人情趣的陶冶,审美趣味的走向,都会有影响。读书山林又往往在青年时期,这种影响,常常随其终身,在他们的诗中反映出来。唐诗中那种清幽明秀格调,与此有关。
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文人的贬谪生活,也丰富了唐文学,使唐文学从生活面到情调意境,都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面貌。文人贬谪而形诸歌吟,自屈原而后,历代不断;但唐前未见有唐人如此多而且如此好的贬谪作品。李白贬夜郎途中,王昌龄龙标之贬,刘长卿的两次贬谪,都有很好的诗。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凄楚忧伤,和对于生命的执著,对于理想的追求,构成了贬谪文学丰富多样的内涵。这样丰富多样的内涵,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元和诗人的贬谪作品。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诸人都有这方面非常优秀的作品。
漫游、读书山林、入幕与贬谪生活,从不同的层面丰富了唐文学的内涵,构成了唐文学多彩的情思格调。
唐代儒、释、道的融合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道家、道教对文学的影响
唐代近三百年间,思想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唐初修五经正义,已含有统一儒学解释权之意。从立国之本说,儒学是基础。而在思想领域,则是儒、释、道并存。唐王室以老子为祖先,庄子、列子、文子都被封为真人。《老子》、《庄子》、《列子》、《文子》被列为经,开元年间更设道举科,四子列入考试科目。太宗支持玄奘译经,玄宗既亲注《孝经》,又亲注《道德经》和《金刚经》,颁行天下,这都是兼取三家思想的明证。三家都卷入政争之中,政治地位时有起伏,而思想地位则始终平等。儒、释、道思想的交融,可以说是唐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在政权运作(如法律依据、社会结构与社会伦理等)方面,在人材选拔与使用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士人入仕,致君尧舜,建功立业,持儒家入世的进取的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则就时时杂入释、道。这些方面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唐文学的发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经深深契入中国文化之中。佛教对于唐文学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反映到作品中来。唐代的很多作家,如王绩、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孟浩然、王维、岑参、常建、李颀、杜甫、李白、韦应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贺、许浑、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吴融、黄滔、韩偓、杜荀鹤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响的印记。有的在诗中直接讲佛理,如“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始觉浮生无住著,顿令心地欲昄依”(李颀宿莹公禅房闻梵)。“有起皆有灭,无暌不暂同”(白居易观幻)。有的表现的是一种禅趣,一点禅机,如“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禅宗讲体的自性,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藉着具体的物象,来表现难以言传的一点禅机。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影响,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它给唐诗带来一种新的品质。唐诗中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佛教对于唐文学的积极的影响。
佛教对唐文学的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唐代出现了大量的诗僧。清人编《全唐诗》,收僧人诗作者113人,诗2783首。这些僧人的诗,有佛教义理诗、劝善诗、偈颂,但更多的是一般篇咏,如游历、与士人交往、赠答等等。僧诗中较为重要的有王梵志诗、寒山诗。王梵志诗今存390首,似非出于一人之手。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多底层的贫困与不幸;表现佛教思想的,大体劝人为善。语言通俗,当时似广泛流传民间。寒山诗包括世俗生活的描写、求仙学道和佛教内容。其中表现禅机禅趣的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僧诗外,士人与佛教的广泛联系,与僧人的广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诗中。《全唐诗》中有此类诗2273首,二者相加,占《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十点三。就是说,十首唐诗中就有一首与佛教有关。
佛教在唐代的广泛影响。直接拓广了文学的体裁。俗讲与变文,就是这时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在便于讲唱,内容为佛经,而形式则与当时的民间说话一样,带着通俗文学的性质。
道家和道教对唐文学也产生广泛的影响。道家思想对于唐代文人来说,主要是使他们返归自然,生一份对于自然的亲和力。唐人写了许多以《逍遥游》为母题的赋,但都把大鹏作为抒发壮伟气概、表现巨大抱负的形象。他们离开了庄子物我两忘、万物齐一的根本精神,于无为中求有为,从无为走向进取。道教对于唐人人生信仰的影响更大些。这主要表现在神仙思想的影响上,唐代作家如王勃、卢照邻、陈子昂、宋之问、张九龄、李颀、王昌龄、岑参、白居易、李商隐等人,都有神仙信仰。唐诗里有许多神仙世界的描写,李白笔下的泰山、天姥山、莲花山的神仙幻境,李贺笔下五彩斑斓的神仙世界,李商隐笔下的圣女、嫦娥、龙宫贝阙的形象,都是道教影响的显例。连以写实著称的白居易,也在《长恨歌》的结尾幻想了一个神仙世界。神仙思想还极大地丰富了唐传奇的想象力,使其情节更富于浪漫色彩。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只是成分多少,或隐或显的问题。儒家思想的影响,给唐文学带来了进取的精神,佛教的影响丰富了唐诗的心境表现,道教的影响则丰富了唐诗的想象。对于唐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积极的作用。
唐代文学的繁荣 唐诗的发展轨迹 唐代散文的文体文风革新新文体的出现与繁荣 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唐代是这样一个朝代:它曾经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一百多年的开拓发展,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思想的兼容并包,文化上的中外融合,创造了对文化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盛世造就的士人的进取精神、开阔胸怀、恢宏气度,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创造力,也给文学带来了昂扬的精神风貌,创造了被后代一再称道的盛唐气象。同时,它也经历过安史之乱这样一场空前战祸,在士人面前展开了杀戳破坏、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大繁荣与大破坏都经历过了,然后是力图中兴而始终未能的振作。这样丰富的生活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多样多彩的生活,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丰厚的土壤,为文学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题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给了他们激情,让他们不得不歌吟。
但这只是唐文学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文学发展自身说,唐文学的繁荣乃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它的艺术特质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它已经朝着独立成科的道路迅速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它逐步与学术分离,淡化它的政教之用的功利目的,自觉地追求审美。自内容言,重个人情怀的抒发,无论是表现玄理还是抒情,都是为了抒发个人情怀,发展到极端时,甚至由抒情走向娱乐。自形式言,辞采声律之美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创作过程的体认,包括对于想象、灵感、言意、形神的感知与把握,都已经有了惊人的进展。骈体文把散文美的形式推向极致,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弱点。诗歌的声律形式已具雏形,将要影响我国千馀年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已经呼之欲出。表现领域的扩大和表现技巧的丰富,促进了文章体裁(文类)的变化与扩展。原有的多种文体的写作目的与写作规范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仅刘勰《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就有81种,虽然其中包含有大量应用文体,并不属于文学的范围,但文学体裁的多样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都说明,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为我国文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作好了一切准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唐人迎来了一个诗的辉煌时代,吸取了骈文的成就,摒弃了它的弱点,进行了文体文风改革。从文学发展自身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没有唐文学的繁荣。
唐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文、小说、词的全面发展上。诗的发展最早,在唐文学中也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当诗发展到它的高峰时,散文开始了它的文体文风改革。就文体文风改革的规模和影响说,前此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它相比。小说也开始走向繁荣。而当散文、小说、诗相继进入低潮时,诗的另一种体式——词,又登上文坛,焕发光彩。终有唐一代,几乎找不到一个文学沉寂的时期。
唐文学的繁荣,还表现在作者众多而大师辈出上。《全唐文》收作者3035人,《全唐诗》收作者二千二百馀人,据不完全统计,唐人小说今天可以找到的还有二百二三十种。唐代出现的杰出诗人数量之多,为我国诗歌史上所仅见。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唐诗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段落。最初的90年左右,是唐诗繁荣到来的准备阶段。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 —律诗。到了开元十五年前后,无论是情思格调、意境兴象,还是声律形式,都已经为唐诗繁荣的到来准备了充分的条件。继之而来的便是开元、天宝盛世唐诗的全面繁荣。这个时期,出现了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把山水田园的静谧明秀的美表现得让人心驰神往。出现了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情慷慨。还有王晶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大批名家。当然最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而又变幻莫测,情则滚滚滔滔,美如清水芙蓉。后人对此期唐诗,有许多的评论,概括的说就是骨气端翔,兴象玲珑,无工可见,无迹可求,而含蕴深厚,韵味无穷。
正当唐诗发展到它的高峰的时候,唐代社会也从它繁荣的顶峰走向动乱与衰败。天宝后期,社会矛盾激化,部分诗人开始写生民疾苦。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反于范阳,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席卷北方半个中国,经百馀年积累起来的社会繁荣毁于一旦。安史之乱成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一社会大变动,也引起了文学的变化。诗歌中开元、天宝盛世繁荣期那种兴象玲珑、骨气端翔的境界意味已逐渐淡化,理想色彩、浪漫情调也逐渐消退。代表这一时期的最伟大的诗人,就是诗圣杜甫。他直面这场历经八年的大战乱,以动地的歌吟,表现战火中的人间灾难、生民血泪。把强烈深沉的抒情融入叙事手法中,以叙事手法写时事,从题材到写法,都不同于盛唐诗了。这可以说是唐诗发展中的一种转变。此后大历诗人出来,因社会的衰败而心绪彷徨,诗中出现了寂寞情思,夕阳秋风,气骨顿衰。待到贞元元和年间,士人渴望中兴,与政治改革同时,诗坛上也出现了革新的风气。诗歌创作出现了又一个高潮。韩愈、孟郊、李贺等人,受到杜甫奇崛、散文化、炼字的影响,更加怪变,怪怪奇奇,甚至以丑为美,形成韩、孟诗派。白居易、元稹,还有张籍、王建,则从乐府民歌吸取养料,把诗写得通俗易懂,形成元、白诗派。这些中唐诗人在盛唐那样高的水平上,在盛极难继的局面中,以他们的革新精神和创新勇气,又开拓出一片诗歌的新天地。长庆以后,中兴成梦,士人生活走向平庸,心态内敛,感情也趋向细腻。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题材多狭窄,写法多苦吟。在这一片诗的退潮中,杜牧、李商隐突起,聚显光芒。特别是李商隐,以其善感灵心、细腻丰富的感情,用象征、暗示、非逻辑结构的手法,表现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把诗歌表现心灵深层世界的能力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创造了唐诗最后的辉煌。
唐代文学的繁荣,除诗之外就是散文的成就。唐诗的发展变化,除元稹、白居易曾提出过讽谏说和主功利的诗歌主张之外,总的趋势,是朝着诗歌自身艺术物质的探讨、发挥与完善的方向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风貌,有社会生活的诱因,但表现方法、表现技巧的不同,不同艺术趣味的追求,则更多的是诗歌自身的原因。初唐律诗的逐步走向成熟,盛唐诗歌意境创造的完美,盛极难继之后中唐诗人的革新,晚唐李商隐对于诗歌表现技巧所能达到的神妙幽微境界的探讨,都出自诗歌自身发展的需要,并非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但是散文的发展与诗的发展不同,它的新变,主要是出于政治功利的动机。
开元、天宝盛世诗已经完全褪尽南朝诗风的影响,达到艺术的顶峰,而散文的文体文风的有意识的改革才开始。唐初近百年间,奏疏章表虽已多有散体,但骈体仍占主要地位。天宝后期,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出来提倡古文,明确提出本乎道、以五经为源泉、重政教之用的主张。但他们重政教之用的主张,并未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而是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到了韩愈、柳宗元出,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才取代骈体,占据文坛。这就是后人所称道的“古文运动”。
韩愈、柳宗元在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上的成功,一是文以致用,从空言明道走向参预政治,参预现实生活,为散文的表现领域开出一片广阔天地。这就使它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风上与六朝骈文区别开来。二是它虽言复古而实为创新。它不仅吸收秦汉各家散体文之所长,而且充分吸收六朝骈文的成就。“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极大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把散文的创作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韩、柳之后,散体文的写作走向低潮。晚唐虽仍有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犀利的杂文,但骈体又重新得到发展。这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因古文的提倡与政治改革联系过于紧密,政治改革的失败,古文也便随之低落。又由于韩门弟子过于追求险怪,古文的写作路子越来越窄,这也阻碍了它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文化土壤,新的读者群的出现有了新的需要;而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提供了可能,于是出现了新的文体。唐代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杂史杂传的基础上,诞生了传奇小说。佛教在民间广泛传播,布道化俗,出现了俗讲和变文。而由于燕乐的盛行,燕饮歌吹的需要,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式——词。传奇、变文、词,是唐文学中的新体裁,是唐文学在文体上的新发展。
传奇小说的出现,从文体内部说,是六朝志怪和杂史杂传演变发展的产物;从基础说,则是现实生活中娱乐的需要。宴饮之馀、幕府之暇、途路无聊、友朋夜话,各征异说,共为戏谈,剧谈说话,成一时风气。加之俗讲、转变盛行的影响,遂使六朝已有的小说雏形充分发展,演变而为传奇。传奇小说异于六朝小说的地方,一是它的作意,就是鲁迅所说的“始有意为小说”。二是它一般有较为完整的情节结构。三是它有较为完整的人物塑造。唐传奇题材多样化;富于人生情趣;以史传笔法叙述虚构故事,既同于史传,又异于史传;散体文言,时插入诗赋,与散文的发展,与诗歌的发展,都有着微妙的联系。它与诗歌的发展不同步,唐诗的高峰在开元、天宝之际,此时传奇初兴。传奇的兴盛期在中唐,和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差不多同步。它也和散体文一样,在晚唐逐渐衰落。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成熟。
唐代出现的又一影响深远的新文体是词。这一新文体的出现,主要因于娱乐的需要。词随燕乐起,选诗配乐、依调填辞,都为了歌唱。它最初来自民间,俗曲歌舞、酒令著辞,用于日常宴饮、歌楼伎馆。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发展,词也得以迅速兴起,文人加入词作的行列。到了晚唐五代,词在西蜀和南唐得到高度繁荣。西蜀花间词人绮靡侧艳,视野不离男女情爱,目的无非欢娱消遣。南唐词人拓大了词的境界,转向内心缠绵情致的抒写。
唐的
我莓控
明初文言小说中最具小说风采的传奇类小说一度恢复生机,出现了瞿佑的剪灯夜话,并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李昌祺的剪灯馀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合称“三灯”)、花影集等作品,但此后又冷落下去,直到明中叶以后思想界文化界掀起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浪漫思潮,才又稍微振作,出现了九龠别集、《情史类略》、《艳异编》等或创或编的传奇作品集。此外尚有一些单篇佳作,如中山狼传等。志怪小说、轶事类小说、笑话也小有成就。
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成就十分突出,达到这种文体的最佳状态,“三言二拍”成为古代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代表,冯梦龙和凌蒙初也成为古代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家。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各代表了一种小说类型,也就规划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基本格局。
2、清朝:清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小说,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流派形成,类型齐全,质量上乘,个性鲜明,与明代小说承中有变,以《红楼梦》为代表的若干优秀杰作,攀上了中国古典小说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顶峰,令后世至今还难企及。
希氏臻宝
我来提供几个有创意的论文题目:
(1)从《儒林外史》、《镜花缘》到《儿女英雄传》——论清朝知识分子眼中的科举制度。
这篇论文的要点:上述三部章回体小说都用了大量的篇幅表达作者对科举制度的认知,联系到今天的高考,也许楼主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内涵展开论述。
(2)明末山水小品文的中兴与末路——论公安派和张岱的山水小品文
这篇论文的要点:在分析公安派与张岱山水小品文的基础上,论述他们的作品与明朝中前期的散文相比有何进步之处,论述他们的作品与唐宋大家的作品相比有何不足。然后根据上面的对比,总结出明末散文“中兴”与“末路”的趋势(甚至可以联系清初桐城派的散文作对比)。
(3)南戏对“曲”体裁的开拓——论《琵琶记》
这篇论文的要点:根据高则诚的《琵琶记》,分析元末南戏在元杂剧的基础上有何创新,它为何能传诵千古,它又为走入死胡同的元曲注入了哪些新鲜元素,它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它怎样使“曲”这一题材焕发了生机(甚至可以论述它对后来明清传奇的影响)。
上述三个论文题目,(1)是小说,(2)是散文,(3)是戏曲,分属清、明、元三个不同的朝代,楼主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了,而且这些题目也有创意,不会走四大名著或关汉卿杂剧的老路,避免雷同。
当然,能否把它们写好就看楼主自己的文学功力了。
Jess花花
C 此题主要考查对明清小说的了解。根据所学,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进一步扩大,,通俗文学蓬勃发展,商人也被作为歌颂的对象,由于明清时期,专制主义发展到顶峰,封建制度衰落,出现了批判现实的小说。这一时期,短篇小说并没有倍受冷落,出现了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因此答案为C。
原贴:论元明清的通俗文学有哪些
薇琪
明代①历史演义小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冯梦龙《新列国志》。 ②英雄传奇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 熊大木的北宋志传和无名氏所作的《杨家府演义》 郭勋的皇明英烈传和袁于令的《隋史遗文》。 ③神魔小说。吴承恩的《西游记》,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董说的《西游补》。 ④世情小说。《金瓶梅》 .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 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玉娇梨》、《好逑传》。 ⑤公案小说。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无名氏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清平山堂话本》。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堂春落难逢夫。《石点头》、《醉醒石》、《西湖二集》。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邵景瞻的觅灯因话等。 清代小说:《红楼梦》 。《水浒后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 《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绿野仙踪》 《照世杯》《说唐演义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荡寇志》绿牡丹》、雷峰塔传奇、《粉妆楼全传》、《双凤奇缘》和《镜花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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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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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万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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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雪山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