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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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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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
三光风范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宋明臣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