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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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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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
三光风范
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宋明臣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