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译文
韵译
雄鸡啼鸣京城曙色光寒,莺啼婉转皇宫春色正阑。
宫殿报晓钟声催开万户,玉石台阶仪仗拥簇千官。
花迎朝臣佩剑繁星初落,柳拂旌旗仙人盛零未干。
只有凤凰池上舍人诸客,阳春高雅一曲和歌皆难。
散译
雄鸡啼唱,大路上洒满黎明的寒光。黄莺鸟鸣声婉啭,京城处处是一派暮春景象。
宫里的晓钟敲过,千门万户一齐开敞,天子的仪仗排列在玉阶两边,环拥着百官进入朝堂。
殿前花色与佩剑的闪光交加辉映,天边的晨星才刚刚消隐。飘扬的旌旗轻拂着柳枝,枝头还沾带着夜来的清露。
凤凰池上歌一曲阳春白雪,谁想唱和可真会知难却步。
注释
⑴和(hè):即和诗,是用来和答他人诗作的诗,依照别人诗词的格律或内容作诗词。可和韵,可不和韵。中书舍人:官名,时贾至任此职。大明宫:宫殿名,在长安禁苑南。
⑵紫陌:指京师的街道。曙(shǔ)光:破晓时的阳光。
⑶啭(zhuàn):婉转的叫声。皇州:京都。阑:尽。
⑷金阙(què):皇宫金殿。万户:指皇宫中宫门。
⑸玉阶:指皇宫中大明宫的台阶。仙仗:天子的仪仗。
⑹剑佩:带剑、垂佩绶,都为高官之饰物,此指禁卫军的武装。
⑺旌(jīng)旗:旗帜的总称。
⑻凤凰池上客:指贾至。凤凰池,也称凤池,这里指中书省。
⑼阳春:古曲名,即宋玉《对楚王问》中提到的《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后以之比喻作品高妙而懂得的人很少。
包和平.书画千家诗: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371&江龙.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511-512&陈超敏.千家诗评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43-144&沙灵娜.唐诗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306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阶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阶”,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工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衰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二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阶”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
孟庆文.唐诗三百首精华赏析:南海出版公司,1991:402-407
江龙.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511-512&孟庆文.唐诗三百首精华赏析:南海出版公司,1991:402-407
籍贯争议
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生卒年考
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游河朔时间考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西征本事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