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过盘石寺礼郑和尚
暂诣高僧话,来寻野寺孤。
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风炉。
顶上巢新鹊,衣中得旧珠。
谈禅未得去,辍棹且踟蹰。
暂诣高僧话,来寻野寺孤。
岸花藏水碓,溪竹映风炉。
顶上巢新鹊,衣中得旧珠。
谈禅未得去,辍棹且踟蹰。
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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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争议
关于岑参的籍贯,学界有两说:一谓江陵人,一谓南阳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谓岑参唐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其先世本世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诸书称岑为南阳人,盖从其郡望。此后陈铁民等撰《岑参年谱》亦同意闻说之考证。但此后学者中亦有人坚持“南阳”说,如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就认为,岑参的籍贯应是唐代棘阳(今河南南阳)人;廖立《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则从唐代户籍制的考察入手,论证岑参的籍贯当为“南阳”;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也认为,岑参“祖籍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县,梁时徙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似亦倾向于南阳说。
生卒年考
岑参的生卒年史无明文,长期以来亦无确考,本世纪学界颇多异说:
1.赖义辉《岑参年谱》考证岑参当生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卒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2.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则不同意赖说,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享年五十六岁;后来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也同意此说。
3.曹济平《岑参生年的推测》也认为,赖说的错误较明显,但闻一多先生的证说亦有不足之处,他认为,岑参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更为确切。任晓润《岑参生年、籍贯考》也持此说。
4.刘开扬《略谈岑参和他的诗》以为岑参生年最少应该比闻氏所定的后一年,即公元716年,至公元770年死去时为五十五岁。
5.孙映逵《岑参生年考辨》通过对岑参及第授官之年的考证,认为岑参应生于公元717年(开元五年)。
对于岑参的卒年、月,学界有三说:一为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所考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说;一为赖义辉《岑参年谱》提出的大历四年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认为,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经过他的推测,岑参应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一为王勋成《岑参去世年月考辨》所云,疑参于大历十月左右即病逝于东归途中之船上,其地可能在嘉、戎一带,而非成都之旅舍。
游河朔时间考
关于岑参游河朔的时间,闻一多在其《岑嘉州系年考证》中有较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陈铁民等《岑参年谱》则不同意闻说,认为岑参于开元二十七年游河朔。春自长安经古邺城至邯郸,复由邯郸抵贝丘。暮春自贝丘至冀州。四月由冀州抵定州。后到井陉。冬抵黎阳、新乡。
西征本事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是岑参两首著名的边塞诗,对于此两诗的背景,闻一多认为是“天宝十三载冬破播仙之作”,此说为李嘉言《岑诗系年》、马茂元《唐诗选》、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其他一些选注本所沿用,影响较大。
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提出此两诗与《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同指一事,似不妥当,然未作辨析。胡大浚《岑参“西征”诗本事质疑》从边疆历史地理的实际出发,对上述两家说法细加考察,认为闻一多将两诗系于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摄御史大夫之后固然是正确的,但把它同《凯歌六章》并列为征播仙之作,则显然不妥。胡文认为,常清之破播仙,当在天宝十三年冬末至次年初春,岑参乃作《凯歌六章》以颂之;而《轮台歌》、《走马川》所叙西征事,当在十三载九月,或十四载九月常清返京之前。在胡文发表后不久,孙映逵撰《岑参“西征”诗本事及有关边塞地名》与胡文商榷,孙文认为西征与破播仙是一役,闻说是确当的,岑诗中的“西征”即是征讨入寇吐蕃(而不是征回纥),同时也是征讨吐蕃支持下的叛镇播仙;而且三诗所写地理位置亦合,在行军路线和地点上也无矛盾。胡大浚《再论“西征”本事――答孙映逵同志》再次强调“西征”与“破播仙”并非一役,且就二诗诗意的理解提出了一些与孙文不同的看法。
此外,孙映逵《岑参边塞经历考》一文将岑参两次赴西北边塞的经历作了考证,其中与闻一多《考证》、李嘉言《系年》及陈铁民等《年谱》多有不同。
隐居问题
岑参一生曾有几次隐居,对于其《感旧赋序》中所说的“十五隐于嵩阳”一句所指,闻一多认为,此乃指开元十七年(岑参十五岁)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事,嵩阳乃是太室。陈铁民《岑嘉州系年商榷》则认为此句主要应指作者十五岁至二十岁左右隐于少室的一段经历。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则认为,当指其十五岁至二十岁隐于太室、少室两山事,不一定专指一处。另外,陈铁民此文还认为,岑参至晚于开元二十九年时已隐居终南,但这种隐居,乃是一面隐居,一面不断寻求出仕的道路。
岑参的交游
此类文章首推闻一多的《岑嘉州交游事辑》,后来诸年谱也都涉及到一些。八十年代后又产生了几篇考述岑参交游的论文,如王刘纯的《岑参交游考辨》、廖立的《岑参师友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