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城南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
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
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
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
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
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
译文
城南城北都有战争,有许多人在战斗中死亡,尸体不埋葬乌鸦来啄食。
请为我对乌鸦说:“在吃我们外乡的战士之前请为我们悲鸣几声!
战死在野外没人会为我们埋葬,这些尸体哪能从你们的口逃掉呢?”
清澈透明的河水在不停地流淌着,茂密的蒲苇草显得更加葱郁。
善战的骏马都在战斗中牺牲,只有劣马还在战场徘徊哀鸣。
在桥梁上筑直了营垒工事,人们连南北也分不清了。
连禾黍都不能收获你吃什么?就是想成为忠臣保卫国家都无法实现啊!
怀念你们这些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实在令人怀念:
咱们早晨还一同出去打仗,可晚上你们却未能一同回来。
注释
①郭:外城。野死:战死荒野。
②客:指战死者,死者多为外乡人故称之为“客”。豪:通“号”,大声喊叫。
③激激:清澈的样子。冥冥:深暗的样子。
④枭骑:通“骁”,作“勇”解,指善战的骏马。驽(nú)马:劣马,此诗中指疲惫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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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 战城南 》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恰如李调元在《雨村诗话》里评述的:“浑厚朴茂,犹开国风气。”读后令人神情激奋,成为诗人代表作之一。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冰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 ,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 。“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 ,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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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方面
初唐上官体所代表的宫廷诗风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龙朔年间(661-663)达到鼎盛。上官体之风气过分关注声律对偶,讲所谓“六对”、“八对”,忽视了诗歌本质。杨炯虽出身寒门,但才华横溢,性气豪纵,怀才不遇而轻视权贵。因此,他与上官仪为首的宫体诗派有着分明的界线,歌咏的是自我遭际与心声,抒发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与之歌咏大唐气象大异其趣,形成鲜明对照,他冲破了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杨炯在内的初唐四杰,他们以革除诗坛浮靡之习为己任,以对上官体批判的姿态,从狭窄的宫廷天地引到广大的市井,从狭小的台阁到山川边塞,开拓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清新刚健的诗风。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现出作者在送别友人后夜望西南,担心蜀路艰险,何时才能再相见的场景,感情真挚;如在渴慕功业的心态下写的《从军行》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杨炯还有一组三峡诗,状景抒情也较真实自然,且托物明怀,借史抒志,含意比较深刻,亦是挣脱宫体诗束缚的佳作。杨炯的送别诗中,没有雍容华贵、闲适自足的情趣宫体式,而是总是渗杂着自己郁郁孤寂的身影及奋发向上的激情,大多写得质朴真切,颇有真情实感,如《夜送赵纵》,全诗语言洗炼、质朴,用典贴切。杨炯是四杰中以五律见长的诗人,他的《从军行》,无论从平仄声律、文字对偶以及起结作法等方而来说,都是成热的五言诗。其现存的14首五言律诗,完全符合近体的粘式律,是一种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齐梁以来绮媚华靡之风,促成了五言律诗的定型。
辞赋方面
杨炯现存赋八篇,其中《老人星赋》、《庭菊赋》和《孟兰盆赋》三篇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老人星赋》是借老人星(即南极星)以称颂皇恩浩荡、天下安康之升平景象。这篇赋一开头便对“至德承天”的皇权竭力加以歌颂,最后借老人星作喻,对皇恩圣德大加颂扬,并恭祝皇帝万寿无疆。《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赋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写作背景,表明众学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门下内省左春坊东厅,即薛元超官邸,举行赋菊盛会。杨炯便借此机会,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而《盂兰盆赋》以歌颂武则天的圣德,与《老人星赋》一样,也是一篇歌颂文章。除了三篇颂德之赋之外,杨炯亦有几篇借物明志之赋,大概都写于出仕之前。由于长期“待制弘文馆”,入仕无门,其内心自然会萌发出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与受到冷落之后的哀怨,于是借物抒怀,来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赋》、《幽兰赋》、《浮沤赋》便是这种背景及心态之下的产物。这三篇赋的结构形式及内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过对所描写事物进行赞美,以抒发自己的志向。
骈文方面
杨炯现存骈文类46篇,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死人所写,包括神道碑、墓志、行状和祭文。此类文章数量最多,共27篇,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受人所请,为死者立传。因是受人所托,对死者生平事迹本不甚了了,多是笔录加工而己,并没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第二类是为寺庙所撰写的碑铭,共4篇。此类文字亦是受人所请,代为捉刀,但因碑铭均镌刻于寺庙的石碑上,供游人及膜拜者鉴赏吟诵,是为作者展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亦是时人对作者文才作出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杨炯写这几篇文章时,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铺叙排陈,引经据典,力图显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终因碑铭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亦基本统一,纵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还是鲜能有所突破。第三类是表、议、诗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辩、议各1篇。此类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均无固定程式,可根据作者思想情趣自由发挥,纵横驰骋。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议》等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文字,形神并茂,充分显示了其为文的高超才技。
王晓红.论杨炯及其诗赋创作成就[J].理论导刊.2007(9).117&徐耿华.陕西历史名人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80-181&王礼亮.杨炯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2.3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