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

  前言

  诸儒学案者,或无所师承,得之於遗经者;或朋友夹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当时有所兴起,而后之学者无传者,俱列於此。上卷则国初为多,宋人规范犹在。中卷则皆骤闻阳明之学而骇之,有此辨难,愈足以发明阳明之学,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时之人,半归忠义,所以证明此学也,否则为伪而已。

  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宁海人。自幼精敏绝伦,八岁而读书,十五而学文,辄为父友所称。二十游京师,学於太史宋濂。濂以为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华,先生复从之,先后凡六岁,尽传其学。两应召命,授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献王甚贤之,名其读书之堂曰正学。建文帝召为翰林博士,进侍读学士。帝有疑问,不时宣召,君臣之间,同於师友。金川失守,先生斩衰,哭不绝声。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门人廖镛往,先生曰:“汝读几年书,还不识箇是字。”於是系狱。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故姚广孝尝嘱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既惭德此举,欲令先生草诏,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说穷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骂不已,磔之聚宝门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祯末,谥文正。

  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问者,必告之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犹纵盗於家,其余无可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静,主於仁义、中正,则未有不静,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故圣人未尝不动。谓圣功始于小学,作《幼仪》二十首。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王治尚德而缓刑,作《深虑论》十篇。谓道体事而无不在,列《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尝寻讨乡先达授受原委,寝食为之几废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於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一时僧徒俱恨之。庸人论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君而无救於其亡。夫分封太过,七国之反,汉高祖酿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败。成祖之智勇十倍吴王濞,此不可以成败而誉咎王室也。况先生未尝当国,惠宗徒以经史见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为天下属望,不得其草,则怨毒倒行,无所不至,不关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观先生而外,其受祸如先生者,宁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无妄之运数耳。蔡虚斋曰:“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终祐之,使斯人得竟为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论也。

  侯城杂诫

  人孰为重?身为重。身孰为大?学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贵,备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学则沦乎物,学则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学不亦大乎!学者圣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序。故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乱者,绳墨素定也。君子临事而不眩,制变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学者君子之绳墨也,治天下如一室,发於心见於事,出而不匮,繁而不紊。不学者其犹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应。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治身则畏威,治心则畏义。畏义者於不善不禁而不能为,畏威者禁之而不敢为,不敢与不能,何啻陵谷。

  养身莫先於饮食,养心莫要於礼乐,人未尝一日舍饮食,何独礼乐而弃之?尊所贱,卑所贵,失莫甚焉!

  古之仕者及物,今之仕者适己。及物而仕,乐也;适已而弃民,耻也。与其贵而耻,孰若贱而乐?故君子难仕。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礼也,乐也,刑罚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末,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复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犹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后世之禁民也严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为迂,孰迂也哉?

  化於未萌之谓神,止於未为之谓明,禁於已著之谓察,乱而后制之谓瞽。秦、汉之治,其瞽也。与不师古而瞽之师,孰谓之非瞽?

  古礼之亡也,人不知事亲之道。今丧礼朝夕奠之仪,其事生之常礼乎?孔子曰:“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噫!行者鲜矣。

  为子孙者,欲其悫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頟頟然。循循者善之徒,頟頟者恶之符。

  一年之劳,为数十年之利,十年之劳,为数百年之利者,君子为之。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己。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贵者,非至贵也。

  不怍於心,合乎天,足乎己,及乎人,而无容心焉,惟君子哉。君子有四贵:学贵要,虑贵远,信贵笃,行贵果。

  好义如饮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爱民如爱身者,其惟贞惠公乎?释书而为治,而政无不习也,去位而野处,而色未尝异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子推焉。世俗之学,岂足以窥之乎?

  学术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奸言,摭近事,窥伺时势,趋便投隙,以贵富为志,此谓利禄之蠹。耳剽口衒,诡色淫辞,非圣贤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顾理之是非,是谓务名之蠹。钩摭成说,务合上古,毁訾先儒,以为莫我及也,更为异义,以惑学者,是谓训诂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饰缀缉,以为新奇,钳齿刺舌,以为简古,於世无所加益,是谓文辞之蠹。四者交作,而圣人之学亡矣。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圣人之学乎?去圣道而不循,而惟蠹之归,甚哉其惑也。

  为政有三:曰知体,稽古,审时。缺一焉非政也。何谓知体,自大臣至胥吏,皆有体,违之则为罔,先王之治法详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则为野。时相远也,事相悬也,不审其当,而惟古之拘,则为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达乎事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定天下之争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闾族党之法乎?有恒分而知恒道,奚由乱?

  贫国有四,而凶荒不与焉。聚敛之臣贵则国贫,勋戚任子则国贫,上好征伐则国贫,贿赂行於下则国贫。富国有四,而理财不与焉。政平刑简也,民乐地闢也,上下相亲也,昭俭而尚德也,此富国之本也。

  国不患乎无积,而患无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无礼。政以节民,民和则亲上,而国用足矣;礼以正伦,伦序得则众志一,家合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学古而不达当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变而不本於道术,权诈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权诈者不可用。而善悦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诈。闻以权诈亡国矣,未闻鄙木者之偾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华,与其诈也宁木。

  仕之道三:诚以相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为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

  柔仁者有后,刚暴者难继。仁者阳之属,天之道也,生之类也;暴者阴之属,地之道也,杀之类也。好生者祥,好杀者殃,天行也。

  为家以正伦理别内外为本,以尊祖睦族为先,以勉学修身为教,以树艺畜牧为常。守以节俭,行以慈让,足己而济人,习礼而畏法,亦可以寡过矣。

  礼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则拘,越则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汉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己也。古过於薄,今过於厚,则从於厚。今过於薄,不若古之美,则惟古是从。礼近於厚,虽非古犹古也。

  三年之丧,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由寝苫;因其心之不甘于肥厚也,故啜粟饮水;因其心之不忍於佚乐也,故居外次不闻乐。岂制於礼而不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丧者寡矣。饮食居处如平时,谈笑容服无所更变。古之戮民,与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诸此,夫安始?

  君子事亲以诚,缘情以礼,知其无益而伪为之,非诚也。惑异教而冀冥福者,非伪乎?圣贤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礼也。化乎异端,而奉其教者,岂礼也哉?事不由礼者夷也。夷者□之死不祔乎祖。

  孝子之爱亲,无所不至也。生欲其寿,凡可以养生者皆尽心焉;死欲其传,凡可以昭扬后世者复不敢忽焉。养有不及,谓之死其亲;没而不传道,谓之物其亲。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闻加乎祖考,守职立功,以显号遗乎祖考,称其善,属诸人而荐誉之,俾久而不忘,远而有光。今之人不然,丰於无用之费,而啬於显亲之礼,以妄自诳,而不以学自勉,不孝莫大焉。

  国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孙是也。忠信礼让根於性,化於习,欲其子孙之善,而不知教,自弃其家也。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无穷,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贵,则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远祸,则羑里、匡人之厄无从至矣;使君子必为人所尊,则贤者无不遇矣。命不与人谋也久矣,安之故常有余,违之故常不足。

  处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无立,持身而不挠者其介乎?其弊也厉而多过。介以植其内,和以应乎外,斯庶矣乎!

  非义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悦之人难近,万全之举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悦也。事之适意,必思其艰。利之可取,先虑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儒者之学,其至圣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没而其用不行,世主视儒也,艺之而已矣。呜呼!孰谓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学也。不食则死,死则已。不学而生,则入於禽兽而不知也。与其禽兽也宁死。

  尚鬼之国多病,好利之国多贫。祸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於避祸者,祸之所趋,嗜利无厌者,害必从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人之不幸,莫过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狭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虚而受也。虚己者进德之基。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学之弊也,使学者尚文。国无善政,世无圣贤,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有善言而不能行,虽善无益也。故语人以善者,非难;闻善而不懈者,为难。

  金玉犀贝,非产於一国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诚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将为吾用,奚必尽出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闻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为,不若任贤之速也。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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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简介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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