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学录 吴兴陆典以典著

——(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

  人性上虽不容添一物,然一堕形骸,便不若天之行所无事。故尧曰“执中”,孔曰“择善固执”,子思“慎独”,孟子“直养无害”,周子“主静立极”,皆就太虚中默默保任。谓其有,曾不着相,谓其无,曾不落空,真宰天地人物之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体”,大抵认性命一切无有,理穷无理,性尽无性,理性俱尽,方至於命。某则谓性命虽无声臭,而其显於喜怒哀乐、人伦日用,实有自然之条理,从条理处究极源委,到得色色完满,无有缺欠,则性命即此贯串工夫,实与本体合,而岂一切扫除也乎?

  王塘南先生云:“圣贤千言万语,无非欲人识其性之本体,学问千头万绪,亦只求复其性之本体。”斯言甚确。但性非情识之谓,喜怒哀乐随感随发,而此体凝然不动。曰中,曰未发,圣贤指点甚微,其工夫亦从微处默默体认,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从无思无为而入”,云“学者奈何役役於阴阳五行,而不会太极之原?既会太极,何患无阴阳五行之用?”深於解矣。乃问:“毕竟是理如何穷?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须从末上去求本,从用上去求体。”岂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为此切实之词?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即不可求乎?某谓不容说者,其体之无声无臭,而无声无臭,正吾人所当理会,故论明德亲民,必归宗止善。盖至善其体,明德其用,止至善其归宿,明亲其流行。如濂溪既云“定之以中正仁义”,又云“主静立人极”。夫中正仁义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静?岂非静体未窥?则所云仁义中正者,终在情识上拣别,而非真性命用事乎?

  既云静久能自悟,又云穷理斯悟,不一静不足尽理,必假探索乎?曰:“静未尝不尽理,特恐认得不真耳。果知天性本静,而时时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则本根既植,条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攷之经传,而念头动处,概与经传合。即时取经传发吾知见,而经传所言总与吾心印。此之谓一得万毕,此之谓斋戒神明,而非别有一段穷索工夫与主静作对也。即如程子所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亦须问所养所学者何物,则养即是学,敬即是知,用工即是进步。不然,则敬之为言,仅空空兀坐,而知之为说,须物物讨求,末学支离,从此起矣。”

  论心者不根极於心所自来,则欲与理杂出而难据。摄心者不培养于心所自来,则遏欲与存理勤苦而难成。心所自来者性也,性所自来者天也,天性在人,不离于喜怒哀乐,而实不着於喜怒哀乐,浑然不睹不闻之体,所谓人生而静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静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动,於是有欲之名焉,则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即为私欲也,顾有从性而出者,有不从性而出者。从性而出曰道心,即蔽锢之极,而终有不可泯灭者在,故曰微。不从性而出曰人心,即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微间,不可为归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从事於矫,就性之无偏倚处,即正也。舍养性而求尽心,心未有能尽者也。其尽也,不必从事于扩,就性之无亏欠处,即尽也。当知感物动念之时,两者似乎相对,而反之天性本然之体,岂惟无人,即所谓道者,亦浑沦而不可窥;岂惟不危,即所谓微者,亦渺茫而不可执。是诚生天地人物之大原,而为入圣之真窍也。

  明宗录 丰城徐即登献和著

  格物诚正,岂无事实?齐治均平,岂无规为?惟一切以修身为本,则规画注厝一有不当,喜怒哀乐一不中节,只当责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随事补苴抵塞罅漏已也。

  人处世中,只有自己脚下这一片地,光光净净可称坦途,离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险境。故己分上谓之素,谓之易;人分上谓之外,谓之险。

  身是善体,无动无静而无不修,即无动无静而无非止。倘若悬空说一止,其堕於空虚,与驰于汗漫等耳。

  《易》之穷理,是尽性工夫,必其所穷者为此性也。《书》之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为此一也。博文是约礼工夫,必其求礼于文者也。道学问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为学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随之而转。必执曰“修处无非止也”,则义袭者亦谓之率性矣。

  《大学》从本立宗,一切格致,只从里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后儒从知立宗,一有知觉,便向外边探讨,而转致转离。止善之学,性学也,反本则与性渐近,离本则去性渐远,所以知本为知之至也。人心既丧,曷为有平旦之气乎?则仁义之本,有为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气之清明,曷为必於平旦乎?则日夜之息为之也。察此可以知养矣。

  复之为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复者,往而不返,丧其家者也;频复者日月一至,暂回家者也;不远之复,则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门去便即回来,未尝移徙,故曰不迁;未有别处,故曰不贰。以此见颜子之学,常止之学也。

  鸢之飞,鱼之跃,便是率性,不可复。问:“何以飞跃?”曰:“率性,飞者自飞,不知其所以飞;跃者自跃,不知其所以跃。可见者物,不可见者性也,不但鸢鱼尔也。此之谓不睹不闻,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者也。见此者谓之见性,慎此者谓之慎独。先生云:“以我观书,在在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茫然。”即读书一端观之,而谓学不归本可乎?谓本不於身可乎?

  证学记 南昌涂宗浚及甫著

  后儒将止至善,做明明德亲民到极处,属末一段事。审尔则颜、曾并未出仕亲民,止至善终无分矣。

  至善两字,形容不得,说虚字亦近之。然圣人只说至善,不说虚,正为至善是虚而实的,又是实而虚的,言善则虚在其中,言虚则兼不得实也。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说即是情,不是性矣。既不可说,故透性只是止。

  今日学人,所以难入门者,只为宋儒将居敬穷理分作两事。分作两时,先要究穷物理,讲得处处明了,方来躬行,与孔子之教,真是天渊。若真正入圣门头,便将平时习气,虚知虚见,许多妄想,各样才智伎俩,尽数扫荡,一丝不挂,内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下,一切俱无倚靠,当时自有滋味可见。由此并精直入,更不回头,再不用东愁西愁,东想西想,即外边事物,虽或不能尽知,然大本已立,将来自有通贯时节。

  吾儒尽性,即是超生死。生死气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与太虚同体。儒学入门,即知止。知止,即知性。知性而尽性,达天德矣,超而上之矣。

  人自有身以来,百骸九窍,五脏六腑,七情六欲,皆生死之根。富贵贫贱患难,声色货利,是非毁誉,作止语默,进退行藏,辞受取与,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情,迷真滞有,便在生死的缘业。若顺事无情,摄末归本,一而不二,凝而不流,即是出生死的法门。盖真性本寂,声臭俱无,更有何物受彼生死!

  圣学身心本无分别,形色即是天性。不可谓身干净不是心干净,心干净不是身干净。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见。

  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

  打叠静坐,取静为行,可以言静境,未可以言静体。人生而静之静,直言静体,故止地可依,不对动静之静而言。

  崇行录 丰城刘乾初德易著

  近来谈止修之学者,有重止者,则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禅之诮;有重修者,则轻言止,至腾切实近里之声,其实於透底一着,不能无失。夫止修非二体,论归宿工夫,不得不判分两挈,究血脉消息,却自浑合不离。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归宿,直本修身,透体归根,毕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诚正格致,则有若网之在纲者,是则直下真消息也。吾侪止未得力,毕竟修的工夫,还用得较多且重,然究竟彻底一着,总属止的隄防。

  只反身一步,便是归根复命,便有寂感之妙。只离本一步,便跟着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国天下去,精神涣散,往而无归,无复有善着矣。

  只归到己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向人分上,便是从逆,便凶。几微之差,霄壤相判。

  只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后天流行之用,便是可睹可闻,有声有臭的,恁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毕竟是用上着脚,去先天真体远矣。故圣人之学,直从止窍入微,后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达圣人心传,不得其门而入者也。

  情性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三个眼目,一属情与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从利上认取性体。告子生之谓性,分明是指才为性,到才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天中习课 丰城熊尚文益中著

  问:“初学才要止,又觉当修,才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手处?”曰:“非礼勿视听言动,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即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则何时何地不是下手处?虽然夫子先说个复礼,以颜子之聪明,不得不复问,子一点出视听言动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诀矣。”

  视听言动,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是形而上者,岂是悬空另有个形上的道理!唯形上即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为本性学也。

  物虽纷纭,岂不各有个天然的本末,事虽杂冗,莫不各有自然的始终。人惟临局当机,莫知所先,则精神无处凑泊。譬之弈然,画东指西,茫无下手,只缘认不得那一着该先耳。夫既认定一个本始,当先而先之,则当下便自归止。此固未尝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摄知归止。

  本体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所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即戒慎恐惧之谓。

  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须止得住,方可言存养。盖形生神发后,这灵明只向外走,就是睡着时,他也还在梦里走滚,故这灵明上无可做手。但要识得这灵明从何处发窍,便从那发处去止。

  时习录 温陵王锷汉冶著

  故者以利为本,所谓故之利者,即恻隐四端之心也。容有不恻隐、不羞恶、不辞让、不是非之心矣,而岂有不仁义礼智之性哉?此心性之辨也。

  修身为本之宗,须实以身体勘。以身体勘,必查来历源头何如,做手诀窍何如,将来受用何如,方可断试。以来历源头言之,将人生而静以上者为始乎?人生而静以下者为始乎?心意知为人生而静以上者乎?抑人生而静以下者乎?则止至善之为入门第一义也决矣。以做手诀法言之,至善杳冥,欲止而无据,而经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与天下国家相搆,又顷刻不能止者,非从事物上称量本末始终,讨出修身为本,至善于何握着?而止於何入窍乎?则做手诀法之莫有妙於修身为本也信矣。以将来受用言之,离本立宗,离止发虑者之能为天地万物宗主乎?从本立宗,从止发虑者之能为天地万物宗主乎?则其受用之莫有大也信矣。然则此学信乎其可以定千世不易之宗也。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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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简介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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