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丞杨幼殷先生豫孙

——(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

  杨豫孙字幼殷,华亭人。嘉靖丁未进士。授南考功主事,转礼部员外郎中。出为福建监军副使,移督湖广学政。陞河南参政。入为太仆寺少卿,改太常。华亭当国,引先生自辅。凡海内人物,国家典故,悉谘而后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华亭者,无不辐辏其门。先生谢之不得,力求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卒官。

  先生以“知识即性,习为善者固此知识,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习也,其刚柔则性也。”窃以为气即性也,偏於刚,偏於柔,则是气之过不及也。其无过不及之处,方是性,所谓中也。周子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而往而必返,其中体未尝不在。如天之亢阳过矣,然而必返於阴。天之恒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虽偏於刚柔,其偏刚之处,未尝忘柔,其偏柔之处,未尝忘刚,即是中体。若以过不及之气便谓之性,则圣贤单言气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为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总坐程子“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一语,由是将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间,而荀、杨之说,纷纷起废矣。

  西堂日记

  古诗云:“百年三万日。”有能全受三万日者几人哉!童儿戏豫,暗撇十年。稍丱便习章句,以至学校之比较,棘闱之奔走,又明去了二三十年。中间有能用力於仁者,能几时哉!夫子自卫反鲁,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最少,皆已卓然为儒。就今观之,彼何人哉!此何人哉!今人登第,大概三四十岁,人方有一二知向学者。古之学者,先学而仕,故两得之;今之学者,既仕方学,故两失之。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若肯励朝闻夕死之志,学到五六十岁,亦必稍别於流俗。奈何志之不立也,恁地悠悠消受岁月。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者人之本。人才反本,便知乾父坤母之义,知天便是人。仁便能孝,未有仁而不孝者;若止言孝,则未必有仁也。人之爱父母也,以其为身之本也。乾坤与父母初无二本,故曰“事天如事亲”。知得一本,则虞、舜、曾参原无天人之别,订顽正欲发此,又被解得分析。今人说孝,曷尝知有本来?只是从幼见人亲爱父母也。去亲爱父母,岂有彻上彻下之道?便做得成时,祗到得薛包、王祥,更无进步,所谓可使由之者也。孔子曰:“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说仁孝者,莫辨於此。

  古初生民,大较与天相近,尧非亲,桀非疏,人之不能分天,犹鱼之不能离水也。故动必本天,言必称天,非以下合上之意。中古圣人,替以道字,本欲易晓,后来却只往道上求,便觉与天稍隔一尘。末世并道字不识,支离淆杂,日日戴皇天履后土,不知天地在於何处,所以人小而天大,遂谓礼乐为显,鬼神为幽,肝肺为内,耳目为外,几席为近,燕、貊为远。《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何处?

  人之一身即理也,深爱己者,须先识己,识得在己,何暇奉人。今人为不善,欲害人,为穿窬,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取胜於乡党之间,故为人而冒为之。其为善者,不忮不求,亦非本心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酬士大夫之义,故亦为人而强为善。是善固为人而不善亦为人也。孟子曰“人役”,庄子曰“謏人”,此辈是也。率性之理,有何光景?有何声采?天下之至淡在焉。今人祇为世情束缚,不能埋头反己,理会性分,只是拣题选事,供奉它人耳目,竟与自家无干。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性无善不善,所谓人生而静也。程子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性”,张子曰“性未成则善恶溷”是也,其有善者,是继之者也。所谓元者善之长,无对者也。性体空洞,何尝有孝弟来!孝弟者,善之有徵而易见者耳。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知善也,非知孝也。有知则有善,无知则无善也,是习之初也。由是而稍长,未有妻子而慕父母,是习於善以保其善也。由是而慕少艾慕妻子以怼父母,是习於不善以丧其善也。其习为善者固此知识,其习为不善者亦此知识,知识即性也,故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民可使由之,顺帝之则也;不可使知之,不识不知也。民用智,则不能由;圣人以人治人,用智则凿矣。夫人安之难,起之易,圣人不使知之,安之也。老子曰:“道非明民,将以愚之。”是以知为明之也。

  古之学者必有宗,学无宗则无以一道德。孔子既没,此时当立宗,子夏、子游、子张欲事有若,正此意也。时年长莫如子贡,学醇莫如曾子,然子贡又独居三年,曾子年最少,惟有若年亚子贡,而学亦大醇,故门人多宗焉。使曾子稍能推之,则宗立矣。七十子之徒,朝夕相依,各陈孔子之业,则微言岂易绝哉!惟失此举,其后子夏居魏,子张居陈,子贡居齐,漫无统一,阙里散后,诸贤再无丽泽之资。西河之人疑子夏为夫子,而荀况、庄周、吴起、田子方之徒,皆学於孔子,而自为偏见,惟其无以就正之耳。汉时《五经》师傅最盛,有数百年之宗。彼经术耳,且以有宗而传,我孔氏之道德,再传而失之者,宗之散也。余观有若言行,如《鲁论》、《檀弓》所载者,最为近道。其论夫子出类处,比之宰我、子贡以闻见品题者自别。故《家语》有古道之目,《左传》有稷门之望。其没也,鲁悼公弔之。《鲁论》一书出其门人所记,为万世准绳,后世只为四科无名,又被《史记》说得鄙陋,而孝弟行仁之义,记者之词不达其意,遂与伊川、象山有异同之说,不得列於十哲。今跻子张而诎有若於东庑,反居原宪、南容之下,岂礼也哉?必有能正之者。

  周公不之鲁,次子世为周公,於畿内共和是也。周之周、召,世为三公,犹鲁之三桓世卿也,故曰“季氏富於周公”,非谓文公旦也。

  异哉公父文伯之母也,文伯之丧,其妻哭之哀,母以为子之好内也而责之。子之好内,以训其生则可也,若夫没而哭,礼也。盖穆伯之丧,穆姜以有礼称,然而皆枝叶也。居夫之丧,而往来於季康子之家,哓哓辨论,忘己之失,而挠妇之得,《檀弓》、《国语》皆喜称之,岂《草虫》、《卷耳》之义,相君、孟姜之节为非礼乎?且曰:“朝哭穆伯,后哭文伯。”以为有不夜哭之礼。夫寡妇不夜哭,以男子之殡,必於正寝,夜行不便,故辍以待旦。非如汉人所谓避床第之嫌也。古者哀至则哭,何朝暮之有?枝叶如此,本根之拨,可窥矣。

  《乡饮酒》为宾兴而举,虽曰“乡饮”,实王朝之礼也。故其乐歌,先王事,后家事。始歌《四牡》、《皇华》、《鹿鸣》,臣道也;次《南陔》、《白华》、《华黍》,子道也;次间《鱼丽》、《由庚》、《嘉鱼》、《崇丘》、《南山》、《由仪》,自臣道而推之治国之事也;次合《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苹》、《采蘩》,自子道而推之齐家之事也。至於《乡射》,则州长所以演其乡子弟,而未及於王事,止歌《关雎》以下而已。盖臣子之筮仕,必有先公后私之心,然后有事可做,此圣人之意也。

  江河亦土也,得水以名,未尝有水。水流相禅,一瞬不居,非江河之有也。人见江河之多水,而孰知非其有哉!惟其不有,是以能生,负舟充查,蕃鱼长龙,为世之需也。沼者,有其水者也,故留之,水性不遂,而生道息,故曰“江河竞注而不流”。

  生之谓性,性即气也,言气则不必言性。伊川曰:“论性不论气不备。”是二性也。刚柔气也,即性也。刚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皆性也。试以不善者言之,刚之恶,必为强梁而不为阴忮,柔之恶,必为阴忮而不为强梁。阴忮者习也,其不能互为者,以其根於性也。使其人一旦蟠然焉,则刚者必为爽闓,而不能为缜密,柔者必为缜密,而不能为爽闓,是亦性矣,故曰“善恶皆天理也”。

  三代而上,体统正,论议明,不惟君子有可用,虽小人亦有可用。性非瓦砾,虽小人亦有寸长可用,上有主张之者,则亦掩庇其丑,以技奉上之欲。今之星卜医巫,皆出羲、农,岂其自为之算五行、尝百草哉?亦众人之能也。后世则不然,不惟君子无以展布,虽小人亦无以展布。彼小人者,虽无恁大见识,就其所蕴,亦必平生之志,欲有立於天下。但秕政之朝,蹊径不一,内以弥缝妇寺之间,外以揣摩人主之隐,精神心术竭尽於此,以博其富贵荣宠之私,几时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人见李林甫在位十九年,以为志无不行,不知几时行得一事?盖其精力机巧,能使禄山慑服,假使得用其才,亦足以制范阳之命。然其心方内蛊君欲,外抗杨钊,昼夜之力,穷於蹊径,何尝得少用其才?呜呼!鼓舞作用之人才,非圣人,其孰能之?

  人畜羊豕,逐豺虎,善恶至明矣。其所谓善恶,抑物之情耶?人之情耶?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爱之,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择也。天之赋物,惟有生理,驺虞之不杀,豺虎之食人,总是率性,於人有何恩怨?但鸟兽不可与同群,为人计者,惟远之而已。周公驱猛兽,程子放蝎,皆不杀之。此处须理会天之生人生物,是生理也;其为人,为羊豕,为豺虎,是各正性命也。豺虎而不吞噬,则何以为生哉?且人之畜羊豕也,岂惟爱之,亦噬之而已矣。佛戒杀,圣人不戒杀,此处难着爱憎字。或曰:“人之食鸟兽也,亦大之噬小与?”余曰:“大岂能噬小,鼠之食肉,鸟之啄牛,蝇蚋之食人,岂尽噬小哉!此理相循无端,人不能泥,泥则无易矣。”

  方长不折,非止爱物,只自养仁,不独贤者有此心也。今人见折花将蕋,便自不忍;及斩刈合抱,就以为当然,了无顾惜。其不忍之心,没於见材之可用也,有欲故也。惟有欲便不能充。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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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简介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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