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董萝石先生澐(附子穀)

——(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

  董澐字复宗,号萝石,晚号从吾道人,海盐人。以能诗闻江湖间。嘉靖甲申年六十八,游会稽,闻阳明讲学山中,往听之。阳明与之语连日夜,先生喟然叹曰:“吾见世之儒者,支离琐屑,修饰边幅,为偶人之状。其下者,贪饕争夺於富贵利欲之场,以为此岂真有所为圣贤之学乎?今闻夫子良知之说,若大梦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门,则虚此生也。”因何秦以求北面,阳明不可,谓“岂有弟子之年过於师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质焉。其平日诗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后始得离於苦海耳,吾从吾之好。”自号从吾。丙戌岁尽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与阳明守岁於书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学,卒能闻道。其悟道器无两,费隐一致,从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终沉於空,此毫釐之异,未知先生辨之否耶?

  董穀字石甫。嘉靖辛丑进士。历知安义、汉阳二县,与大吏不合而归。少游阳明之门,阳明谓之曰:“汝习於旧说,故於吾言不无牴牾,不妨多问,为汝解惑。”先生因笔其所闻者,为《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阳明之意。其言“性无善恶”,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体虚而已,万有出焉,故气质之不美,性实为之。全体皆是性,无性则并无气质矣。”夫性既无善无恶,赋於人则有善有恶,将善恶皆无根柢欤?抑人生而静以上是一性,静以后又是一性乎?又言“复性之功,只要体会其影响俱无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则莫不堕於怳惚想像,所谓求见本体之失也。学者读先生之书,以为尽出於阳明,亦何怪疑阳明之为禅学乎!

  日省录

  凡事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私矣。

  从先师往天柱峰,一家楼阁高明,花竹清丽,先生悦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约。既而幡然曰:“我爱则彼亦爱之,有贪而无恕心矣。”再四自克,行过朱华岭四五里,始得净尽。先生言“去欲之难如此’。

  今人只是说性,故有异同之论,若见性,更无异同之可言。

  求心录

  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即是任理。

  千病万痛从妄想生,故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

  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致知。

  恭默思道,凡思道者则自然恭默,非恭默以思道也。若一时不在道,则此心放逸,而恭默之容无矣。

  但要去邪念,不必去思,思者,吾心之变化也。正如风、雨、露、雷,种种各别,皆是太虚,太虚非此则亦无体,此虽可见,然实无作为,亦何从而见之也!

  但有一毫厌人之心,即谓之不敬,稍有此心,则人先厌我矣。

  但依得良知,礼法自在其中矣。

  心无所希,名之曰道。

  见性是性。

  闻驴悟道,因触而碎。悟在闻前,道在驴外。

  横逆之来,自谤讪怒骂,以至於不道之甚,无非是我实受用得力处。初不见其可憎,所谓山河大地,尽是黄金,满世间皆药物也。

  心无体也,纲常伦物、形质器用与心为体,舍万象无太虚,舍万事无心矣。分之则为物,合之则为心,见物便见心,离物见心亦是见鬼。此艮背行庭之义也。

  理之成形,因谓之气。

  费处即是隐,不作体用看。

  五星聚奎,洛大儒斯出。五星聚室,阳明道行。

  碧里疑存

  程子曰:“既思即是已发。”即如程子之言,则存养功夫如何下手?盖谓之中者,无形象可求,只要体会其影响俱无之意思而已。太虚寂寥,无适无莫,是谓之中。惟人於已发处不能加省察之功,遂使未发无朕之时,亦结成有物之毒。阳明以疟喻之,故发而中节,省察所致,和既得矣,体亦中焉。省察即是存养,非别有存养可以下手也。

  费者言道,无所不在也。隐者所以着其实也,妙不可思,无象与理之分。夫妇所能知行,自笾豆之事,以至屠沽之事,专一事则知一事,能干当一事。此形而下者,圣人天地所不知。能形器无非是理,不可控揣此形而上者。盖事哲理之别名,语事则千殊万异,语理则声臭俱无,大的就是小的。有见於此,则洞然无物,鸢飞鱼跃,举目所在,可迎刃而解矣。

  事之所以前知者,盖前后时耳。而理无前后,万古而上,千世而下,同一瞬耳,惟因人之有念,则念之所在,遂隔生死,而理之通达无间者始味矣。故不起念,便能前知。下此一等,则由数而得,数与理通一无二,但以数推则有所倚,故不如至诚。至诚之道如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而其声固未尝无也。数用则知,不用则不知。然既涉於知,则未免系念,故用便近二,知不如不知之为愈也。

  《震泽语录》载学者问天下归仁,先须从事四勿,久当自见。先生曰:“固是。然自要便见得。”范伯达问曰:“天下归仁只是物,物皆归吾仁。”先生指窗问曰:“此还归仁否?”范默然。其后陈齐之有诗云:“大海因高起万沤,形躯虽异总同流。风沤未状端何若?此际应须要彻头。”盖仁之体段洁净精微,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容一毫粘带,粘着即死而仁隐矣。今所以不能便见得者,止因粘带之念不忘,起心思索即差千里。范之所以默然者,病在於转念生疑,遂死於此。窗未尝不归吾仁,而吾自捍格之耳。粘带不生,即风沤未状时景象。盖情顺万事而无情,即是粘带不生。苟畏事而求无事,则粘带益多矣。

  《震泽语录》范元长曰:“此只是道体无穷。”先生曰:“道体有多少般?在人如何见?须是涵泳方有自得。”陈齐之有诗云:“闲花乱蕊竞红青,谁信风光不暂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须触处尽相应。”盖所谓道体,即是仁也。仁只是一团生生之意,而其要本於慎独,慎独而还其无声无臭之天,则万物一体而纯亦不已矣。至此则洁净精微而粘带不生,杳无朕作而宛然可见。圣人非见水,乃自见其心也。天下无性外之物,而触处相应,虽遇盘石亦不舍昼夜矣,岂必川哉?性者,天地万物之一原,即理是也。初本无名,皆人自呼之。以其自然,故曰天;脉络分明,故曰理;人所禀受,故曰性。生天生地,为人为物,皆此而已。至虚至灵,无声无臭,非惟无恶,即善字亦不容言。然其无善无恶处,正其至善之所在也,即所谓未发之中也。穷推本始,虽在天亦有未发之中,即未赋物时是也。既赋即有不齐,乃阴阳奇偶,自然之象。天地无心,而成化杂然并赋,岂有美恶之分?要之美恶之名,亦起於人心违顺爱憎之间云尔。故性之在人,不能无美恶,然人生而静以上,所谓天之性者,理之本然,不以美恶而增损,虽甚恶之人,亦未尝不自知之也。人能全其无善无恶、人生而静之本体,斯真性矣,斯至善矣。朱子析理气为二物,以性之不善归咎於气质,而不知气质之不美,性实为之。全体皆是性,无性则并无气质矣,况美恶乎?性之体,虚而已,而万有出焉。圣人未尝有仁义礼智信之说也,至孟子始言四端,宋儒又以之分属五行,(汉已分属,不始於宋。)未免牵合附会。且天亦非有四时,乃阴阳细分耳。阴阳亦非二物,乃一气屈伸耳。故先天惟一气,气惟一理,理惟一性,性惟一虚。

  所谓道者,非有物也,只是一个干净得紧。门人却疑圣人有隐,无非推测、驰求,正坐不干净之病。圣人曰:“吾无隐乎尔!”吾无所往而不显示於汝者,止是一个孔丘而已,此躯之外,更何有哉!

  性学之所以流於支离者,因泥於心性情才名色多而致然也。不知总是一性,初非二物,如恻隐字乃所性发而不忍之名,从微至着,充之则为仁,非是仁在中而绪见外也。余仿此。

  仁义礼智,即是知觉运动之妙处。

  朱子言“浑然之中,万理毕具”。要在学者善观,如以为真有万理,则误矣。

  胡太常秀夫,因阅《大成乐》,始悟金声玉振,非如註之所云也。盖乐按一声八音并作,齐起齐止,不容断续。然必始编钟而末编磬,合八音而成一声,故金石二音,相去但有毫釐之间。既要翕如,又要纯如,又要皦如、绎如,又必自金以渐而至石,所以为难。条理云者,既循序,又和美,且分明也。盖乐作一声,必主一字,如“大哉宣圣”之类,“大”字要如此条理,“哉”字亦要如此条理,字字相连如贯珠,不许生涩而间断,谓之绎如。若先击鏄钟,后击特磬,何难之有!况鏄钟、特磬,古无是器,而乐之起止,乃是柷敔也。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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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简介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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