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清代黄宗羲明儒学案

  前言

  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文清薛敬轩先生瑄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母梦紫衣人入谒而生,肤理如水晶,五脏皆见,家人怪之。祖闻其啼声,曰:“非常儿也。”自幼书史过目成诵。父贞为荥阳教谕,闻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学,(魏纯,字希文,山东高密人。范,俟考)俾先生与之游处。讲习濂、洛诸书,叹曰:“此问学正路也。”因尽弃其旧学父移教鄢陵,先生补鄢陵诸生,中河南永乐庚子乡试第一。明年登进士第。宣德初授监察御史。三杨欲识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辞曰:“职司弹事,岂敢私谒公卿?”三杨嗟叹焉。差监湖广银场,手录《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记。正统改元,出为山东提学佥事,先力行而后文艺,人称为“薛夫子。”时中官王振用事,问三杨:“吾乡谁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对。召为大理寺少卿。三杨欲先生诣振,谢不可。又令李文达传语,先生曰:“德远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某所不能为也。”已遇振於东阁,百官皆跪,先生长揖不拜,振大恨之。会有狱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弗听,妾遂谓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发其诬。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为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讯;系狱论死,先生读《易》不辍。覆奏将决,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灶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苏、松饥民贷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庐。王文坐以谋叛,先生抗疏辩之。文谓人曰:“此老崛强犹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饯於江上,先生独不往。英至京言於众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庙复辟,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于忠肃、王宫保就刑,先生谓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孙。”石亨奋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阁臣入议,先生言:“陛下复登宝位,天也。今三阳发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无言,诏减一等。先生退而叹曰:“杀人以为功,仁者不为也。”一日,召对便殿,上衣冠未肃,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即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恶石亨专,徐天全、李文达、许道中退朝,谓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谓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讥漏言,祸从此始矣。”未几诸公皆下诏狱。上以先生学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对误称学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时,遂乞致仕。临行,岳季方请教,先生曰:“英气太露,最害事。”后季方败,忆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从学者甚众。天顺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诗有“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始觉性天通。”

  先生以复性为宗,濂、洛为鹄,所著《读书录》大概为《太极图说》、《西铭》《正蒙》之义疏,然多重複杂出,未经删削,盖惟体验身心,非欲成书也。其谓“理气无先后,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不可易矣。又言:“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以日光飞鸟喻之,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羲窃谓,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若无飞鸟而有日光,亦可无日光而有飞鸟,不可为喻。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穷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谓:“水清则见毫毛,心清则见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镜,镜明则物无遁形,心明则理无蔽迹。”羲窃谓,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为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体,即是理矣。心清而见,则犹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领,安得起而质之乎?

  崔后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於抗而得祸与?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正统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学薛瑄以生员有疾罢斥者,追所给廪米。臣以为不幸有疾,罢之可也。至於廪给,糜费於累岁,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难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无疾,今惩偿纳之苦,孰肯令其就学!”上是之。先生出处大节,岂后学所敢轻议,而尽美不能尽善,所云连得间矣。成化初,谥文清。隆庆五年,诏从祀孔庙,称先儒薛子。

  读书录

  统体一太极,即万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极,即一本之万殊。统体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与天地不相似。

  为学之要,莫切於动静,动静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人心一息之顷,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易传》曰:“易,变易也,变易以从道也。”如人之一动一静,皆变易也,而动静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少欲觉身轻。

  心中无一物,其大浩然无涯。

  先儒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类,皆在物之理也。於此处各得其宜,乃处物之义也。

  每日所行之事,必体认某事为仁,某事为义,某事为礼,某事为智,庶几久则见道分明。

  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即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以是知克己最难。

  性非特具於心者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为是,凡天地万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

  凡圣贤之书所载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万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实也。书之所谓某道某理,犹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则必实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则必有是道理之实。学者当会於言意之表。

  湖南靖州读《论语》,坐久假寐,既觉,神气清甚,心体浩然,若天地之广大。盖欲少则气定,心清理明,其妙难以语人。

  无形而有理,所谓“无极而太极”,有理而无形,所谓“太极本无极。”形虽无而理则有,理虽有而形则无,此纯以理言,故曰“有无为一”。老氏谓“无能生有”,则无以理言,有以气言,以无形之理生有形之气,截有无为两段,故曰“有无为二”。

  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伦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学曰“明心见性”者,彼即举人伦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见性乎?若果明心见性,则必知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必不举人伦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则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体用之全,审矣。

  尽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盖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从出。人能知性知天,则天下之理无不明,而此心之理无不贯;苟不知性知天,则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碍,又何以极其广大无穷之量乎?是以知尽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

  博文是明此理,约礼是行此礼。

  无欲非道,入道自无欲始。

  举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谓形而下、形而上是也。

  诚不能动人,当责诸己,己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

  太极一圈,中虚无物,盖有此理而实无此形也。

  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妙。

  厚重、静定、宽缓,进德之基。

  无欲则所行自简。

  敬则中虚无物。

  处人之难处者,正不必厉声色,与之辩是非,较短长。

  才舒放,即当收敛,才言语,便思简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能於言动、事为之间,不敢轻忽,而事事处置合宜,则告然之气自生矣。

  费是隐之流行处,隐是费之存主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如阴阳五行流行发生万物,费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机,不可见者,隐也。

  矫轻警惰,只当於心志言动上用力。

  须是尽去旧习,从新做起。张子曰:“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进者,正为旧习缠绕,未能掉脱,故为善而善未纯,去恶而恶未尽。自今当一刮旧习,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则匪人矣。

  若胸中无物,殊觉宽平快乐。

  心虚有内外合一之气象。

  俯仰天地无穷,知斯道之大,觉四海之小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饮食、男女、衣服、动静、语默、应事、接物之间,於此事事皆合天则,则道不外是矣。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气至微至妙中生出来,以至於成形而着。张子曰:“其来也几微易简,其至也广大坚固。”

  一念之差,心即放,才觉其差,而心即正。

  水清则见毫毛,心清则见天理。

  心清即是天理,云见则犹二之也。故阳明先生曰:“心即理也。”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则一。一不可见,而五则因发见者,可默识也。

  须知己与物,皆从阴阳造化中来,则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夫子所谓一,即统体之太极也,夫子所谓贯,即各具之太极也。主一则气象清明,二三则昏昧矣。

  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话说,学之者通患。

  志动气,多为理,气动志,多为欲。

  学至於心无一物,则有得矣。

  言不谨者,心不存也,心存则言谨矣。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顿之类,稍大有不正,即不乐,必正而后已。非作意为之,亦其性然。

  言动举止,至微至粗之事,皆当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谓一事苟,其余皆苟矣。

  观太极中无一物,则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阴阳杂揉之渣滓也。

  天之气一着地之气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气也,得地气,即成形矣。

  才敬便渣滓融化,而不胜其大;不敬则鄙吝即萌,不胜其小矣。

  知止所包者广,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聪,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类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兄之止友,弟之止恭之类皆是。盖止者止於事物当然之则,则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则静安虑得相次而见矣,不能知止。则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犹迷方之人,摇摇而莫知所之也。知止,则动静各当乎理。

  大事谨而小事不谨,则天理即有欠缺间断。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论性之疑。

  人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蔼然生物之心。

  觉人诈而不形於言,有余味。

  心一操而群邪退听,一放而群邪并兴。

  才收敛身心,便是居敬,才寻思义理,便是穷理。二者交资,而不可缺一也。

  居敬有力,则穷理愈精,穷理有得,则居敬愈固。

  初学时见居敬穷理为二事,为学之久,则见得居敬时敬以存此理,穷理时敬以察此理,虽若二事,而实则一矣。

  人不持敬,则心无顿放处。

  人不主敬,则此心一息之间,驰骛出入,莫知所止也。

  不能克己者,志不胜气也。

  读书以防检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久则衰者尽,而熟者化矣。

  处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广大虚明气象,无欲则见之。

  当事务丛杂之中,吾心当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扰扰而迁易也。

  心细密则见道,心粗则行不着,习不察。

  学不进,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过,而皆欲合理,则积久而业广矣。

  究竟无言处,方知是一源。

  不识理名难识理,须知识理本无名。

  为学时时处处是做工夫处,虽至陋至鄙处,皆当存谨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时,手足不敢妄动,心不敢乱想,这便是睡时做工夫,以至无时无事不然。

  工夫紧贴在身心做,不可斯须外离。

  心一放,即悠悠荡荡无所归着。

  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心乃有入。

  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类是也,天理在人如仁、义、礼、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贞之命是也。只是合当如是,便是理。

  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如太极动而生阳,动前便是静,静便是气,岂可说理先而气后也。

  心一收而万理咸至,至非自外来也,盖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识其妙耳。心一放而万理咸失,失非向外驰也,盖虽在是而心亡,无以察其妙耳。

  朱子曰:“聚散者气也,若理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但人分上合当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理既无形,安得有尽!

  有形者可以聚散言,无形者不可以聚散言。

  石壁上草木,最可见生物自虚中来,虚中则实气是也。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无形之理来,所谓无非至教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义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胜,不能自克,则以不安者为安矣。

  心存则因器以识道。

  看来学者不止应事处有差,只小小言动之间,差者多矣。

  心无所止,则一日之间,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理如物,心如镜,镜明则物无遯形,心明则理无蔽迹;昏则反是。

  释子不问贤愚善恶,只顺己者便是。

  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鸟飞而日光虽不离其背,实未尝与之俱往;而有间断之处,亦犹气动而理虽未尝与之暂离,实未尝与之俱尽,而有灭息之时。气有聚散,理无聚散,於此可见。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则光在物,物尽则光在光。

  三代之治本诸道,汉、唐之治详於法。

  细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叶、开花、结实者,即其心也。

  略有与人计较短长意,即是渣滓销融未尽。

  人只於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浑合无间,初无内外也。

  不可将身外地面作虚空看,盖身外无非真实之理,与身内之理,浑合无间也。

  圣人应物,虽以此理应之,其实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圣人治人,不是将自己道理分散与人,只是物各付物。

  只主於敬,才有卓立,不然东倒西歪,卒无可立之地。

  太极不可以动静言,然舍动静便无太极。

  此理真实无妄,如天地日月、风云雨露、草木昆虫、阴阳五行、万物万事皆有常形,定则古今而不易。若非实理为之主,则岁改而月不同矣。

  方为一事,即欲人知,浅之尤者。

  理明则心定。

  顺理都无一事。

  理明后见天地万物,截然各安其分。

  所以阴阳变易者,固理之所为,而理则一定而不易,所谓恒也。

  知言者,书无不通,理无不明之谓。

  学至於约,则有得矣。

  天下无无理之物,无无物之理。

  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

  心有毫发所系,即不得其平。

  气无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心使一言不妄发,则庶乎寡过矣。

  人只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坏了仁、义、礼、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义、礼、智、信之性。《诗》所谓“有物有则”,《孟子》所谓“践形”者是也。

  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则生,老则枯。

  知至至之,穷理也,知终终之,尽性以至於命也。

  博文知崇也,约礼礼卑也。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与。

  言要缓,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节,皆不暴其气之事;怒至於过,喜至於流,皆暴其气也。

  大而人伦,小而言动,皆理之当然。才有有为之心,虽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绝谋计功之念,其心超然无系。

  立得脚定,却须宽和以处之。

  习於见闻之久,则事之虽非者,亦草觉其非矣。

  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克己;视、听、言、动之合礼处、便是复礼。

  知觉不可训仁,所以能知能觉者,仁也。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无可依据。

  四方上下,往来古今,实理实气,无丝毫之空隙,无一息之间断”

  为学不实,无可据之地。人於实之一字,当念念不忘,随事随处省察於言动居处、应事接物之间,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实,斯有进德之地。

  继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阳也;成之者性,人物禀受,一定而不易,阴也。

  静坐中觉有杂念者,不诚之本也。惟圣人之心,自然真一虚静,无一毫之杂念。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骸各顺其则,以至人伦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顺理心安,身亦安矣。

  事来则顺应之,不可无故而先生事端。

  常存心於义理,久久渐明,存心於闲事,即於义理日昧矣。

  凡涉於有为者皆气,其无为者道体也。

  心常存,即默识道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心苟不存,茫然无所识,其所识者,不过万物形体而已。

  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盖才有理即有象,初非悬空之理与象,分而为二也。

  学问实自静中有得,不静则心既杂乱,何由有得!

  笃志力行而不知道,终是浅。

  涵养省察,虽是动静交致其力,然必静中涵养之功多,则动时省察之功易也。

  在一心之理,与在万事之理,本无二致,惟圣人一心之理,能通万事之理者,以其纯乎天理之公也。

  名节至大,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只是动静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为一理,知至是知万物万事通为一理。

  《孟子》之“知言”,即《大学》之“物格知至”也。

  《孟子》之“知性”,即《大学》之“物格尽心,即知至”也。

  道无处不在,故当无处不谨。

  天道流行,命也,命赋於人,性也,性与心俱生者也。性体无为,人心有觉,故心统性情。

  不责人,即心无凝冰焦火之累。

  天地间理无缝隙,实不可分。

  元者善之长,亨利贞皆善也;仁为善之长,礼义智皆善也。

  性命一理也,有善而无恶也明矣。

  《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

  杂虑少则渐近道。

  心每有妄发,以经书圣贤之言制之。

  一息之运,与古今之运同;一尘之土,与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与亿兆之心同。

  致知格物,於读书得之者多。

  “论性不论气不备”有二说:专论性不论气,则性亦无安泊处,此不备也;专论性不论气,则虽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气质有清浊之殊,此不备也。“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二说:如告子以知觉运动之气为性,而不知性之为理,此不明也;如论气质有清浊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则不是,盖理气虽不相杂,亦不相离。天下无无气之理,亦无无理之气,气外无性,性外无气,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无气之性,无性之气矣,故曰二之则不是。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诚心为四端,则信在其中矣。”愚谓若无诚心,则四端亦无矣,故学道以诚心为本。

  鬼神者,天地阴阳之灵;魂魄者,人身阴阳之灵。

《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传统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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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简介

阅读天一阁藏书
  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辞官回宁波故里后,于宅东建造藏书楼,藏书达7万余卷,命名为“天一阁”。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


  由于黄宗羲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因而得到了范氏各房的同意,应允他于清代康熙十二年登上了天一阁。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基础,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18] 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藏书大家
  黄宗羲学问渊博,来自于他的丰厚藏书。他嗜好藏书,喜抄书、借书。读遍家中所有藏书,仍嫌不足,借抄于范钦“天一阁”、曹溶“倦圃”、徐乾学“传是楼”、钱谦益“绛云楼”、祁氏“澹生堂”、钮氏“世学楼”等藏书楼之书。每出走回归,常带一书童携书同返,访求足迹几乎遍及大江以南所有著名藏书家。后来祁氏“澹生堂”藏书散出,精华亦大半归于他。并与许元溥、刘城约为抄书社,世所罕见之书,多赖以得传。建书楼“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即南宋学者黄震)之绪。藏书目的在于系统收集明代资料,提倡藏书在于致用,反对只藏不用、视为珍玩的鉴赏家。告诫学者:“当以书明心,勿玩物丧志也”。历几十年辛勤收集和整理勘校,藏书达7万卷之多。未及编目,即遭大水;因年事已高,死后不几年又遭大火,失去大半。经再传弟子郑性整理后,仅得3万卷,入藏于“二老阁”。他收集史料的方法,也影响了同代的学者如全祖望、厉鹗等人,对清代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撰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传是楼藏书记》等,是研究明清私人藏书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他藏书思想的核心文献。藏书印有“余姚黄氏书库藏书印”、“黄宗羲印”等。


锥刺许显纯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颇为震动,人称“姚江黄孝子”,崇祯帝叹称为“忠臣孤子”。


骡马驮书
  顾炎武(字亭林)从小到老手都没放下过书,出门就随身带一骡二马驮书。有时候到了边塞亭障,就找老兵到路边的小酒店一起畅饮,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理。如果和自己知道的不同就翻书详细地订正,一定到没有任何疑惑的程度为止。坐在马上空闲的时候,就跨着马鞍默默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和对它们的注释文。即使遇到亲朋好友就像不认识一样,有时候因此掉到山谷中,也不后悔。认真仔细到这个程度,他的学问也应当博大精深,没有能与他相比的。

李玉安 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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