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政语下

——(两汉贾谊贾谊新书

  周文王问于粥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如?”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君子将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入其职,则其于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何若?”对曰:“君子既去其职,则其于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粥子曰:“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胜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故诸侯发政施令,政平于人者,谓之文政矣;诸侯接士而使吏,礼恭于人者,谓之文礼矣;诸侯听狱断刑,仁于治,陈于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战而不胜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尝闻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唯由此也为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敢问治有必成,而战有必胜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对曰:“有。政曰:诸侯政平于内,而威于外矣。君子行修于身,而信于舆人矣,治民民治,而荣于名矣。故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与之以敬,然后能以成也。凡有战心者,必修之以政,而兴之以义,然后能以胜也。凡有攻心者,必结之以约,而谕之以信,然后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谕之以爱,然后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师尚父曰:“吾闻之于政也,曰:天下圹圹,一人有之;万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岁,即位享国。亲以其身见于粥子之家而问焉。曰:“昔者先王与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愿以教。敢问兴国之道柰何?”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兴国之道,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知善则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长之,则兴国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柰何?”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问治国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礼节,无以谕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谕爱也。故忠信行于民,礼节谕于士,道义入于上,则治国之道也。虽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贤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则谓之贤人矣;行者恶,则谓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则谓之智矣;言者不善,则谓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若夫富,则可为也;若夫寿,则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斗,阋不私相煞也。故圣王在上位,则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道,而吏积于德,而民积于用力,故妇为其所衣,丈夫为其所食,则民无冻馁矣。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于仁,而吏积于爱,而民积于顺,则刑罚废矣,而民无夭遏之诛。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故圣王在上,则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圣王在上,则使盈境内,兴贤良,以禁邪恶。故贤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则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寿者,圣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贾谊新书》
贾谊新书 《贾谊新书》是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当时刘向整理过的其他一些书也称某某新书,以别于未经整理过的“旧书”。后来,别的书逐渐去掉了“新书”二字,《新书》就成了贾谊文集的专名。现存最早《新书》版本是明代的,为仿宋本所刻。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书》基本上保持刘向编辑的原貌,其中可能有后人改动之处,这也是古书一般都存在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新书》为贾谊所作。
《贾谊新书》热门篇章

【贾谊】简介

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 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汉书·贾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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