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回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衎宁喜擅政

  话说周灵王二十三年夏五月,莒黎比公因许齐侯岁岁来朝,是月亲自至临淄朝齐,庄公大喜。设飨于北郭,款待黎比公,崔氏府第,正在北郭,崔杼有心拿庄公破绽,诈称寒疾不能起身。

  诸大夫皆侍宴,惟杼不往,密使心腹叩信于贾竖,竖密报云:“主公只等席散,便来问相国之病。”崔杼笑曰:“君岂忧吾病哉?正以吾病为利,欲行无耻之事耳。”乃谓其妻棠姜曰:“我今日欲除此无道昏君。汝若从吾之计,吾不扬汝之丑,当立汝子为适嗣;如不从吾言,先斩汝母子之首。”棠姜曰:“妇人,从夫者也,子有命,焉敢不依!”

  崔杼乃使棠无咎伏甲士百人于内室之左右,使崔成、崔疆仗甲于门之内,使东郭偃伏甲于门之外,分拨已定,约以鸣钟为号,再使人送密信于贾竖:“君若来时,须要如此恁般。”

  且说庄公爱棠姜之色,心心念念,寝食不忘,只因崔杼防范稍密,不便数数来往,是日见崔杼辞病不至,正中其怀,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燕享之仪,了事而已。事毕,趋驾往崔氏问疾。阍者谬对曰:“病甚重,方服药而卧。”庄公曰:“卧于何处?”对曰:“卧于外寝。”庄公大喜,竟入内室。

  时州绰、贾举、公孙傲、偻堙四人从行,贾竖曰:“君之行事,子所知也,盍待于外,无混入以惊相国。”州绰等信以为然,遂俱止于门外,惟贾举不肯出,曰:“留一人何害?”乃独止堂中,贾竖闭中门而入。阍者复掩大门,拴而锁之。

  庄公至内室,棠姜艳妆出迎,未交一言,有侍婢来告:“相国口燥,欲索蜜汤。”棠姜曰:“妾往取蜜即至也!”棠姜同侍婢自侧户冉冉而去,庄公倚槛待之,望而不至,乃歌曰:“室之幽兮,美所游兮,室之邃兮,美所会兮,不见美兮,忧心胡底兮!”

  歌方毕,闻廊下有刀戟之声,庄公讶曰:“此处安得有兵?”呼贾竖不应,须臾间,左右甲士俱起,庄公大惊,情知有变,急趋后户,户已闭,庄公力大,破户而出,得一楼登之,棠无咎引甲士围楼,声声只叫:“奉相国之命,来拿淫贼!”庄公倚槛谕之曰:“我,尔君也!幸舍我去!”无咎曰:“相国有命,不敢自专!”庄公曰:“相国何在?愿与立盟,誓不相害!”无咎曰:“相国病不能来也!”庄公曰:“寡人知罪矣,容至太庙中自尽,以谢相国何如?”无咎又曰:“我等但知拿奸淫之人,不知有君,君既知罪,即请自裁,毋徒取辱!”

  庄公不得已,从楼牖中跃出,登花台,欲逾墙走。无咎引弓射之,中其左股,从墙上倒坠下来,甲士一齐俱上,刺杀庄公,无咎即使人鸣钟数声。

  时近黄昏,贾举在堂中侧耳而听,忽见贾竖启门,携烛而出曰:“室中有贼,主公召尔!尔先入,我当报州将军等!”贾举曰:“与我烛!”贾竖授烛,失手坠地,烛灭。举仗剑摸索,才入中门,遇绊索踬地。崔疆从门旁突出,击而杀之。

  州绰等在门外,不知门内之事。东郭偃伪为结好,邀至旁舍中,秉烛具酒肉,且劝使释剑乐饮,亦遍饮从者。

  忽闻宅内鸣钟,东郭偃曰:“主公饮酒矣!”州绰曰:“不忌相国乎?”偃曰:“相国病甚,谁忌之?”有顷,钟再鸣,偃起曰:“吾当入视!”偃去,甲士悉起,州绰等急简兵器,先被东郭偃使人盗去了。州绰大怒,视门前有升车石,磔以投人。偻堙适趋过,误中堙,折其一足,惧而走。公孙傲拔系马柱而舞,甲士多伤。众人以火炬攻之,须发尽燎。时大门忽启,崔成、崔疆复率甲自内而出,公孙傲以手拉崔成,折其臂,崔疆以长戈刺傲,立死,并杀偻堙。州绰夺甲士之戟,复来寻斗。

  东郭偃大呼:“昏君奸淫无道,已受诛戮,不干众人之事,何不留身以事新主?”州绰乃投戟于地曰:“吾以羁旅亡命,受齐侯知己之遇,今日不能出力,反害偻堙,殆天意也,惟当舍一命以报君宠,岂肯苟活,为齐、晋两国所笑乎?”即以头触石垣三四,石破头亦裂。

  邴师闻庄公之死,自刭于朝门之外,封具缢于家。铎父与襄尹相约,往哭庄公之尸,中路闻贾举等俱死,遂皆自杀。髯翁有诗云:

  似虎如龙勇绝伦,因怀君宠命轻尘。
  私恩只许私恩报,殉难何曾有大臣。

  时王何约卢蒲癸同死,癸曰:“无益也,不如逃之,以俟后图。幸有一人复国,必当相引!”王何曰:“请立誓!”誓成,王何遂出奔莒国。

  卢蒲癸将行,谓其弟卢蒲嫳曰:“君之立勇爵,以自卫也。与君同死,何益于君?我去,子必求事崔、庆而归我,我因以为君报仇。如此,则虽死不虚矣!”嫳许之,癸乃出奔晋国。卢蒲嫳遂求事庆封,庆封用为家臣。申鲜虞出奔楚,后仕楚为右尹。

  时齐国诸大夫闻崔氏作乱,皆闭门待信,无敢至者,惟晏婴直造崔氏,入其室,枕庄公之股,放声大哭,既起,又踊跃三度,然后趋出。棠无咎曰:“必杀晏婴,方免众谤!”崔杼曰:“此人有贤名,杀之恐失人心!”

  晏婴遂归,告于陈须无曰:“盍议立君乎?”须无曰:“守有高、国,权有崔、庆,须无何能为?”婴退。须无曰:“乱贼在朝,不可与共事也!”驾而奔宋。晏婴复往见高止、国夏。皆言:“崔氏将至。且庆氏在,非吾所能张主也!”婴乃叹息而去。

  未几,庆封使其子庆舍,搜捕庄公余党,杀逐殆尽,以车迎崔杼入朝,然后使召高、国,共议立君之事。高,国让于崔、庆,庆封复让于崔杼,崔杼曰:“灵公之子杵臼,年已长,其母为鲁大夫叔孙侨如之女,立之可结鲁好!”众人皆唯唯。于是迎公子杵臼为君,是为景公。

  时景公年幼,崔杼自立为右相,立庆封为左相,盟群臣于太公之庙,刑牲歃血,誓其众曰:“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者,有如日!”庆封继之,高、国亦从其誓。

  轮及晏婴,婴仰天叹曰:“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婴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崔、庆俱色变。高、国曰:“二相今日之举,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庆乃悦。

  时莒黎比公尚在齐国,崔、庆奉景公与黎比公为盟,黎比公乃归莒。

  崔杼命棠无咎敛州绰,贾举等之尸,与庄公同葬于北郭,减其礼数,不用兵甲,曰:“恐其逞勇于地下也!”

  命太史伯以疟疾书庄公之死,太史伯不从,书于简曰:“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杼见之大怒,杀太史。太史有弟三人,曰仲、叔、季。仲复书如前,杼又杀之。叔亦如之,杼复杀之。季又书,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

  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昔赵穿弑晋灵公,太史董狐以赵盾位为正卿,不能讨贼,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盾不为怪,知史职不可废也。某即不书,天下必有书之者,不书不足以盖相国之丑,而徒贻识者之笑,某是以不爱其死,惟相国裁之!”崔杼叹曰:“吾惧社稷之陨,不得已而为此,虽直书,人必谅我”乃掷简还季。

  季捧简而出,将至史馆,遇南史氏方来,季问其故,南史氏曰:“闻汝兄弟俱死,恐遂没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执简而来也!”季以所书简示之,南史氏乃辞去。髯翁读史至此,有赞云:

  朝纲纽解,乱臣接迹。
  斧钺不加,诛之以笔!
  不畏身死,而畏溺职。
  南史同心,有遂无格!
  皎日青天,奸雄夺魄。
  彼哉谀语,羞此史册!

  崔杼愧太史之笔,乃委罪贾竖而杀之。

  是月,晋平公以水势既退,复大合诸侯于夷仪,将为伐齐之举。崔杼使左相庆封以庄公之死,告于晋师,言:“群臣惧大国之诛,社稷不保,已代大国行讨矣。新君杵臼,出自鲁姬,愿改事上国,勿替旧好,所攘朝歌之地,仍归上国,更以宗器若干,乐器若干为献。”诸侯亦皆有赂。

  平公大悦,班师而归,诸侯皆散。自此晋、齐复合。

  时殖绰在卫,闻州绰、刑蒯皆死,复归齐国。卫献公衎出奔在齐,素闻其勇,使公孙丁以厚币招之,绰遂留事献公。此事搁过一边。

  是年吴王诸樊伐楚,过巢攻其门,巢将牛臣隐身于短墙而射之,诸樊中矢而死。群臣守寿梦临终之戒,立其弟余祭为王。余祭曰:“吾兄非死于巢也,以先王之言,国当次及,欲速死以传季弟,故轻生耳。”乃夜祷于天,亦求速死,左右曰:“人所欲者,寿也,王乃自祈早死,不亦远于人情乎?”余祭曰:“昔我先人太王,废长立幼,竟成大业,今吾兄弟四人,以次相承,若俱考终命,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速也!”此段话且搁过一边。

  却说卫大夫孙林父、宁殖既逐其君衎,奉其弟剽为君,后宁殖病笃,召其子宁喜谓曰:“宁氏自庄、武以来,世笃忠贞。出君之事,孙子为之,非吾意也。而人

  皆称曰‘孙、宁',吾恨无以自明,即死无颜见祖父于地下。子能使故君复位,盖吾之愆,方是吾子。不然,吾不享汝之祀矣。”喜泣拜曰:“敢不勉图!”殖死,喜嗣为左相,自是日以复国为念。奈殇公剽屡会诸侯,四境无故,上卿孙林父又是献公衎的嫡仇,无间可乘。

  周灵王二十四年,卫献公袭夷仪据之,使公孙丁私入帝邱城,谓宁喜曰:“子能反父之意,复纳寡人,卫国之政,尽归于子,寡人但主祭祀而已。”宁喜正有遗嘱在心,今得此信,且有委政之言,不胜之喜。又思:“卫侯一时求复,故以甜言相哄,倘归而悔之,奈何?公子鱄贤而有信,若得他为证明,他日定不相负。”乃为复书,密付来使,书中大约言:“此乃国家大事,臣喜一人,岂能独力承当?子鲜乃国人所信,必得他到此面订,方有商量。”子鲜者,公子鱄之字也。

  献公谓公子鱄曰:“寡人复国,全由宁氏,吾弟必须为我一行,”子鱄口虽答应,全无去意。献公屡屡促之,鱄对曰:“天下无无政之君,君曰‘政由宁氏',异日必悔之,是使鱄失信于宁氏也,鱄所以不敢奉命。”献公曰:“寡人今窜身一隅,犹无政也,倘先人之祀,延及子孙,寡人之愿足矣,岂敢食言,以累吾弟。”鱄对曰:“君意既决,鱄何敢避事,以败君之大功?”

  乃私入帝邱城,来见宁喜,复申献公之约,宁喜曰:“子鲜若能任其言,喜敢不任其事!”鱄向天誓曰:“鱄若负此言,不能食卫之粟,”喜曰:“子鲜之誓,重于泰山矣!”公子鱄回复献公去了。

  宁喜以殖之遗命,告于蘧瑗,瑗掩耳而走曰:“瑗不与闻君之出,又敢与闻其入乎?”遂去卫适鲁。喜复告于大夫石恶、北宫遗,二人皆赞成之,喜乃告于右宰谷,谷连声曰:“不可,不可!新君之立,十二年矣,未有失德,今谋复故君,必废新君,父子得罪于两世,天下谁能容之?”喜曰:“吾受先人遗命,此事断不可已。”右宰谷曰:“吾请往见故君,观其为人视往日如何,而后商之。”喜曰:“善。”

  右宰谷乃潜往夷仪,求见献公,献公方濯足,闻谷至,不及穿履,徒跣而出,喜形于面,谓谷曰:“子从左相处来,必有好音矣!”谷对曰:“臣以便道奉候,喜不知也!”献公曰:“子第为寡人致左相,速速为寡人图成其事,左相纵不思复寡人,独不思得卫政乎?”谷对曰:“所乐为君者,以政在也,政去,何以为君?”

  献公曰:“不然,所谓君者,受尊号,享荣名,美衣玉食,崇阶华宫,乘高车,驾上驷,府库充盈,使令满前,入有嫔御姬侍之奉,出有田猎毕弋之娱,岂必劳心政务,然后为乐哉?”谷嘿然而退。

  复见公子鱄,谷述献公之言。鱄曰:“君淹恤日久,苦极望甘,故为此言。夫所谓君者,敬礼大臣,录用贤能,节财而用之,恤民而使之,作事必宽,出言必信,然后能享荣名,而受尊号,此皆吾君之所熟闻也!”

  右宰谷归谓宁喜曰:“吾见故君,其言粪土耳!无改于旧。”喜曰:“曾见子鲜否?”谷曰:“子鲜之言合道,然非君所能行也!”喜曰:“吾恃子鲜矣,吾有先臣之遗命,虽知其无改,安能已乎?”谷曰:“必欲举事,请俟其间。”

  时孙林父年老,同其庶长子孙蒯居戚,留二子孙嘉、孙襄在朝。

  周灵王二十五年春二月,孙嘉奉殇公之命,出使聘齐,惟孙襄居守。适献公又遣公孙丁来讨信,右宰谷谓宁喜曰:“子欲行事,此其时矣,父兄不在,襄可取也;得襄,则子叔无能为矣!”喜曰:“子言正合吾意。”遂阴集家甲,使右宰谷同公孙丁帅之以伐孙襄。

  孙氏府第壮丽,亚于公宫,墙垣坚厚,家甲千人,有家将雍鉏、褚带二人,轮班值日巡警。是日褚带当班,右宰谷兵到,褚带闭门登楼问故,谷曰:“欲见舍人,有事商议。”褚带曰:“议事何须用兵?”欲引弓射之,谷急退,帅卒攻门。孙襄亲至门上,督视把守,褚带使善射者更番迭进,将弓持满,临楼牖而立,近者辄射之,死者数人。雍鉏闻府第有事,亦起军丁来接应,两下混战,互有杀伤。

  右宰谷度不能取胜,引兵而回,孙襄命开门亲自驰良马追赶,遇右宰谷,以长铙挽其车。右宰谷大呼,”公孙为我速射!”公孙丁认得是孙襄,弯弓搭箭,一发正中其胸,却得雍褚二将齐上,救回去了。胡曾先生咏史诗云:

  孙氏无成宁氏昌,天教一矢中孙襄。
  安排兔窟千年富,谁料寒灰发火光?

  右宰谷转去,回复宁喜,说孙家如此难攻,“若非公孙神箭,射中孙襄,追兵还不肯退。”宁喜曰:“一次攻他不下,第二次越难攻了,既然箭中其主,军心必乱,今夜吾自往攻之,如再无功,即当出奔,以避其祸,我与孙氏,已无两立之势矣!”一面整顿车仗,先将妻子送出郊外,恐一时兵败,脱身不及;一面遣人打听孙家动静,约莫黄昏时候,打探者回报:“孙氏府第内有号哭之声,门上人出入,状甚仓皇。”宁喜曰:“此必孙襄伤重而亡也!”

  言未毕,北宫遗忽至,言:“孙襄已死,其家无主,可速攻之。”时漏下已三更,宁喜自行披挂,同北宫遗、右宰谷,公孙丁等,悉起家众,重至孙氏之门,雍鉏,褚带方临尸哭泣,闻报宁家兵又到,急忙披挂,已被攻入大门,鉏等急闭中门,奈孙氏家甲先自逃散,无人协守,亦被攻破,雍鉏逾后墙而遁,奔往戚邑去了。褚带为乱军所杀。

  其时天已大明,宁喜灭孙襄之家,断襄之首,携至公宫,来见殇公,言:“孙氏专政日久,有叛逆之情,某已勒兵往讨,得孙襄之首矣!”

  殇公曰:“孙氏果谋叛,奈何不令寡人闻之?既无寡人在目,又来见寡人何事?”

  宁喜起立,抚剑言曰:“君乃孙氏所立,非先君之命,群臣百姓,复思故君,请君避位,以成尧、舜之德!”

  殇公怒曰:“汝擅杀世臣,废置任意,真乃叛逆之臣也。寡人南面为君,已十三载,宁死不能受辱!”即操戈以逐宁喜。

  喜趋出宫门,殇公举目一看,只见刀枪济济,戈甲森森,宁家之兵,布满宫外,慌忙退步,宁喜一声指麾,甲士齐上,将殇公拘住,世子角闻变,仗剑来救,被公孙丁赶上,一戟刺死,宁喜传令,囚殇公于太庙,逼使饮鸩而亡,此周灵王二十五年春二月辛卯日事也。

  宁喜使人迎其妻子,复归府第,乃集群臣于朝堂,议迎立故君,各官皆到。惟有太叔仪乃是卫成公之子,卫文公之孙,年六十余,独称病不至。人问其故,仪曰:“新旧皆君也,国家不幸有此事,老臣何忍与闻乎?”

  宁喜迁殇公之宫眷于外,扫除宫室,即备法驾,遣右宰谷,北宫遗同公孙丁往夷仪迎接献公。献公星夜驱驰,三日而至,大夫公孙免余,直至境外相见,献公感其远迎之意,执其手曰:“不图今日复为君臣!”自此免余有宠。

  诸大夫皆迎于境内,献公自车揖之,既谒庙临朝,百官拜贺,太叔仪尚称病不朝,献公使人责之曰:“太叔不欲寡人返国乎?何为拒寡人?”仪顿首对曰:“昔君之出,臣不能从,臣罪一也;君之在外,臣不能怀贰心,以通内外之言,罪二也;及君求入,臣又不能与闻大事,罪三也。君以三罪责臣,臣敢逃死!”即命驾车,欲谋出奔,献公亲往留之。仪见献公,垂泪不止,请为殇公成丧,献公许之,然后出就班列。

  献公使宁喜独相卫国,凡事一听专决,加食邑三千室;北宫遗、右宰谷、石恶、公孙免余等,俱增秩禄;公孙丁、殖绰有从亡之劳,公孙无地、公孙臣,其父有死难之节,俱进爵大夫;其他太叔仪、齐恶、孔羁、褚师申等,俱如旧;召蘧瑗于鲁,复其位。

  却说孙嘉聘齐而回,中道闻变,径归戚邑。林父知献公必不干休,乃以戚邑附晋,诉说宁喜弑君之恶,求晋侯做主,恐卫侯不日遣兵伐戚,乞赐发兵,协力守御。晋平公以三百人助之,孙林父使晋兵专戍茅氏之地,孙蒯谏曰:“戍兵单薄,恐不能拒卫人,奈何?”林父笑曰:“三百人不足为吾轻重,故委之东鄙,若卫人袭杀晋戍,必然激晋之怒,不愁晋人不助我也!”孙蒯曰:“大人高见,儿万不及!”

  宁喜闻林父请兵,晋仅发三百人,喜曰:“晋若真助林父,岂但以三百人塞责哉!”乃使殖绰将选卒千人,往袭茅氏。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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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简介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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