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话说平王东迁,车驾至于洛阳,见市井稠密,宫阙壮丽,与镐京无异,心中大喜。京都既定,四方诸侯莫不进表称贺,贡献方物。惟有荆国不到,平王议欲征之。群臣谏曰:“蛮荆久在化外,宣王始讨而服之。每年止贡菁茅一车,以供祭祀缩酒之用,不责他物,所以示羁縻之意。今迁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师远讨,未卜顺逆,且宜包容,使彼怀德而来。如或始终不悛,俟兵力既足,讨之未晚。”自此南征之议遂息。秦襄公告辞回国。平王曰:“今岐丰之地,半被犬戎侵据,卿若能驱逐犬戎,此地尽以赐卿,少酬扈从之劳。永作西藩,岂不美哉?”秦襄公稽首受命而归,即整顿戎马,为灭戎之计。不及三年,杀得犬戎七零八落,其大将孛丁、满也速等,俱死于战阵,戎主远遁西荒,岐丰一片,尽为秦有。辟地千里,遂成大国。髯翁有诗云:

  文武当年发迹乡,如何轻弃畀秦邦。
  岐丰形胜如依旧,安得秦强号始皇?

  却说秦乃帝颛顼之裔,其后人名皋陶,自唐尧时为士师官。皋陶子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泽,驱逐猛兽,以功赐姓曰嬴,为舜主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国于徐,夏商以来,世为诸侯。至纣王时,大廉之后,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恶来有绝力,能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以材勇,为纣幸臣,相助为虐。武王克商,诛蜚廉并及恶来。蜚廉少子曰季胜,其曾孙名造父,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封于赵,为晋赵氏之祖。其后有非子者,居犬邱,善于养马,周孝王用之,命畜马于汧、渭二水之间,马大蕃息。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为附庸之君,使续嬴祀,号为嬴秦。传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封秦伯,又得岐丰之地,势益强大,定都于雍,始与诸侯通聘。襄公薨,子文公立,时平王十五年也。一日,文公梦郦邑之野,有黄蛇自天而降,止于山阪,头如车轮,下属于地,其尾连天,俄顷化为小儿。谓文公曰:“我上帝之子也,帝命汝为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讫不见。明日,召太史敦占之,敦奏曰:“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当获福。”乃于鄜邑筑高台,立白帝庙,号曰鄜畤,用白牛祭之。又陈仓人猎得一兽,似猪而多刺,击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牵以献文公。路间,遇二童子,指曰:“此兽名曰‘猬'。常伏地中,啖死人脑,若捶其首即死。”猬亦作人言曰:“二童子乃雉精,名曰‘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说破,即化为野鸡飞去。其雌者,止于陈仓山之北阪,化为石鸡。视猬,亦失去矣。猎人惊异,奔告文公,文公复立陈宝祠于陈仓山。又终南山,有大梓树,文公欲伐为殿材,锯之不断,砍之不入。忽大风雨,乃止。有一人夜宿山下,闻众鬼向树贺喜,树神亦应之,一鬼曰:“秦若使人被其发,以朱丝绕树,将奈之何?”树神默然,明日,此人以鬼语告于文公,文公依其说,复使人伐之,树随锯而断,有青牛从树中走出,径投雍水。其后近水居民,时见青牛出水中,文公闻之,使骑士候而击之,牛力大,触骑士倒地,骑士发散被面,牛惧更不敢出,文公乃制髦头于军中,复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时鲁惠公闻秦国僭祀上帝,亦遣太宰让到周,请用郊禘之礼,平王不许。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勋劳于王室,礼乐吾祖之所制作,子孙用之何伤?况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鲁?”遂僭用郊禘,比于王室。平王知之,不敢问也。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诸侯各自擅权,互相侵伐,天下纷纷多事矣。史官有诗叹曰:

  自古王侯礼数悬,未闻侯国可郊天。
  一从秦鲁开端僭,列国纷纷窃大权。

  再说郑世子掘突嗣位,是为武公。武公乘周乱,并有东虢及郐地,迁都于郐,谓之新郑,以荥阳为京城,设关于制邑,郑自是亦遂强大,与卫武公同为周朝卿士。平王十三年,卫武公薨,郑武公独秉周政,只为郑都荥阳,与洛邑邻近,或在朝,或在国,往来不一,这也不在话下。却说郑武公夫人,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长曰寤生,次曰段。为何唤做寤生?原来姜氏夫人分娩之时,不曾坐蓐,在睡梦中产下了,醒觉方知,姜氏吃了一惊,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次子段,长成得一表人才,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艺高强,姜氏心中偏爱此子:“若袭位为君,岂不胜寤生十倍?”屡次向其夫武公称道次子之贤,宜立为嗣。武公曰:“长幼有序,不可紊乱。况寤生无过,岂可废长而立幼乎?”遂立寤生为世子,只以小小共城,为段之食邑,号曰共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悦。及武公薨,寤生即位,是为郑庄公,仍代父为周卿士。姜氏夫人见共叔无权,心中怏怏,乃谓庄公曰:“汝承父位,享地数百里,使同胞之弟,容身蕞尔,于心何忍?”庄公曰:“惟母所欲。”姜氏曰:“何不以制邑封之?”庄公曰:“制邑岩险著名,先王遗命,不许分封。除此之外,无不奉命。”姜氏曰:“其次则京城亦可。”庄公默然不语。姜氏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国,使其别图仕进,以餬口耳!”庄公连声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次日升殿,即宣共叔段欲封之。大夫祭足谏曰:“不可。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京城有百雉之雄,地广民众,与荥阳相等。况共叔,夫人之爱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内宠,恐有后患。”庄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于京城。共叔谢恩已毕,入宫来辞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谓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恳求,虽则勉从,中心未必和顺。汝到京城,宜聚兵搜乘,阴为准备,倘有机会可乘,我当相约,汝兴袭郑之师,我为内应,国可得也。汝若代了寤生之位,我死无憾矣!”共叔领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国人改口,俱称为京城太叔。开府之日,西鄙、北鄙之宰,俱来称贺。太叔段谓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属我封土,自今贡税,俱要到我处交纳,兵车俱要听我征调,不可违误。”二宰久知太叔为国母爱子,有嗣位之望,今日见他丰采昂昂,人才出众,不敢违抗,且自应承。太叔托名射猎,逐日出城训练士卒,并收二鄙之众,一齐造入军册。又假出猎为由,袭取鄢及廪延。两处邑宰逃入郑国,遂将太叔引兵取邑之事,备细奏闻庄公,庄公微笑不言。班中有一位官员,高声叫曰:“段可诛也!”庄公抬头观看,乃是上卿公子吕。庄公曰:“子封有何高论?”公子吕奏曰:“臣闻‘人臣无将,将则必诛',今太叔内挟母后之宠,外恃京城之固,日夜训兵讲武,其志不篡夺不已。主公假臣偏师,直造京城,缚段而归,方绝后患。”庄公曰:“段恶未著,安可加诛?”子封曰:“今两鄙被收,直至廪延,先君土地,岂容日割?”庄公笑曰:“段乃姜氏之爱子,寡人之爱弟。寡人宁可失地,岂可伤兄弟之情,拂国母之意乎?”公子吕又奏曰:“臣非虑失地,实虑失国也。今人心皇皇,见太叔势大力强,尽怀观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将贰心。主公今日能容太叔,恐异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庄公曰:“卿勿妄言,寡人当思之。”公子吕出外,谓正卿祭足曰:“主公以宫闱之私情,而忽社稷之大计,吾甚忧之。”祭足曰:“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视,只因大庭耳目之地,不便泄露。子贵戚之卿也,若私叩之,必有定见。”公子吕依言,直叩宫门,再请庄公求见。庄公曰:“卿此来何意?”公子吕曰:“主公嗣位,非国母之意也。万一中外合谋,变生肘腋,郑国非主公之有矣。臣寝食不宁,是以再请。”庄公曰:“此事干碍国母。”公子吕曰:“主公岂不闻周公诛管、蔡之事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望早早决计。”庄公曰:“寡人筹之熟矣。段虽不道,尚未显然叛逆,我若加诛,姜氏必从中阻挠,徒惹外人议论,不惟说我不友,又说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彼恃宠得志,肆无忌惮。待其造逆,那时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公子吕曰:“主公远见,非臣所及。但恐日复一日,养成势大,如蔓草不可芟除,可奈何?主公若必欲俟其先发,宜挑之速来。”庄公曰:“计将安出?”公子吕曰:“主公久不入朝,无非为太叔故也。今声言如周,太叔必谓国内空虚,兴兵争郑。臣预先引兵伏于京城近处,乘其出城,入而据之。主公从廪延一路杀来,腹背受敌,太叔虽有冲天之翼,能飞去乎?”庄公曰:“卿计甚善,慎毋泄之他人。”公子吕辞出宫门,叹曰:“祭足料事,可谓如神矣!”

  次日早朝,庄公假传一令,使大夫祭足监国,自己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闻知此信,心中大喜曰:“段有福为君矣!”遂写密信一通,遣心腹送到京城,约太叔五月初旬,兴兵袭郑,时四月下旬事也。公子吕预先差人伏于要路,获住赍书之人,登时杀了,将书密送庄公。庄公启缄看毕,重加封固,别遣人假作姜氏所差,送达太叔。索有回书,以五月初五日为期,要立白旗一面于城楼,便知接应之处。庄公得书,喜曰:“段之供招在此,姜氏岂能庇护耶?”遂入宫辞别姜氏,只说往周,却望廪延一路徐徐而进。公子吕率车二百乘,于京城邻近埋伏,自不必说。

  却说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与其子公孙滑商议,使滑往卫国借兵,许以重赂。自家尽率京城二鄙之众,托言奉郑伯之命,使段监国,祭纛犒军,扬扬出城。公子吕预遣兵车十乘,扮作商贾模样,潜入京城,只等太叔兵动,便于城楼放火。公子吕望见火光,即便杀来,城中之人,开门纳之,不劳余力,得了京城。即时出榜安民,榜中备说庄公孝友,太叔背义忘恩之事,满城人都说太叔不是。再说太叔出兵,不上二日,就闻了京城失事之信,心下慌忙,星夜回辕,屯扎城外,打点攻城,只见手下士卒纷纷耳语。原来军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说:“庄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义。”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道:”我等背正从逆,天理难容。”哄然而散。太叔点兵,去其大半,知人心已变,急望鄢邑奔走,再欲聚众。不道庄公兵已在鄢。乃曰:“共吾故封也。”于是走入共城,闭门自守。庄公引兵攻之,那共城区区小邑,怎当得两路大军?如泰山压卵一般,须臾攻破。太叔闻庄公将至,叹曰:“姜氏误我矣,何面目见吾兄乎?”遂自刎而亡。胡曾先生有诗曰:

  宠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内应在宫中。
  谁知公论难容逆,生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诗说庄公养成段恶,以塞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也。诗曰:

  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庄公抚段之尸,大哭一场,曰:“痴儿何至如此?”遂简其行装,姜氏所寄之书尚在。将太叔回书,总作一封,使人驰至郑国,教祭足呈与姜氏观看。即命将姜氏送去颍地安置,遗以誓言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姜氏见了二书,羞惭无措,自家亦无颜与庄公相见,即时离了宫门,出居颍地。庄公回至国都,目中不见姜氏,不觉良心顿萌,叹曰:“吾不得已而杀弟,何忍又离其母。诚天伦之罪人矣!”

  却说颍谷封人,名曰颍考叔,为人正直无私,素有孝友之誉。见庄公安置姜氏于颍,谓人曰:“母虽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主公此举,伤化极矣!”乃觅鸮鸟数头,假以献野味为名,来见庄公。庄公问曰:“此何鸟也?”颍考叔对曰:“此鸟名鸮,昼不见泰山,夜能察秋毫,明于细而暗于大也。小时其母哺之,既长,乃啄食其母,此乃不孝之鸟,故捕而食之。”庄公默然。适宰夫进蒸羊,庄公命割一肩,赐考叔食之。考叔只拣好肉,用纸包裹,藏之袖内。庄公怪而问之,考叔对曰:“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贫,每日取野味以悦其口,未尝享此厚味。今君赐及小臣,而老母不沾一脔之惠,小臣念及老母,何能下咽?故此携归,欲作羹以进母耳。”庄公曰:“卿可谓孝子矣!”言罢,不觉凄然长叹。考叔问曰:“主公何为而叹?”庄公曰:“你有母奉养,得尽人子之心。寡人贵为诸侯,反不如你。”考叔佯为不知,又问曰:“姜夫人在堂无恙,何为无母?”庄公将姜氏与太叔共谋袭郑,及安置颍邑之事,细述一遍:”已设下黄泉之誓,悔之无及。”考叔对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子,又不奉养,与鸮鸟何异?倘以黄泉相见为歉,臣有一计,可以解之。”庄公问:“何计可解?”考叔对曰:“掘地见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内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减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室中相见,于及泉之誓,未尝违也。”庄公大喜,遂命考叔发壮士五百人,于曲洧牛脾山下,掘地深十余丈,泉水涌出,因于泉侧架木为室,室成,设下长梯一座,考叔往见武姜,曲道庄公悔恨之意,如今欲迎归孝养,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庄公乘舆亦至,从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称:“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国母恕罪!”武姜曰:“此乃老身之罪,与汝无与。”用手扶起,母子抱头大哭,遂升梯出穴,庄公亲扶武姜登辇,自己执辔随侍。国人见庄公母子同归,无不以手加额,称庄公之孝,此皆考叔调停之力也。胡曾先生有诗云:

  黄泉誓母绝彝伦,大隧犹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怀肉计,庄公安肯认天亲。

  庄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爱,赐爵大夫,与公孙阏同掌兵权,不在话下。再说共叔之子公孙滑,请得卫师,行至半途,闻共叔见杀,遂逃奔卫,诉说伯父杀弟囚母之事。卫桓公曰:“郑伯无道,当为公孙讨之。”遂兴师伐郑。不知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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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简介

  冯梦龙出生于明后期万历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时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与之遥相呼应,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特色,卓绝的艺术成就,写下了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终年七十三岁。在这一年的前后,有许多很有成就的文学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1645年),阮大钺、王思任(1646年),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战乱中死去。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在异族入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是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苏州)人,生于1574年(明万历二年),出身名门世家,冯氏兄(冯梦桂)弟(冯梦雄)三人被称为“吴下三冯”。其兄梦桂是画家,其弟梦雄是太学生,作品均已不传。冯梦龙除了写诗文,主要精力在于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自己的诗集今也不存,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文化宝库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宝。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还有《新列国志》、《增补三遂平妖传》、《古今烈女演义》、《广笑府》、《智囊》、《古今谈概》、《太平广记钞》、《情史》、《墨憨斋定本传奇》,以及许多解经、纪史、采风、修志的著作,而以选编“三言”的影响最大最广。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广,数量如此多的著作,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华有关外,也和他一生的经历密不可分。


  冯梦龙从小好读书,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对苏州的茶坊酒楼下层生活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岁时,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回到家乡。


  在天下动荡的局势中,在清兵南下时,他除了对反清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还以七十高龄,亲自奔走反清大业。冯梦龙是一位爱国者,在崇祯年间任寿宁知县时,曾上疏陈述国家衰败之因。清顺治三年(1646年)春忧愤而死,一说被清兵所杀。


  在思想上,冯梦龙受李卓吾的影响,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情史》卷一《总评》)强调真挚的情感,反对虚伪的礼教。


  在文学上,他重视通俗文学所涵蕴的真挚情感与巨大教化作用。他认为通俗文学为“民间性情之响”,“天地间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叙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文学主张,表现了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特质。他重视通俗文学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说序》中,认为“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说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些见解对鄙视通俗文学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纵览他的一生,虽有经世治国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约束的狂放,他对“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与歌儿妓女的厮混,他对俚词小说的喜爱等都被理学家们认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羁,而难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长期沉沦下层,或舌耕授徒糊口,或为书贾编辑养家。


  冯梦龙所编纂的这些书,从出版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实用。他的那些记录当时历史事件的著作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新闻性;他的那些解说经书的辅导教材受到习科举的士子们的欢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细民阅读的拟话本、长篇说部、小说类书,以及剧本民歌、笑话等有更大的读者群,为书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使得冯梦龙的编辑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场经济下的出版业的特色。在《智囊》一书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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