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上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禅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群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遗,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 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五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遗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至七年五月,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起不因缘尧,与殷、周异宜,而旧制以高帝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从之。语在《林传》。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巳地。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岳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封禅不常,时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禅器,以示群儒,多言不合古,于是罢诸儒不用。三月,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颠。遂东巡海上,求仙人,无所见而还。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

  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方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玉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

  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觐东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经谶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舆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曰矢},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宇,垂于后昆。百僚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受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群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赢勿出元年租、刍稿。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匮,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匮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后汉书》
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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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简介

早年经历
  范晔出生于士族家庭(顺阳范氏家族),曾祖范汪仕东晋,官至安北将军,撰有《尚书大事》《范东阳方》等,进爵武兴县侯,传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宁历任临淮太守、豫章太守,为东晋经学大家,著有《春秋榖梁传集解》;父范泰仕晋为中书侍郎,后得刘裕信任,屡被升迁,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范晔虽出名门,但由于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据传范晔为母亲入厕时所生,因额头被砖磕破,遂得小名“砖”。范晔出生后,因伯父无子,就被过继给范弘之,因而得袭爵位,封武兴县五等侯。


  范晔自幼酷爱读书,幼年即博览家中藏书,善文,能作隶书,并通晓音律。义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为主簿,被范晔拒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范晔应招出仕,任彭城王刘义康门下冠军将军,后迁为秘书丞,因父丧离职。元嘉七年(430年),范晔服丧期满,担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的司马、兼新蔡太守。时北魏鲜卑军队围攻青州,檀道济奉命出师解围,范晔随军北伐,升任尚书部郎。


著史立说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下葬当晚,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聚会于东府。时范晔的弟弟范广渊为司徒府祭酒,范晔就和王深、王广于范广渊处饮酒,开北窗欣赏挽歌为乐。刘义康大怒,降范晔为宣城太守。


  范晔因被贬职,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内整理各家关于后汉的史籍,开始从事后汉史的编纂工作,企图以此排解痛苦。通过研究史事,范晔打开了眼界,凭着个人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一腔热情,范晔终于写出了他的历史名作《后汉书》。《后汉书》为文简明周详,叙事生动,书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


孤高疏狂
  元嘉十五年(438年),范晔任满,调任长沙王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次年,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按礼数范晔应立即赴丧,但范晔以患病为由,过了好久才动身,并携带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刘损上表检举范晔一系列的违礼行为,宋文帝欣赏范晔的才华,并未将他治罪。


  元嘉十七年(440年),服丧期满,范晔投靠兴王刘浚,任后军长史、南下邳太守;刘浚任扬州刺史后,不问政事,一应事务全部委托范晔。因此范晔仕途畅达,不久升为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学识渊博、善于为文外,还精通音乐,长于书法。但范晔为人傲岸不羁,不肯曲意逢迎。他的琵琶弹得很好,并能创作新曲。宋文帝很想听听,屡次加以暗示,范晔故作不知,始终不肯为皇帝弹奏。一次文帝宴请大臣,对范晔说:“我想唱歌,请你为我弹琴。”范晔只得奉旨弹奏,文帝歌一唱完,范晔马上停止弹奏,不肯多弹一曲。


  范晔虽然不曲意逢迎皇帝,对同僚却以诚相待。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与范晔(左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每次朝见皇帝时,范晔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来一起进去,而沈演之入朝向来没有等范晔的习惯。范晔为人不藏心机,遂作《和香方》,对他们进行讥讪。根据同僚的特点,范晔把庾炳之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沈演之比作“昏钝”的“枣膏”等等,而范晔则以“沈实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范晔更为同僚所不容。


召祸之由
  元嘉十七年(440年),因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政,威权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解除了刘义康的宰辅职务,贬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刘义康有恩于其父,便联络朝臣,密谋反叛,更立刘义康为帝。


  范晔掌握禁军,有盛名,又多年在刘义康的部下为官,所以在网罗党羽时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对象。孔熙先首先结交范晔的外甥谢综,谢综为报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荐给了范晔。孔熙先认识范晔后,倾全力伺候范晔,并拉拢范晔赌博,故意输钱。范晔贪心钱财,又欣赏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好。孔熙先见时机成熟,就尝试怂恿范晔参与谋反,被范晔拒绝。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绝联姻一事相激,刘义康也为宣城之贬向范晔频致歉意,范晔终于参加进来,决心反叛朝廷。


叛乱始末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静南下论道,宣扬江州将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刘义康);为增加谋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孙景玄,到臧质军中任宁远参军 ,并联络许耀(法静的妹夫,时任台城队长,在宫中值班),以为内应。孔熙先又勾结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仲承祖便将谋反计划告诉了丹阳尹徐湛之。


  徐湛之告诉范晔,臧质非常赞成他们的行动,必定会邀请萧思话一同举事,不用担心兵力不够,只须坐等良辰到来。于是他们互相设置官职:徐湛之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范晔为中军将军、南徐州刺史,孔熙先为右卫将军等,凡是他们一贯讨厌或不附从刘义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将这些人处死。


  孔熙先见事情进展顺利,命其弟孔休先草拟檄文,并要求范晔起草政变宣言。于是,范晔以刘义康的名义作书给徐湛之,勉励各部“同心协力,族灭奸党,争为创业元勋,再创宋朝”。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刘义季、右将军南平王刘铄外出边镇就任,范晔等人便约定在这天举事,但由于没有约好,政变未能如期举行。


身死事哀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并呈报参与政变的名单和相关书信证据,文帝随即诏书“马上逮捕,依法穷诘”。当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谢综、孔熙先,又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范晔在仓猝之际非常恐惧,慌忙否认。文帝告知其谢综、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认,又摆出书信证物,范晔遂承认谋反事实,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


  第二天,范晔被送入狱,询问徐湛之关押何处,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于是,范晔称病请求更换狱所,得以和谢综等人成为隔壁。范晔告诉他们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诗感叹:“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范晔入狱后,以为自己会被即刻处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见结果,范晔以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讥讽范晔怕死,范晔感喟地说:“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


  十二月,范晔被押赴刑场,时年四十八岁。其子范蔼、范遥、范叔委等皆被株连,唯有孙子范鲁连幸免于难。

《南史》&王茂《野客丛书·卷十五》&《宋书·卷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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