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
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首词是作者退隐之后定林院生活的一个剪影式写照。
上片写一次骑驴春游,起拍二句点明节令,描绘钟山春意盎然的景象。灯火,指元宵节彩灯。宋时元夜灯节,热闹异常。蔡绦《铁围山丛谈》:“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当时收灯后,又有出城探春的习俗,而江南孟春,不同于北方,往往收灯后便已芳草如茵、春意满野。而钟山一带,竹木葱茏,万花竞秀,景色更为诱人。“撩乱”,写出山花争奇斗艳,撩惹行人。“灯火已收”而山花满眼,用笔正所谓扫处还生。这二句,即写了江宁附近的季候特征,又点出作者居住的山中环境。美景良辰,引逗起词人览赏春色的兴致,于是笔锋一转,由“闻说”领起以下三句,写洊(jiàn)亭之游。洊亭钟山西麓,溪水青青,花木如绣,是作者喜爱游赏的风景胜地。王安石《马死》诗李壁注引《建康续志》云:“金华俞紫琳清老,尝冠秃巾,扫搭服,抱《字说》,逐公之驴,往来法云、定林,过八功德水,逍遥洊亭之上。”“新水漫”,说明是雨后,经春雨洗礼,郊原格外清新。
款段,马行迟缓貌。语出于《后汉书·马援传》“乘下泽车,御款段马”,李贤注:“款犹缓也,言形段迟缓也。”后借指驽马。这里作者实用以指他所骑的毛驴,亦取其“形段迟缓”之意。作者退居江宁时,神宗赐他一匹马,后来马死了,他外出旅游就骑毛驴。“蹇”谓蹇驴。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二载,王安石江宁,“筑第于白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这次正是骑毛驴野游,心闲意静,恬然自若,什么升沉得失、尧桀是非,仿佛早抛至九霄云外,其精神超然尘外。定林寺左右,峰峦复沓,后环屏风,前障桂岭,其间云雾缭绕,跨驴绕行山径,时要通过云层,故曰“穿云”。山间谷壑毗连,四周峦嶂如屏,形成不少花木丛生的天然坞堡,如定林寺附近有道士坞,洊亭附近有桃花坞等。
词人行经此种地带,不免停辔徜徉,访胜探幽,故曰“入坞”。才行高冈,又入低谷,故曰“穿云入坞”。
不畏云雾迷茫,不避谷堐低湿窈深,不计山路崎岖回环,而去寻访游伴,探奇览胜,一句中连用“穿”、“入”、“寻”三个动作词,充分表现了词人一心寻春的浓厚游兴,描绘出他自命“山野之人”的生活情趣。
下片写僧斋昼寝,词人游兴已尽,依然回归山寺,就床而卧。过片另起一意,意脉不断。却,还也,仍也。上写游山,此写憩寝,事有转折,故用“却”字。
因为孤身栖居山寺,故要拂拭僧床,撩起白色的帷帐。“僧床”、“素幔”,写明作者生活清寂雅素,也突出了寄身山寺的生活特点。“千岩万壑”承上“山南山北”,“春风暖”回应“正月半”。值此东风骀荡,春光融融,词人怡然自适的心境也仿佛与大地春色融契而为一,加之游山的困乏,于是他渐渐沉入静谧而深稳的梦中。不知何时,山间的一派松涛之声,把他从酣梦中惊醒,抬眼望去,红日照临西窗,而词人的睡意犹未足。煞拍三句写梦醒。“悲急管”,谓松涛犹如急切的笛声,深山中呜咽地悲鸣,仍切山林环境下笔,松声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
这首写政治家兼文学家的王安石,野游寻春与大自然的默契中,得到了心境的恬静,沉入了暂时的酣眠,然而,一时的心理平衡,却被四周突然闯入的急切悲凉的松涛声所打破,无怪乎作者起看日光,不能不嫌梦境之短了,这正隐隐透露了作者身虽幽闲而内心并不平静的精神状态。全篇即事写景,全以白描手法勾勒,物象清幽,气韵萧散,充满脂腻粉香的北宋前期词坛上,这首词颇有一枝独秀的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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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