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桑条索漠楝花繁,风敛余香暗度垣。
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桑条索漠楝花繁,风敛余香暗度垣。
黄鸟数声残午梦,尚疑身属半山园。
译文
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花草树木成行成垄,都是主人亲手栽种。
庭院外一条小河保护着农田,并且环绕着农田;两座大山打开门来为人们送去绿色。
桑树枝叶繁茂,楝花也十分繁盛。清风吹送楝花余香,悄悄地送过墙头。
黄莺几声清脆的啼叫 ,惊醒了我的午觉。一梦醒来,我恍恍惚惚还觉得自己好像仍然在旧日所住的半山园中。
注释
⑴书:书写,题诗。湖阴先生:本名杨德逢,隐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紫金山(今江苏南京)时的邻居。
⑵茅檐:茅屋檐下,这里指庭院。无苔:没有青苔。
⑶成畦(qí ):成垄成行。 畦:经过修整的一块块田地。
⑷护田:这里指护卫环绕着园田。语出《汉书·西域传序》:“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
⑸排闼(tà):开门。语出《汉书· 樊哙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直入。”闼:小门。送青来:送来绿色。
(6)楝(liàn)花:“二十四番花信”里的楝花,指的就是北方常见的苦楝花。
陈文新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49-250&高克勤 等.王安石及其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55-56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首二句赞美杨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静”即净。怎样写净呢?诗人摒绝一切平泛的描绘,而仅用“无苔”二字,举重若轻,真可谓别具只眼。何以见得?江南地湿,又时值初夏多雨季节,这对青苔的生长比之其他时令都更为有利。况且,青苔性喜阴暗,总是生长在僻静之处,较之其他杂草更难于扫除。而今庭院之内,连青苔也没有,不正表明无处不净、无时不净吗?在这里,平淡无奇的形象由于恰当的用字却具有了异常丰富的表现力。“花木”是庭院内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为品种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种。这样,“成畦”二字就并非仅仅交代花圃的整齐,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丰美,既整齐又不单调。
这清幽环境令人陶醉,所以当诗人的目光从院内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时,他的思致才会那样悠远、飘逸,才会孕育出下面一联的警句,门前的景物是一条河流,一片农田,两座青山,在诗人眼里,山水对这位志趣高洁的主人也有情谊。诗人用拟人手法,将“一水”“两山”写成富有人情的亲切形象。弯弯的河流环绕着葱绿的农田,正像母亲用双手护着孩子一样。“护”字,“绕”字显得那么有情。门前的青山见到庭院这样整洁,主人这样爱美,也争相前来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门而入,奉献上一片青翠。诗人以神来之笔,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此诗对于“一水”“两山”的拟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为基础,又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吻合,所以气足神完,浑化无迹,成为古今传诵的名句。
在修辞技巧上,“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也堪作范例。诗人运用了对偶的句式,又采用了拟人的手法,给山水赋予人的感情,化静为动,显得自然化境既生机勃勃又清静幽雅。
陈文新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49-250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题在杨德逢屋壁上的一组诗。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的邻居和经常往来的朋友。
陈文新 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249-250
首句的“长扫”,一直解释为:经常打扫,“长”通“常”,“茅檐”是代指庭院,“静”同“净”。于是,首句就解释成了:由于经常打扫,庭院干净得一点儿青苔都没有了。
如果不问,这样的解释也可以说得通,因为这样的解说已经通行了好几百年。但是,若要是深究,若要联系生活,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并不合乎事理。
说“茅檐”是借代庭院,就已经很勉强。如果视“扫”为打扫,那么,被借代的应该也是可以打扫的;借代的也应该是被打扫的一部分。庭院是可以打扫的,可“茅檐”是不可以打扫的。请问一下,经常登梯子扫房檐,谁扫过请举手!若是瓦檐,若是水泥房檐,有了雅兴,打扫也无妨,但是,秋风尚能卷走屋上三重茅,茅草的檐是扫不得的,扫一回,那苫房的茅草就下来一些,扫它几回屋子就漏了。以不可扫的“茅檐”代庭院是不妥的。
即使是允许“茅檐”代“庭院”,那庭院中被扫的也不应该是“苔”。苔是长在潮湿的地方的,是紧附于其他物体上的,用扫帚是扫不去的。刘禹锡的陋室“苔痕上阶绿”,并不能说明陋室卫生没搞好。卫生检查团从来不以苔的有无打分。以扫苔来说明院子干净,也是不妥的。其实,有些青苔的庭院,倒是文人追求的雅、静,也算是一种情趣。
有这么多的不合事理,我们有理由重新看一下“茅檐长扫静无苔”。
“扫”的常用义是“清除”,是“用扫帚除去尘垢”,解释“茅檐”为代指庭院,“长”为“常”,全是为了适应一个“打扫”,在其他场合并不容易找到例子。我们应该看到,“扫”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描、画。张祜诗《集灵台》“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这个“扫”就是描画。司空图《灯花》之二“明朝斗草多应喜,剪得灯花自扫眉。”这“扫”也是描画。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这“扫”也是描画。
解释“茅檐”的人多是没有住过茅屋的,才弄出这些借代、通假,看得出,是为了迎合“打扫”的无奈与被迫。
如果,我们跳出“扫”的常用义,选用“描画”解释“茅檐长扫静无苔”,就可以解释成:无苔的房檐,像大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苫房用的草,多是梢朝下,以利水流;反之就“戗水”了,水就可能顺草进入里面。多年不换的房草,朽烂含水,也就长出苔了。有苔的房子也就快不行了。新苫的房,檐上自然是“无苔”的了。新苫的房草,梢比较长,也比较软,若是让文人看了,就恰是毛笔。
这样的解释,一是少了许多麻烦,“长”还是原来的“长”“茅檐”仍是原来“茅檐”。二是更有诗味了,无苔的房檐,像笔一样长长的一画,这多有诗意,这多有文气,这才是读书人的眼力。其实,“茅檐长扫静无苔”说的是,房子是新苫过的;“花木成畦手字栽”说的是,主人勤于劳作。房子是新苫的,花木是亲手栽的,就是说主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整个诗写的是清新、娴静的生活。将一个“扫”字重新解释,让它成为“描画”,成为富有动感与美感的比喻,较之扫院子,诗的张力就大多了。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张港先生著《经典古诗词另类“悦”读》)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