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笔驿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韵译
猿鸟犹疑是惊畏丞相的严明军令,
风云常常护着他军垒的藩篱栏栅。
诸葛亮徒然在这里挥笔运筹划算,
后主刘禅最终却乘坐邮车去投降。
孔明真不愧有管仲和乐毅的才干。
关公张飞已死他又怎能力挽狂澜?
往年我经过锦城时进谒了武侯祠,
曾经吟诵了梁父吟为他深表遗憾!
注解
①筹笔驿: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方舆胜览》:“筹笔驿在绵州绵谷县北九十九里,蜀诸葛武侯出师,尝驻军筹划于此。”
②猿鸟句:诸葛亮治军以严明称,这里意谓至今连鱼鸟还在惊畏他的简书。疑:惊。简书:指军令。古人将文字写在竹简上。
③储胥:指军用的篱栅。
④上将:犹主帅,指诸葛亮。
⑤降王:指后主刘禅。走传车:公元263年(魏元帝景元四年),邓艾伐蜀,后主出降,全家东迁洛阳,出降时也经过筹笔驿。传车: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后主是皇帝,这时却坐的是传车,也隐含讽喻意。
⑥管:管仲。春秋时齐相,曾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乐:乐毅。战国时人,燕国名将,曾大败强齐。原不忝:真不愧。诸葛亮隐居南阳时,每自比管仲、乐毅。
⑦他年:作往年解。锦里:在成都城南,有武侯祠。
⑧梁父吟:两句意谓,往年曾谒锦里的武侯祠,想起他隐居时吟咏《梁父吟》的抱负,不曾得到舒展,实在令人遗憾。
筹笔驿,古地名,旧址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三国时蜀汉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画军事。很多诗人留下了以筹笔驿为题材的怀念诸葛亮的作品。公元855年(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此驿,写下这首咏怀古迹的诗篇。此诗同多数凭吊诸葛亮的作品一样,颂其威名,钦其才智;同时借以寄托遗恨,抒发感慨。不过此篇艺术手法上,议论以抑扬交替之法,衬托以宾主拱让之法,用事以虚实结合之法,别具一格。
诗写诸葛亮之威、之智、之才、之功,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集中写“恨”字。为突出“恨”字,作者用了抑扬交替的手法。首联说猿鸟畏其军令,风云护其藩篱,极写其威严,一扬;颔联却言其徒有神智,终见刘禅投降,长途乘坐驿车,被送往洛阳,蜀汉归于败亡,一抑;颈联出句称其才真无愧于管仲、乐毅,又一扬;对句写关羽、张飞无命早亡,失却羽翼,又一抑。抑扬之间,似是“自相矛盾”,实则文意连属,一以贯之。以其威智,霸业理应可成,然而时无英主,结果社稷覆亡,一恨;以其才略,出师理应告捷,然而时无良将,结果未捷身死,又一恨。末联“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是说,昔日经过锦里(成都城南)诸葛武侯庙时,吟哦诸葛亮的《梁父吟》,犹觉遗恨无穷。而所谓“恨”,既是写诸葛亮之“遗恨”,又是作者“隐然自喻”。以一抑一扬的议论来表现“恨”的情怀,显得特别宛转有致。
古典诗歌中,常有“众宾拱主”之法。李商隐这首诗的首联,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出句“猿鸟犹疑畏简书”。是说,猿(一本作“鱼”)和鸟都畏惧诸葛亮的军令,说明军威尚存;对句“风云长为护储胥”是说,风云还在护卫诸葛亮的营垒,说明仍有神助。正如范仲温《诗眼》所说的:“惟义山‘鱼鸟’云云,‘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义贯于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这里没有直接刻画诸葛亮,只是通过猿(鱼)鸟风云的状态来突出诸葛亮的善于治军。猿鸟风云的状态在作者想象中,是由诸葛亮引起的反应,这些都作为“宾”,用以突出诸葛亮军威这个“主”。这些作为宾的自然景物。是拟人化,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猿鸟风云,作为筹笔驿的实景,还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使人有肃穆之感;但是并不是单纯的气氛描写,而是化实为虚,实景虚用,以宾拱主,直接突出“孔明风烈”这一主体。
李商隐好用典故。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七云:“李商隐诗好积故实。”他爱把古人罗致笔下,自由驱使,不问时代先后,都可以在他的诗境中同时出现。“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此题所咏乃诸葛亮,则此联对句中的关羽、张飞为其同时人,是今;管仲是春秋时人,乐毅是战国时人,远在三国之前,是古。用事以古今成对,出句以古人比拟诸葛亮,对句实写诸葛亮同时人关、张,即以古对今,以虚对实,而且对得极为自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故以管仲、乐毅直指诸葛亮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所谓“管乐”可以说虽“古”犹“今”,虽“虚”犹“实”,与关、张对举,可称为“奇”,然而却又不足为奇。
(清)蘅塘退士选编;毛治中注释.唐诗三百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84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