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译文
先生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编过他的家谱，他就是家谱上边所说的现在任泰州海陵县的主簿。先生不但与兄长许元相互友爱而被天下称赞，而且从少年时就超出一般人，他从不受约束，擅长辩论，与哥哥都因富有才智谋略而被当世的大人先生所器重。仁宗宝元（1038—1040）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来招纳天下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才，当时陕西大帅范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郑文肃公（郑戬的谥号）争相写信推荐先生，因此，他被征召进京应试，结果被任命为太庙斋郎，不久被选派做泰州海陵县主簿。朝中的大臣多荐举先生有雄才大略，应该任用做重要的事以考验他，不应该把他放置在州、县做一般官吏。许君也曾经意气慷慨，自信自负，想有一番作为。但终究没能有一次显示自己才智的机会就死去了。唉！真令人哀伤啊。
读书人当中本来就有那种远离尘世、与世俗不合，一味按自己的意图行事的人，即使受到讽刺谩骂、嘲笑侮辱、穷苦愁困都不后悔，他们都没有一般人那种对名利的营求之心，而对后世有所期望，因此他们的失意、不合时宜也是应该的。至于那些富有机智谋略、追求功名利禄的读书人，企图利用时世的变化，去营求权势和物利，却往往不能得志的，也是难以数记的。然而，才辩足以改变一切事物，却在重用游说的时代困穷；智谋足以夺取三军的统帅，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遭受屈辱，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呢？唉！那些对后世有所期待、遭受困厄却不后悔的人，大概知道其中的原因吧！
许君死时五十九岁，在仁宗嘉祐（1056—1063）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上。夫人姓李。长子名瓌，没有做官；次子名璋，任真州司户参军；三子名琦，任太庙斋郎；四子名琳，中了进士。五个女儿，已经出嫁的两个，一个嫁于进士周奉先，一个嫁于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墓碑上的铭文是：有人提拔而任用他，没有谁排挤而阻碍他。唉！许君却死于小小的海陵县主簿的官位上，是什么人使他这样的呢？
注释
①泰州海陵县：现在的江苏省泰县。现在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
②谱：为……做家谱。
③器：器重。
④以：来...。
⑤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为宋名臣。
⑥郑文肃公：名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
⑦龃龉（jǔyǔ）：这里指政治意见不合。
⑧右武：崇尚武道。
⑨不仕：不出来做官。
⑩起：使……起。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