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辰寒食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
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
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
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
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
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
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
译文
身居他乡的乡思像杨柳一样,被春风一吹就有千万条思绪。
尤其是到了清明的寒食节,自己的眼泪就更多了,流的泪就快要淹没冶城了。
自己的白头发像是要挣脱出头巾的束缚,镜子中自己的面容也已经显得苍老。
不想知道官位的快乐啊,只求自己能够在青山绿水做一个打渔和砍柴的农民。
注释
[1]寒食:节令名,在农历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
[2]“客思”二句是说客思如春风里的柳条之多客。思:他乡之思。思:思绪,心事。
[3]冶城:《太平寰宇记》载,江南东道升州土元县:古冶城在今县四五里;本吴铸冶之地,因以为名,故址在今南京市朝天宫附近。
[4]巾:头巾。雪:白发。
[5]朱:红色常,形容青春的容颜。
[6]轩冕:古代公卿大夫的车服因以指代官位爵禄。
[7]老:终老。渔樵:渔人和樵夫,指代隐逸生活。
王安石之父(名益,字损之)曾为江宁通判.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卒于官,葬于江宁牛首山(今江宁县南).皇四年壬辰(1052)王安石自舒州通判任上回江宁祭扫父亲墓时写下此诗.诗人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方法,生动形象地抒发了自己省墓时沉痛的心情以及变法尚未能推行而意欲归隐的愿望.语言清新峻拔,感人至深. 王安石虽然是大有作为之人,但他同样有山林之思,并非一味追求进取。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王安石回江宁为父亲和长兄王安仁扫墓,不觉悲思万缕,泪若江潮,白发先出,朱颜早凋,因而发出了轩冕不足乐、终欲老渔樵的感慨。大概是从父兄虽然学问卓越、志节高尚,却穷老仕途、英年早逝的惨淡经历受到触动,引发了他潜藏于心中的归老田园、渔樵为生的意愿。然而他也只能借诗抒怀,不能付诸于实际。
此诗一方面是表达了作者在扫墓时对父亲的沉痛哀悼之情,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推行新法时的艰难处境作了一番慨叹。
作者用“雪”与“朱”两个颇具色彩的字极其生动而且形象地描述了自己头发与容颜因操劳过度而出现的未老先衰的状况。当时王安石只有三十二岁,本该是黑发朱颜,但现在是“白发争出”“朱颜早凋”,显然是想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感慨:自己虽然身居官位,却丝毫没享受到当官本该有的乐趣,一心想推行新法,又遇到重重阻力,自己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至于才过而立之年就华发早生、苍颜毕现,世事实在是太艰难了。“雪”与“朱”相对,产生强烈的色彩对比,隐含着诗人对过早衰老的感叹之情。这种悲叹与全诗抒发的客思之愁,寒食之哀以及为官不快的情绪融合在一起,使诗人关于衰老的感叹更为深沉。整首诗把思乡之愁、哀悼之痛、早衰之叹、为官之苦有机地串联,并用“雪”与“朱”这两个字把王安石内心的感慨与苦楚更加深沉地表达了出来。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由于家中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一家上下几十口人赖其官禄,他根本就没有条件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2014高考语文.古代诗文阅读.第二章第二节.人民教育出版社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