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和韩魏公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
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
译文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注释
1、九日:农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
2、晚岁:作者时年五十六岁,故称。
3、金罍:泛指酒盏。
4、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
管士光,杜贵晨.《唐宋诗选》.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378&青于蓝考试研究室.《高考语文核按钮·考点突破》.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102&陶文鹏.《宋诗精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缪钺.《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165-167
霍松林.《宋诗鉴赏举隅》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34&吕进.《爱我中华诗歌鉴赏·古代二分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12
大事年表
父亲苏序,母亲史氏,有两位兄长苏澹、苏涣。苏洵少时不好读,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
嘉祐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祐五年(1060年),经韩琦推荐任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又授命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事佛奉道
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即1030年)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即天圣庚午)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苏洵少不喜学,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
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
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大概在皇祐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嘉祐初,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祐四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