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闲居·并序

——(魏晋陶渊明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
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
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
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
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
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鉴赏

  据《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某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宅边的菊花正开,然因家贫无酒,遂在菊花丛中坐了很久,正在惆怅感伤之际,忽然做江州刺史的王宏派人送来了酒,渊明也不推辞,开怀畅饮,饮则醉,醉则归,不拘礼仪,颓然自放,表现了他不受拘束,纯任自然的天性。这首诗根据其小序中所说的情形来看,与此诗中所叙之事略同,考王宏为江州刺史始于公元418年(义熙十四年),时渊明已过五十五岁,可见此诗是他的晚年所作。


  重阳节自古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据说如此可以延年益寿,《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然而这一年的重九,在渊明的宅边,虽然有一丛丛颜色各异的菊花,然苦于无钱沽酒,只能空食菊花。古人视菊为一种高雅而有气节的花卉,因她开在众芳凋落的秋天,故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话,这里所说的“九华”也就是指菊花,诗人有菊无酒,遂产生出无限感慨。


  “世短意常多”四句,以议论领起,解释了重九之名,并提出感叹人生的主题。意谓人生在世,不过如白驹过隙,正由于其为极暂短的一瞬,故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忧顾虑,也导致了人们企慕长寿永生的祈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按着时序的推移又来到了,人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以“九”命名的节日,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对它的喜爱正体现了对长生的渴求。这里“举俗爱其名”与小序中的“爱重九之名”一致。“世短意常多”一句炼意极精,前人以为是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句的浓缩,体现了渊明驾驭语言的本领(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


  “露凄暄风息”至“寒华徒自荣”十句写景抒情,感叹自己有菊无酒,空负良辰美景。露水凄清,暖风已止,秋高气爽,天象清明,飞去的燕子没有留下踪影,北来的大雁还有声声余响。诗人说:据说酒能祛除心中的种种烦恼,菊花能令人制止衰老,而为何我这隐居的贫士只能让重阳佳节白白地过去!酒器中空空如也,积满灰尘,而秋菊却在篱边空自开放。这里描写了一幅天朗气清的深秋景象,与诗人自己贫寒潦倒的处境正成鲜明对照,自然景象的美好反衬出诗人心绪的寥落,大好的时光在白白消逝,盛开的菊花也徒自争艳,诗人于是感慨系之。


  “敛襟独闲谣”即写诗人的感叹,他整敛衣襟,独自闲吟,而思绪辽远,感慨遥深。想自己游息于山林固然有不少欢乐,但留滞人世不能就一无所成。诗人在这里不仅感叹人生的短暂,而且对人生的价值重新作了审视,诗中关于“深情”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隐隐约约地点出了作者悲从中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无酒可饮,而更大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与对自身价值的探求。故清代延君寿《老生常谈》中说:“《九日闲居》一首,上面平平叙下,至末幅‘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忽作一折笔以顿挫之,以下二句‘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以一意作两层收束,开后人无数法门。”就指出了此诗结尾的意蕴。全诗一气直下,其主旨似在表明人生短促而自己又不能及时行乐,空负秋光的悲叹,然忽又说“淹留岂无成”,更翻出一层意思,所以延氏说是“一意两层收束”。


  因为此诗结语的含蓄,似有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因而历来解此诗者就以为渊明在此中暗寓了他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借此表示了对前朝的留恋,并有志于恢复王室之事。“空视时运倾”一句中也系有感于时事的倾覆,“尘爵”二句则表达了愿安于时命,自保贞心的愿望,最后所谓的“淹留岂无成”,即暗指自己所以羁留人间是由于还抱着复国的希望,等待一展宏图的机会这种说法自然也不无道理,自来论陶诗的人也曾指出过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而是一个颇有感时伤世之情的人,龚自珍就说他:“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就指出了这种特征。考此诗序中所谓“寄怀”,诗中所谓“深情”,都似乎确有所寄托,以此推断,可能此诗确有寓意。鲁迅评陶潜说:“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诗即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生命两方面的认识。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

【陶渊明】简介

  中国古代有不少因维护人格,保持气节而不食的故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东晋后期的大诗人陶渊明,是名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年轻时的陶渊明本有“大济于苍生”之志,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因而和污浊黑暗的现实社会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


  为了生存,陶渊明最初做过州里的小官,可由于看不惯官场上的那一套恶劣作风,不久便辞职回家了。后来,为了生活他还陆续做过一些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是义熙元年(405年)。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四十一岁)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有一次,县里派督邮来了解情况。有人告诉陶渊明说:那是上面派下来的人,应当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陶渊明听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不愿为了小小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家伙献殷勤。”说完,就辞掉官职,回家去了。陶渊明当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他这次弃职而去,便永远脱离了官场。


  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家境越来越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甚至连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也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些,至少衣食不愁,但那要以付出人格和气节为代价。陶渊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一代文风并流传百世的诗文。在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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