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作为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从中能学到什么知识？

可以博采众长，知识是没有时间观念的。

很是喜欢先秦时期的文化

不夸张地讲，《吕氏春秋》的文献和知识价值，在不少人那里被严重低估了。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司马迁把这句话作为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开篇语”，不是没有道理。

从吕不韦对子楚这个“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他“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一直到组织人编写《吕氏春秋》，都充满着背后的“精密算计”。

吕不韦在庄襄王，就是子楚，包括秦王政在位时，为相十三年。他真不是“尸位素餐”、“浪得虚名”。

吕不韦亲临阵前，打了不少仗。特别是率军灭了东周，是诸侯们可以作为“旗帜”的周天子不复存在，是对六国贵族精神上的极大打击。吕不韦在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大大扩展了秦国的领土和实力。待到秦王政亲政，其实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反败为胜的可能，“秦王扫六合”，严格来说，是给吕相打扫战场。

在治理内政方面，吕不韦一改秦孝公以来唯尊法家的治国方略，广收贤士，包括很多儒生，提出自己独到的政治理念。经济上，他坚持“重农”的同时，亦鼓励工商，即所谓“凡民自七尺以上者，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致使秦国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为相十三年，吕不韦实实在在、方方面面，为秦国的“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吕不韦还重视知识，著书立说，最典型的成果，就是这部《吕氏春秋》了。

从《吕氏春秋》的书名，就可窥见吕不韦的“心机”。

秦王政六年，即公元前239年，吕相召集天下名士撰写此书。当时，孔子修《春秋》，已天下遍知。吕不韦定名“春秋”，还加上“吕氏”，不外表示此书可与鲁《春秋》其名，他自己也要与儒学泰斗一争高下。

此时，秦王政尚未亲政，但六国大势已去，吕不为总览朝权。他在这个时间点著书立说，实际上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治通鉴”——往好的方面说，是他要为秦国统一天下后的统治制定“治国纲领”；往坏的方面说，至少可以先下手为强，打下理论基础，便于左右亲政后的秦王，甚或，取而代之也未可知。

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在此书完成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了——无非一是“立威”；二是大造声势做给宫里的秦王看。

无奈，秦王政也是“狠主”，亲政第二年，就找个借口把吕不韦这个“仲父”免去相职，赶回封地去了。

两年后，吕不韦饮鸩自杀。假若真没不轨“想法”，也不至于如此吧。

说回到《吕氏春秋》这部书。

《吕氏春秋》，别名吕览。

汉书.艺文志收录，列为杂家。全书包括三大部分——纪、览、论。

“纪”，按“春夏秋冬”各三季，十二个月共“十二纪”。每“纪”五篇文章，共六十篇。这个“笔法”，颇似《春秋》。

“览”，按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共六十四篇。现在的版本佚失“第一览”一篇，实际六十三篇。

“论”，亦按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

合计应为一百六十篇，现实为一百五十九篇。全书总共20余万言。

《汉书》将其归入“杂家”，是因为其“杂糅各家”，并非如现代一些人认为的“内容杂乱”。

相反，《吕氏春秋》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语言简明准确。

前面说到了，《吕氏春秋》，可看作是第一部“资治通鉴”。全书是在吕不韦亲自主持下写成的，应该不成问题。

所以，书中明确提出了新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宇宙观”，应该代表了吕不韦的思想。

这部书，尽管“杂糅各家”，但主旨为道家并无争议。其实，书中对传统道家做了相当大的“改造”。

道家贵“无”尚“道”，但对于“无”和“道”，并没有更具体的解释。《吕氏春秋》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一种极其精微的物质“精气”，这种“精气”又叫“太一”，还称为“道”。这种“精气”的运动与结合，产生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天地万物。

这个认识，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也算得上是高出一筹的见解。

基于此，书中认为，“天”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同类的东西存在客观的联系，而不是“天”的意志在起作用。

这样的哲学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大不敬”，不仅是对既往以来的哲学认知的否定，甚至是对“天赋君权”的挑战了。

所以，《吕氏春秋》不信鬼神、不认天命，以为“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书中还认为，事物是相互转化，“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大小贵贱，交相为恃。”

书中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以上哲学基础上的。

《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天地”，也就是顺应自然存在而不是人为的规律。

具体来说，依据“法天地”而阐发的治国方略，最重要的有两条——虚君实臣和民本德治。

在读《吕氏春秋》与此相关的论述时，很容易产生一种穿越“错觉”，好像两千多年前，吕不韦已经在讲述类似于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制”。

当然，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别。但尚处于诸侯争霸的战国末期，吕不韦或许在为自己争取“相权”，但他层层递进的论述，不能不说是经过深入细致思考，且在“政体”设计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吕氏春秋》，出人意表地吸收了儒家学说，特别是孟子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以民为本、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治理原则。

其曰：“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又曰：“严刑厚赏，此衰世之政也。”

书中主张，要鼓励民众学习，包括学习音乐，认为“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书中说，这是德治的重要举措。

《吕氏春秋》还提出，要实行顺应民心的“义兵”，诛暴君以振苦民，等等。

或许，因为吕不韦主持朝政，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实际，且能更多了解民间的舆情，才得出此种结论吧。

说到《吕氏春秋》的知识性，那是相当强悍的。

书中保存了大量前秦宝贵史料和各方面成果。天文、地理、物候、历法、农业、医药、养生等诸多方面，十分珍贵，被学者们视若珍宝。

某种意义上说，《吕氏春秋》算得上是先秦末年的一部小百科全书。

东汉高诱曾为《吕氏春秋》作注。不过，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是元代质证年检的刻本了。通行的，是清乾隆五十三（1788）年毕沅的校本，现在看到的，大多以此本校订注释后付梓。

吕书的语言很有特色。全书在有组织、有计划编写外大概还经过统一修整，故其语言总体上具有浅切率直、简明扼要、生动流畅、气势充沛的特点，但由于作者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笔，加之文出众手，因而又颇多差异：或简练传神，或细致委曲，或中肯平易，或警策奇僻，或诗情画意，或幽默风趣，或和风细雨，或雄壮凌厉，或疏朗宏阔，或严谨周密，或简洁省净，或繁缛富丽，或峭拔冷峻，或热诚超逸，多姿多彩，不一而足，在文字文风上也兼采百家之长，从而呈现出既大体统一又丰富多样的语言风格。这在先秦诸子中是十分特别的。吕文综合运用了排比、对偶、反复、顶真、层进、对比等修辞手法，尤善摛辞，颇多警句，又多用譬喻，长于铺陈和类比推理，这既造成强烈充沛、生动流畅的气势，又使文章逻辑严密，语言优美，文采灿然。其遣词用语褒贬分明，十分动情，亦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因此，从语言层面看，吕书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

《吕氏春秋》还保存了早期关于文学起源与发展的一些重要史料。如关于“举重劝力之歌”等原始歌谣和南北东西四方之音最初形成的记载，显然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文论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和称引。由此可见，吕书不仅具有前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教育、艺术、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文献史料学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学和文学文献史料学方面的价值，因而具有各方面的百科全书的性质和价值。

第一部分《吕氏春秋》一书又称吕览，还有的称为吕子，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纂集而成。

该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每览又分8篇（第一览少一篇），每论又分6篇，每纪又分5篇（十二纪末有序意篇），总计160篇。

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之内。

据刘汝霖吕氏春秋之分析说，该书中有法家学说43篇，儒家学说26篇，道家学说17篇，兵家学说16篇，墨家学说10篇，纵横家学说10篇，名家学说5篇，农家学说4篇，阴阳家学说2篇，小说家学说1篇。

从表面看来，这部书确实很杂，然而仔细推敲，此书又有一定的统系，它与所谓的“杂陈”诸说有明显不同。

关于这一点，前人早已明确地指出。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

郭沫若先生在所著《十批判书》中也说：“吕书书中的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是因袭儒家，虽然在君道一层颇近于道家，有时甚至有些法家的气息。”

该书成书之时，秦始皇已近成人，氏势力日益膨胀，六国日渐衰微，天下趋于统一。吕不韦在此时纂集此书，也不是仅仅出于与他国名士相比夸的心理，其中也含有政治上的意义。

一方面，秦国自孝公以来一直实行法家的思想主张，而吕不韦并不赞成以法家的思想作为秦国的国策，他组织编写《吕氏春秋》一书，可以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把他作为以后秦国的治国纲领；

另一方面，通过编撰此书，他还可以将自己的地位彻底确立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氏春秋》一书可以说是适应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而出现的。

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可见，班固所谓的“杂”，也不是“杂乱”“杂糅”之意，而是有“会聚”的意思。

艺文志中首列《吕氏春秋》，可以认为班固也是认为它采取各家之长，并非不成一家之言。《吕氏春秋）正是这样，它不同于各家，同时又将各家融会贯通，形成为它自己的思想。而它的思想便是以儒家为主流，兼取各家。

清人早已发现了《吕氏春秋》的思想倾向。《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按。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

这就是说，《吕氏春秋》一书引据的典籍以儒家的六经和孔子、曾子的言论为主，而在引据其他各家的说法时却是有所选择的。

郭沫若的看法与清儒很相似，他说：“读《吕氏春秋》，你可以发觉着它并不‘杂’，它有一定的权衡，有严正的去取。

在大体上它是折中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守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

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着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

事实正是如此，《吕氏春秋）作为治国的纲领，在其中的一整套政治主张中，以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即“法天地”）为基础，折中了道家、儒家的观念，形成了以虚君实臣、民本德治为特色的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的虚君实臣思想十分明显，它认为君主应当处虚无为，充分发挥臣下的作用，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这才是“古之王者”的“君术”和“君道”。

所以，《吕氏春秋》认为：“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任数）为君者重要的在于治其身，反诸己，它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执一）

而君主的治其身、反诸己，在于修身养心以顺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君主还要做到得贤用贤，正名审分，使臣以“方”。如果是这样，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就奠定了。

在君道无为的主张之外，《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一整套以民本思想为基础、以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这则是典型的儒家的思想主张。

民本思想是西周以来周人的传统思想，儒家从孔子到孟子都大力加以提倡。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这一思想，并使之成为自己政治理论的重要方面。

《吕氏春秋》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人民为天下之本，只有得到人民，以人民为务，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爱类）。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吕氏春秋》还提出了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的方针。同民本思想一样，德治主张也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如孔子就极力提倡统治者要“为政以德”，把德治看得十分重要。

《吕氏春秋》就是这样，如它说：“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爱士）

又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上德）

以德治国，将会变得政通人和，无往不胜。所以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精通）

除了德治以外，赏罚也是一种辅助手段，“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用民）。

而赏罚应该以“义”为标准，只有这样，才会促使人们遵行“忠信亲爱之道”。

谢邀，要读懂《吕氏春秋》这本书，须弄清先秦思想之大概。先秦诸子号称百家，那是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诸侯邦联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四百余年的兼并重组，周初的一百多个国家，到了战国中后期期，只剩下秦，齐，韩，魏，赵，燕，楚七国称雄。这时候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七国是相互制衡共存下去，还是继续兼并最终统一。由此，思想界也通过争鸣交融，由百家汇聚成道德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六家(对于这六家的长短利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总结得较为诚恳)。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哪一家才是治国的好办法呢?战国七雄因所处环境和国力不同，对未来走向和治国理念有着不同的关切，所以当时也形成了三大不同的国际论坛。最著名的是东方齐国的稷下学宫，代表人物有荀况，其思想留存于《荀子》一书。较早一点的魏国西河学派，由孔子学生子夏创始，著名的春秋经大师，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名师。第三就是西面秦相吕不韦组织的智库，门客三千人。这三千专业班子整出了一字千金的旷世之作《吕氏春秋》。从三个论坛的思想倾向看稷下派是儒学为体，名法为用，西河是法学为体，儒学为表，而秦以阴阳家为干，儒家为叶，道家为用。齐鲁之地谈修养，秦川之地谈世功。所以《吕氏春秋》可以称为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为杂家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站在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就是秦灭六国的关键时刻，这本书吹响了大一统的集结号。先秦杂家著作代表性的有两本，《管子》和《吕氏春秋》，这是两本充满中国智慧的大作。只是独尊儒术之后，其光芒被经学掩盖了。从两本书比较，《管子》稍显杂乱，而《吕氏春秋》虽也出自多人之手，但由一人把关，体系性完整性更强。比如，十二纪，以月为纲，这就很有讲究，与《易经》，《周礼》一脉相承，易经论乾坤，周礼分四季，吕览述十二月，逐步细化，反映了农耕社会天人合一的治理特点，这是阴阳家的立论基础，其所倡导的五德终始说，成为秦夺天下的理论依据。因此，读《吕氏春秋》最大的意义是看乱世中整合的思路，不带偏见，皆为我用。

当然是吕啦，凡周867年，他传最正确，只是后来被刘歆，司马迁严重误解，而成了周朝867年，犯了大错误，自古害到今!竹书纪年，也是一本好书，也是由于后人的误改，而失了一些信用，被人当作伪书！

1. 《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

关于《吕氏春秋》的由来,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的：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这战国“四公子”都注重礼贤下土,以养着众多宾客而著称于世,当时的士人都十分饮佩和向往他们。吕不韦任秦相以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土却奇缺。吕不韦为此感到羞愧。于是他也广招天下士人,厚道地礼遇他们,门下聚集了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自己的所见所闻,合成一辑,取名为《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

在整齐的篇章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有一位学者汪中认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的确,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已鲜明的思想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扬弃。

《吕氏春秋》首先对法家的一些有用观点作了肯定。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闻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中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く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了以法治国及人君面南之术。

但《吕氏春秋》在主张法治以外,又倡导加强礼义教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功,不罚而邪止。”为此,《吕氏春秋》十分赞同“君臣议”。

《吕氏春秋》对道家和“无为而治”思想也作了发展和运用。它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似“无为”,“贤主劳于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土节)。《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尚贤”、“非攻”、“节”等思想。

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会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吕氏春秋》以议论为发端，再举例证来说明道理，是这部书的特点。这部书内容庞杂，是涉及儒、道、法、墨、农、阴、阳、名诸家之言的杂家散文集，保存了许多先秦时期旧说和古代史料。对我们研究先秦诸子有很大的帮助。

吕氏春秋是一部大典，，内容特别全面，，有很多学不完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