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说一说古代土匪的故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土匪是一伙打家劫舍，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他们渔肉乡里，称霸一方，坏事有份，杀人如麻，干出许多伤天害理人人共愤的罪恶勾当。民国时期湘西女匪田玉莲的从匪经历发人深思！

田玉莲，女，民国19年出生在湖南湘西桑植县的一村寨殷实家庭里，因为家庭富裕，父母开通，自小就上学堂读书识字，长得面如桃花，灼灼其华，模样十分俏俊。在18岁那年出嫁做人新娘，花驕一路吹吹打打行走在偏僻山间小道上，不幸被当地土匪世家覃国卿看上抢进山寨里强迫成亲，做了他的压寨夫人。田玉莲不得脱身，只好加入土匪，从此与匪为伍，走上了罪孽深重的不归之路。

以后，田玉莲跟着杆匪丈夫覃国卿一起打家劫舍，始终不渝，亡命天涯。

一次，覃国卿一伙土匪抢劫一帮路上商贩，因财物不多，遂起杀心。覃国卿手起枪响，连杀几人，又让压寨夫人田玉莲在众匪面前演示枪法。只见田玉莲面不改色胆气壮，气定神闲心不慌，她威风凛冽，两手拔枪，双枪齐响，可怜两个客商应声倒在地上翻滚不已痛苦毙命死去......

后来政府剿匪风声日紧，田玉莲和覃国卿经常半夜三更月黑风高之夜，撞入村寨民宅偷抢米油食物和衣服鞋靴等生活用品。一次下山途中，田玉莲看到自己以前的一个手下人路过，就立即用刀威胁他不要告发，并让他每月准备米盐油菜若干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要砍死他和家人并烧毁他家的房屋。

多行不义必遭歼灭。嫁人本来是无可指责的事情，但田玉莲嫁错匪徒，跟错人，干错事，手上沾满血债，身上充满罪恶劣迹，终究难逃法网的制裁。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组成强大的剿匪工作队伍进据湘西，终于收拾了这一对恶贯满盈的土匪夫妻，女匪田玉莲和她的土匪郎君覃国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湘西历史上自古匪患从生，数百年的土匪终于在新中国建立后短短的时间里，就被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从此，我们国家再也没有出现旧时那样的土匪，胆敢明火执杖地为非做歹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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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作者丨湖雨碧潭

2020.03.13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滴，请取卡，欢迎下次再来

我这有个土匪的故事。

这是刚起家的只有十几人的小股土匪，一天晚上到有几十户的村子里去抢劫，土匪头目拿出用红绸子包裹着的手枪，当着已被绑架的人们面前，很有派头地放在桌子上，因为用力过大，把枪模样的东西搞断了，被绑架的人看在眼里，就不动声色地用脚拉动了通往整个村子的报警铃当的线绳，结果整村的人通过暗道把这股匪徒包围起来了。

后来，掀开红绸布一看，发现是把用黄泥巴做的假枪，原来这帮人就是用这个假家伙抢劫了很多回。

成王败寇

我来说一说民国时期一些土匪的事情。在民国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可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那段时期，应该是旧中国最为黑暗的时刻。由于内乱不堪，老百姓担惊受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然，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其贫富分化都是不同程度存在的，有穷人，自然就有富人。正是在这种生存环境的逼迫之下，底层的老百姓实在无法活下去，于是不少人聚众在一起，尊个老大，立个山头，便做了土匪，干起了聚众抢劫的活儿。

其实，我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比如说，《水浒传》中的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好汉，其实说白了就是土匪。只不过在那个腐败无能的朝庭，他们代表了大多数艰苦生活的民众的意愿，打着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旗号，一般情况下并不打扰底层百姓的生活，显得有点儿那么的可爱，也就在百姓眼里不是那些令人痛恨的土匪了。

但历史发展到了民国时期，那时候的土匪，就没有那么高大上，那么讲究操守和原则了，估计早就将什么“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旗号抛到了脑后了。他们所做的，无非就是生存与活着，至于还有选择性地打劫，那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因为他们不是替天行道，他们是为自己活着。他们的日常来源，主要就是绑架，其目的就是为了弄钱，一般情况下不会伤害人质的。但也有例外，据记载，当时在山东就有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土匪的，据说他是个狠角色。被他绑架的人质，很少有不被伤害能回到家的。送钱慢一点，就会割下人质的一点东西给人质的家人送过去，一只耳朵、一只手指什么的，这样催得紧，来钱就快。

收到赎金后，他们一般都是就地分钱，没有现在的做法，先存起来，搞个金库，做个账目什么，没有这一套，就地分赃。当然，还是有一些规矩的，自然，其中的老大肯定拿大头，就像狮群拿下一头牛一样，雄狮先吃，吃饱了再轮了其他狮子。老大拿掉大头后，剩下的就由其手下平分了。但还有一些小规矩，在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枪了，但很稀少，如果哪个土匪有把枪，那可是个重要人物了，毕竟枪对于刀来说，那是帮之重器了。由于枪的重要性，所以除了人占一份之外，一般枪也可占一份，意思是，如果哪个土匪带了一杆枪入伙，那他可以拿双份，比拿刀的多一份。

除了分赃之外，这时候的土匪还有一些讲究，也有一些忌讳。还记得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那些土匪黑话吗？如果不熟悉的人，根本听不懂，我这里录一段，开开眼：

土匪：“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去？)

杨子荣：“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来啦。”（找同行。）

土匪大麻子：“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因为你不是正牌的。）

杨子荣：“地上有的是米，唔呀有根底。”（老子是正牌的，老牌的。）

土匪大麻子：“拜见过啊么啦？”（你从小拜谁为师？）

杨子荣：“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不到正堂不能说，徒不言师讳。）

估计各地的土匪都是这样，只是地域不同，交流的方式不同而已。同时，那时的土匪是有很多忌讳的。比如说吃饭和喝茶是不能讲的。如果你在土匪窝这样说，那说明你不懂规矩，就会有麻烦。为什么？因为“饭”和“犯”同音，“茶”和“查”同音，这俩字对于土匪来说那就不吉利。所以，为了避讳，土匪们把吃饭叫做“上传子”，把喝茶叫做“上清传子”，就像各朝皇帝也讲忌讳一样，犯了忌讳是要被杀头的。此外，土匪还忌讳“网”字，在土匪面前，千万别说网字，否则触了他们的霉头，那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了。因为说到“网”，估计就让他们想到“罗网”吧，其实，所谓“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有这么些讲究，也真是服了。唉，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天天跟“网”打交道，又该怎么办呢？呵呵！

中国的近代，土匪们就变得凶残恐怖了，他们甚至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到了新中国建立之前，土匪多如牛毛，其中最著名的是三男一女的四大匪首。第一名也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东北大土匪张乐山，张乐山绰号“座山雕”，他是猎户出身，加入土匪后，凭借他的三绝本事（枪法、眼法、腿法），很快在土匪群中展露头角，后来张乐山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土匪头子，率领他手下的土匪与东北民主联军为敌，多次杀害地方的党政干部和群众，他在被解放军擒获后，病死于牢狱之中。第二名匪首也是中国最大的美女匪首陈大嫂，陈大嫂原名程莲珍，她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美人，后来嫁给了长顺县的大地主陈正明。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因此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精明的陈大嫂便利用其家资招募这些溃兵，与刚刚成立的人民政权做对。他们杀害了大批的土改干部和群众先进分子，后被剿匪的解放军活擒，陈大嫂因其民愤极大，许多人都要求枪决陈大嫂，在上报道中央后，中央的批示是“不能杀，诸葛亮能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行”，就这样，陈大嫂幸运的保住了性命，应该说她是历史上最幸运的土匪了。第三名匪首就是有着三姓家奴骂名的大土匪谢文东，谢文东最早曾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后来投降了日寇，做了汉奸，他带领日寇残忍杀害了大批的抗联战士和群众，在东北地区干了许多丧尽天良的坏事。日寇投降后，谢文东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与人民政府为敌，后被解放军剿匪部队擒获，解放后被执行了枪决，也算是死有余辜。

有关土匪的故事，我这个年龄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听我四爷爷说过旧社会的土匪。

那时候，穷人多。忙时雇给地主干活，叫扛活。闲时就结伴出外要饭。四爷爷说的土匪的故事就发生在四爷爷出外要饭的时候。

那年大旱，粮食几乎绝收。听人说，村西的岌山上第一次有了土匪。把四周的村庄吓得不得了。

这时四爷爷已经十八岁了，他一点都不害怕土匪，穷得皮都割不出血来，怕什么土匪，有钱的才怕呢。此时四爷爷专职于他的本职工作——要饭。太旱了，地都绝收了，也不用种了。不论闲时、忙时，他都拿着一根要饭棍外出要饭，每天还能混个半饱。巧极了，遇到心善的人家，还能弄个肚儿圆。

这天，四爷爷在外已经要了十几天饭了，攒了一布口袋干煎饼，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干馍馍。他背着这布袋东西，兴冲冲地往家赶，心话这次回家可得让爹娘吃个饱饭。

在回家的路上，四爷爷结识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要饭的，他说他叫孟四，家是东河村，没要到什么东西，也回家，两人正好顺路。两个小伙子不一会儿，就熟了，拉着呱，一路倒也不寂寞。

走到岌山附近，四爷爷虽然说不害怕土匪，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准备绕着山走。

孟四说：“怕什么，咱是要饭的，土匪不抢咱。我领着你走个近路。”

四爷爷一想也是，就听孟四的，从山中间穿过，走了个近路。

谁知走着走着，走到了山中间。孟四忽然举起要饭棍，冲四爷爷喊到：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四爷爷“噗哧”笑了，说：“你个孟四，土匪话背得怪溜，你这个熊样子像土匪嘛？”

“我真是土匪。”孟四一本正经地说。

“你要是土匪，我就是土匪他爹。”四爷爷还是不相信。

孟四急了，喊道：“你不相信也就罢了，你不能骂人啊。”喊完就把举在空中的要饭棍打向四爷爷。

四爷爷往旁边一闪，也不示弱，拿起要饭棍，和他对打，嘴里也不闲着：“你个小要饭的，长得跟个麻杆似的，冒充什么不好，还冒充土匪，你是不是红眼我这袋干粮了？”

孟四知道打不过四爷爷，忙叫停，说：“别打别打，我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土匪。”

四爷爷停下来，笑了，说：“好好好，我看你怎么证明。”

孟四把小手指肚伸进嘴里，打了一个呼哨。不多时，从四周出来十几个汉子，虎视眈眈地围住了四爷爷。

孟四这时自豪地说：“小子，你说我是不是土匪。”

一个年龄大的，脸上长着一个大疤的土匪上来就给了孟四一巴掌，骂孟四：“妈拉个巴子的，不用旁人骂咱了，什么土匪，什么土匪，我们是绿林好汉。”

“老大，我错了，错了，是是是绿林好汉，绿林好汉。”孟四忙纠正。

四爷爷还是有些不相信，这些人跟庄户人没有什么两样，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这能是土匪？但在事实面前，他知道，这确实是伙土匪。

唉，年景不好，土匪也穷呢！

孟四夺四爷爷背上的布袋，四爷爷不舍得，不想给，被一个土匪上来就是一棍子，四爷爷只好松了手。

“土……”四爷爷刚刚吐出一个字，忙硬生生停住了，把“匪”字和一口唾沫用力咽下，咕哝道：“……绿林好汉还抢要饭的？”

没人稀理他，土匪孟四回话道：“我们土匪……不，不，我们绿林好汉也穷，也得吃饭呢。”

十几个人押着四爷爷上山。孟四跟四爷爷熟，就跟四爷爷谁说着做土匪的不容易。 什么“你以为我们好汉容易吗？跟打庄户差不离，有要饭的，有种地的，有短路（当地土语，指抢劫）的，这么些天，就短了你这么个穷鬼。”什么“我们好汉势单力薄，有钱的抢不来，人家养的家丁比俺好汉还多。没钱的你抢了，那三瓜俩枣的，也填不饱肚子，但是也得抢啊。老兄，我们抢你也是没办法啊……”

“行了，闭上你的臭嘴，还嫌不够丢人，就不怕外人笑话咱土匪，咱绿林好汉？”土匪头子“大疤”斥责孟四，把自己又说成了土匪，赶快改成了绿林好汉，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忍不住笑了。

十几个人都笑了。

孟四跟着也笑，被“大疤”又踢了一脚，不敢笑，也不敢吭声了。

四爷爷被押着上了山，来到了土匪住的山洞。十几个土匪，一人倒了碗热茶，当着四爷爷的面，就把四爷爷要的那布袋东西，分开，泡着，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干净净。

这情景把站四爷爷看地目瞪口呆。心话，年景不好，土匪也不容易啊。

土匪打听好了四爷爷家的情况，跟四爷爷家传来话，要10块大洋。

四爷爷家穷得要命，上哪里有大洋。找中间人讲情。

四爷爷家确实穷。土匪也知道四爷爷家情况。漫天要价，坐地还钱，是土匪的一贯做法。没办法，最后，向四爷爷家要了一挑子玉米，才把四爷爷放回来。就这一挑子玉米，四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爷爷借了整个庄子，才好歹借够一挑子玉米。

老爷爷把玉米挑到山上，才算把四爷爷接下来。

四爷爷在山上待了三天，和另外一个绑票整整给土匪推了三天的磨。烙煎饼的也是土匪从山下绑来的两个女人。

土匪头子“大疤”的老婆出来拿新烙的煎饼吃。四爷爷看见了这女土匪，差点就吐了。这女土匪实在是太丑了。就因为她丑得出奇，正在推磨的四爷爷多看了她两眼，被她一顿抢白：“看什么看，没看过女人啊，好像几辈子没见过漂亮女人似的。”

四爷爷听了差点笑出声来，心话：“还漂亮女人？你丑得好！就是八辈子不娶老婆，我也看不上你这样的。这土匪，穷也就算了，娶了个老婆，还丑得吓死个人！”

【张寡妇：善良农妇是如何一步步蜕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女刀客】

民国一代，土匪遍地，匪患无穷。

很多土匪是因为无法忍受封建地主、贪官污吏的经济剥剥和政治迫害，而走上梁山落草为寇的。今天要说的豫西女匪首张寡妇，就是被逼上梁山的一个典型。

张寡妇原名贺贞，河南省洛宁县人，生于清光绪年间，18岁嫁给同县德里北村张有为妻。虽然张家家境贫寒，但贺贞贤惠，夫妻恩爱，一家人倒是和和睦睦。

到了贺贞26岁那年，丈夫张有一病不起，最终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去了，从此贺贞就成了张寡妇。

生活虽然过得艰辛无比，但要强的张寡妇还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到了张寡妇40岁那年，大儿子张振升已经是21岁的小伙子了，老二张明升19岁，老三张先升17岁。按理说，三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是家里的主劳力了，可是贫苦人家缺的不是劳动力，缺的是土地啊。地少，就解决不了一家四口的温饱了。

民国九年（1920年）秋收后，张寡妇想向大伯张更山租地种。张更山是个为富不仁的地主，全然不考虑自己是张家的亲大伯，反而担心张寡妇一家太穷，到时候赖掉地租，所以就不肯把地租给张寡妇。大儿子张振升去找大爷求情，结果还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

张振升恨自己，也恨命运的不公，愤而投奔宜阳、洛宁交界处的一股刀客（土匪）去了。张振升年轻力壮，胆气也壮，再加上他讲义气，对人赤胆忠心，没过多久就在刀客帮里当上了二驾杆（二头目），成了匪帮里的小头目。

1922年秋，张振升带着一队人马，杀回老家找张更山寻仇。张更山闻风而逃，张振升扑了个空，只好悻悻而归。

张更山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自己总不能在明处等着张振升来寻仇，就通过人收买了张振升的一个同伙。不久，张振升就被这个同伙打了黑枪，当然，事发同时，这个同伙也很快被张振升的手下打死了。

张寡妇知道了真相，怒火中烧，决心为子报仇。她干脆带着二儿子张明升也上山了，加入了匪帮。

由于她是张振升的母亲，土匪中的年轻人都把她当长辈看待，原张振升手下人甚至都叫她干娘。年轻守寡的张寡妇，在拉扯大三个孩子的这十几年中，什么苦都吃过，也养成了她刚强的个性，她处事果断，办事公正，对土匪窝里的这些年轻人都能像自家的孩子一样看待。慢慢地，大家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商量。虽然她不能像年轻人那样拿起刀枪冲锋在前，却能把山寨管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深得大家信赖。后来，大家推她当总驾杆。

当上总驾杆之后的张寡妇，也给山寨定下了规矩：

1.只抢富户、拉肥票。

2.拉票不伤人。

3.女票、快票（指快结婚还没出嫁的姑娘，因为是未婚女子必须当天赎回）不能欺侮，不得近身。

张寡妇行事仗义，公正无私，有胆有识，追随者越来越多，鼎盛时达两千多人。两千多刀客在张寡妇的指挥下，四外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渐渐地，张寡妇在洛宁、宜阳、嵩县一带成了人人闻之色变的女刀客，只要一提起张寡妇无不闻风丧胆，大人心颤，小孩止哭。当地人编了几句顺口溜：蛇蝎心毒，寡妇心狠，犯她手下，挖苗断根。的确，此时的张寡妇再也不是守寡后拉扯孩子长大成人时的那个坚忍、要强、善良的农家妇女了。

1925年，张更山和德里村的一些富户，痛恨张寡妇，将没有上山当土匪还在老家生活的老三张先升拉到洛河滩打死了。张寡妇闻讯后，立即准备杀回老家报仇。而此时，张寡妇这一杆子刀客也惊动了当地政府，坐镇洛阳的吴佩孚大帅也不得不响应民意，作出剿匪的姿态来。但吴佩孚更看重的是这股土匪的战斗力，他知道，土匪大多是不要命的主儿，利用得好，可以为我所用，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就派人去收编张寡妇。起初张寡妇不同意：“我拉杆子是为了报仇，不是想当官。再说了，我一个妇人，总不能带兵当军官啊。”来人劝她说：“仇早晚都能报，可是你手下这些年轻人，总不能一辈子当土匪吧。你总得替他们考虑考虑，你不要前程，也不能耽误年轻人一辈子啊。”张寡妇手下的年轻人包括自己的二儿子张明升也倾向于接受收编。他们说服张寡妇：“收编后，有军饷，再也不怕围剿了。”他们表示：“人离开了山沟，但心不离干娘，只要有事，招之即来。”身为母亲的张寡妇慢慢被说动了。

最终，张寡妇同意接受政府军的收编。1926年春，张寡妇坐着抬斗，亲自带着近两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洛阳，接受改编。张寡妇指派杨德廉当了团长，他的二儿子也在这个团里当了连长。而张寡妇自己却一个人回到了南山刀客老巢继续拉杆子去了。

回到南山之后的张寡妇，又慢慢地聚拢起附近的一些小股土匪，到1929年，队伍又扩充到一千多人。此时，原冯玉祥的部下万选才叛冯投蒋，正要扩充实力，也派人去招降张寡妇。张寡妇又一次把自己的“孩子们”交给政府军，而她自己还是继续在南山当刀客。

1931年，他在军阀中当连长的二儿子张明升，奉命到郏县头峪催办粮饷，得罪了当地土豪劣绅，被设局诱骗去赴宴，结果当场被开枪打死。张寡妇带着自己土匪队伍，在儿子连队的配合下，兵匪联手，杀进郏县，血洗了头峪，全村几乎被杀光了。

1932年秋，张寡妇的人马杀回老家德里北村找张更山报仇雪恨。张寡妇亲自出马，坐着抬斗殿后，队伍行进到上陶峪也有个北村，先头队伍以为已经到了目的地，于是杀声震天，见男人就杀，等张寡妇赶到一看发现错了，立即命令停止乱杀，但已经有三十多无辜村民命丧这些刀客之手了。这时已经惊动了地方，县里的保安团也赶来追剿，张寡妇只能带着队伍撤退。张寡妇望着德里北村，报仇的愿望无法实现，恨得她咬牙切齿，痛哭失声。

1933年秋，张寡妇只身一人带着几百两鸦片烟土，坐着一辆人力车，到许昌贩买枪支。经过郏县境内，在过一座小桥时，两个土匪一前一后把张寡妇拦在桥中间，张寡妇不慌不忙，把包袱扔地下：“拿去吧。”然后从车跳下来，趁势拔出手枪，抬手就是一枪，把其中一个土匪的手枪打掉了，张寡妇报上自己的牌子：“我是张寡妇！”吓得两土匪立马跪地求饶。张寡妇对另一个土匪说：“把枪收起来吧，以后把眼睛放亮点。”说罢，扔下一包金创药，若无其事地上车，对车夫：“走吧。”

车夫也痛恨拦路抢劫的土匪，路上车夫回过头问张寡妇：“您老人家就是张寡妇呀？真看不出来，刚才你咋不把那俩人打死呢？”张寡妇笑笑：“何必要人性命呢，打掉他两指头，教训教训他也就够了，他们要是有办法，也不会来劫道。”

许昌办完事后，张寡妇乘坐火车经郑州回洛阳，结果在火车上被人认出盯上了。洛阳下车后，那人尾随张寡妇，看着她进了一家旅馆后，转头就跑到警备司令部作了报告。很快，这家旅馆就被团团围住了。张寡妇自知不敌，自己就走出来了：“何必这阵势呢，要人跟你们去就是了，要命现在就拿去。”

很快，刀客张寡妇就被枪决了，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

袁文才、王佐，井冈山上两个响亮的名字，湘赣边界一对威震四方的人物！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之间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后来，又同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帮助下，双双下山，成为宁冈、遂川县农民自卫军首领。毛主席引兵井冈山后，他们又主动打开山门，接纳革命军，立下了头等功劳，随后在惊天动地的井冈山斗争中，共同成为了红四军的高级指挥员，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身逢乱世，柳暗花明

袁文才（1898年10月—1930年2月23日）客家人，出生于江西省宁冈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1927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会同王佐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自卫军副总指挥。在宁冈茅坪一带的斗争中，袁文才充分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使其不得不退下山去。

王佐（1898—1930），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参加绿林武装，1925年，所部被地方政府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任副团长、团长。1927年，在遂川县农民协会的帮助下，将所部改称农民自卫军。同年6月，率所部与宁冈、永新、安福等部农民自卫军于7月26日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随后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与袁文才率部在宁冈坚持斗争，于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井岗山相逢：“山大王”遇见“草头王”

"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1927年9月，毛主席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主席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慷慨地回赠1000大洋给毛主席，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并表示他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疑虑。于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主席和工农革命军上山。毛主席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毛主席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1928年初，袁文才和王佐所部经过改编后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期间，他们率领所部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作战，屡立战功。

三、井岗双雄：“听毛委员的”，“只跟毛委员走”

毛主席对王佐、袁文才有着特殊的感情。大革命失败后，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明确指出“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其间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还学到了山大王的游击战术。

毛主席通过运用赠送枪械，以示诚信；同仇敌忾，生死相依的策略，彻底消除了袁王的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主席麾下，至死不渝。在改造的过程中，毛主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袁文才说：“毛委员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四、含冤昭雪，英名永存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由于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以及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最终使这对曾让豪绅地主闻风丧胆的“井冈双雄”，没有倒在弹雨呼啸的战场上，却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政策之下。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起冤案。

“杀袁王是杀错了”，“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主席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最终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还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

1965年5月22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38年的井冈山。在八角楼，毛主席想起了袁、王两位老战友，深情地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啊!”当了解到袁、王的遗孀还健在时，毛主席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

在井冈山宾馆毛主席接见了袁、王的遗孀。毛主席依然像38年前一样，亲切地称呼她们为“袁嫂子”，“王嫂子”，并合影留念；且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主席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

“毛委员有中央之才”，“只跟毛委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