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红记和娇红传是同一部小说吗？

《娇红记》取材于北宋宣和年间一个真实的故事，并根据元代宋梅洞小说娇红传改编。由明朝孟称舜所写，描述王娇娘和书生申纯的爱情因不被准许而双双殉情的悲剧。《娇红记》所表现的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元明间的戏曲中曾被反复表现过。但是，《娇红记》没有停留在它以前的爱情作品已达到的高度，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反映现实的深度上，它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闪烁着新的思想的光辉，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王娇娘与申纯相爱，婚事屡受间阻，终因抵挡不住帅节镇的逼婚，最后双双殉情而死，死后合葬，名为“鸳鸯冢”。剧本通过王娇娘的严肃思考和清醒抉择，明确地提出了追求“同心子”(亦即旨趣相投的心上人)的恋爱观；并以殉情的悲剧对封建特权进行了批判。作者运用白描手法，传情写态，熔意铸词，把两个悲剧主人公写得十分生动，真切感人。《娇红记》的悲剧性不仅在于申纯和王娇娘两人双双赴死这一结局，更在于一份真挚、美好的“知己之爱”终归于毁灭。申、王的爱情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它已经超越了从《墙头马上》、《西厢记》以来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模式及其精神内核，并且开启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一旷世之恋的先河。这是《娇红记》的精华，也是深刻的悲剧性产生的关键因素。传统的言情剧大抵有这样一个叙事模式：偶然相遇——私订终身——终成眷属。以这样的三部曲为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再诉诸不同的表现形式，许多言情剧就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质都是情欲+寂寞。这种爱情以色为先导，以欲为核心，存在着多向选择的可能。恋爱的双方是不确定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即可通过上述三部曲发展为所谓的“佳配”。所以不但爱情的指向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使是爱情的目的也是模糊的。这和《娇红记》的爱情形成了极大的差异。后者的爱情超越了欲望，恋爱的双方更需要精神上的交流和契合，“他”或“她”的选择更具有不可替代性。于是，悲剧的产生也更加可能，更加必然，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娇娘是作者着力歌颂的主要人物。她竭力思考婚姻恋爱各方面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恋爱观。 “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决不愿再蹈“古来多少佳人，匹配匪才，郁郁而终”和覆辙，主动选择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与其悔之于后，岂若择之于始。”她强调“择”应是“自择”。她对“卓文君之自求良偶”大加赞佩，认为“人生大幸，无过于斯”。娇娘还进一步提出了选择爱人的标准。她蔑视不学无术的纨袴子弟，也不要那些朝三暮四、轻薄无行的文人才士；她理想中的配偶是能够和她“死共穴、生同舍”的“同心子”。她认为能和这样的爱人结合，好使“身葬荒丘，情种来世，亦所不恨”。这一“同心子”的婚姻标准的提出值得我们重视，它把《西厢记》提出的，为以后许多爱情作品承袭的“郎才女貌”的婚姻标准，大大推进了一步，其实质是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带有较浓厚的现代性爱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