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的对立与和谐--<飘>中的女性主义解读的提纲应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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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女作家马格丽泰·密西尔的长篇通俗小说《飘》是她生前发表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小说，小说以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十几年间的南方肇嘉州(Georgia,今译佐治亚州)为背景，以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郝思嘉(Scarlett O Hara)为核心人物，通过郝、卫、方、汤等几个家族的兴衰变化，反映了美国南方各州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作者着力塑造了一位女性典型思嘉，她被南北战争的疾风暴雨摧毁了庄园，自身又不甘沉沦和毁灭，靠自己的努力和挣扎，最终成为新兴的资产者。同时，她与卫希礼(Ashley Wilkes)、白瑞德(Rhett Butler)、韩察理(Charles Hamilton)和甘扶澜(Frank Kennedy)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纠葛。这部小说1937年获普利策奖，发表六十多年来仍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之一。小说改编后的电影《乱世佳人》更是风靡世界，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的精彩演绎，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

在受到无数读者青睐的同时，《飘》也受到不同流派的评论分析，尤其是女性主义批评兴起后，国内一些学者就女主人公郝思嘉的形象进行了大量女性主义分析，认为小说赋予女性中心地位，男性被掩盖在女性的光辉下。他们认为作者对以媚兰为代表的传统女性，给予了赞美和怜惜，对以思嘉为代表的叛逆者，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们把思嘉看成是一位颇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新女性，敢爱敢恨，勇于冲破礼教的性格和不甘于附属地位，大胆向男性世界挑战，给小说增添无穷的光彩。我同样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审视这部小说，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我认为虽然思嘉的形象含有一些貌似女性主义的因素，但是作者以及思嘉的形象仍然没有脱离男性话语中心的语境。

一、对思嘉是否含有女性意识的解读

小说发生在“南北战争”这个恢弘的背景下，人物命运带上了很厚重的色彩。我暂且撇开战争赋予女主人公要表现的伟大历史意义，因为思嘉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思考过战争的意义，她一直认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跟她主观一点关系都没有。思嘉是陶乐种植园主的长女, 从小接受着母亲和麽麽大家闺秀的传统信条的教育，但是叛逆的思嘉却只学会了如何“装出一副天真烂漫的面孔，借以掩饰一种精明锐利的目光”来吸引男孩子。她16岁登上人生舞台，到28岁时孑然一身，十二年间嫁过三个丈夫，两度守寡，生养三个孩子，为“振兴家业”曾经大干一番，成为19世纪美国的“乱世佳人”。在外人看来这么不平凡复杂的经历，其实对思嘉而言不过是要追求心中的两件东西。在小说的最后，瑞德清楚的说出：“……自从我认识你的时候起，你一直都要着两件东西。一件是希礼，还有一件就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以便你可以吩咐整个世界都到地狱里去……”（p1231）前者代表着思嘉对爱情的追求，后者代表着对物质的占有。这就是思嘉，一个很实际的女性，实际得就像一个任性而倔强的小孩子，为了要占有某件东西而固执的追求着。这两件东西既然是思嘉一直追求的，那么从追求过程我们可以很好的看出思嘉的思想意识。

一般认为，思嘉这样一个生活在传统保守南方社会的女性能执着、大胆、独立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很另类的，这不正可以证明她极具女性意识吗？不，如果一定要说是，那也是不完全的女性意识。女性主义极力推崇女性要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欲望。他们认为女人是不确定的，流动的。但女人不是盲目的，她一定要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正如前面所说思嘉是一个直接而实际的人，麻烦的事她都不会去想。她想要的未必是她真正需要的，她不愿意去想的正是她必须去想的。所以思嘉的追求随性且执着，却有些盲目。而我认为这种盲目恰恰否定了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

思嘉对希礼的爱“跟情欲和结婚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神圣的爱，美丽到不可名状”。思嘉从十二岁那年看见卫希礼以来就“怀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女学生式的热情”深深的爱上了他。她为希礼做过很多事，最赋予牺牲精神的要算在战争中答应他照顾媚兰了。因为她一向憎恨这位情敌，按照她的思维逻辑，正是由于韩媚兰的介入才使她不能得到希礼的爱情。然而她还是答应希礼好好照顾她，因为“无论卫希礼要求她什么，她都可以答应”，“为了卫希礼，她是可以牺牲任何东西的”。为了忠实于她对希礼许下的诺言，思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战火纷飞的饿狼陀，她不顾个人安危，照料分娩的媚兰；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带着媚兰和孩子逃回陶乐，并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照顾她们母子的生活。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牺牲精神！然而，大无畏的牺牲并不能说明思嘉有多么崇高，为了照顾媚兰不能回陶乐的时候，她不只一次的咒骂“天杀的媚兰”，她能坚持并不是因为她对媚兰怀着无私的爱，仅仅是因为爱屋及乌。思嘉对希礼的感情是执着的。但是，思嘉这么执着的爱在我看来有些盲目，因为她不懂对一个人的爱和能使两个人能真正在一起的爱是不一样的。她凭着一见钟情就喜欢上了希礼，并把那当成是对他最纯洁神圣崇高的爱，为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固执的认为希礼是爱他的。其实希礼多次向她表明了自己的感情。希礼爱她，是爱她的勇敢、热情、顽强、烈火，因为这是希礼自身不具备的，他深知在动荡的社会里，思嘉的这些品质才能活得更好。他不具备，所以他爱她的品质。但这不是能够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爱。希礼和媚兰的结合才体现了那样的爱，希礼的话很有道理：“你所要的男人必须要他的全部，必须是他的身体、他的感情、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一概都在内。”“她（媚兰）是像我的，是我的血统的一部分，我们能互相了解的……除非两个人彼此相像，否则结婚就决不能有平稳的日子。”（p139）这道出了爱的真谛：彼此了解才能有真爱，才能结合在一起。思嘉不了解希礼，她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爱上希礼，也没有真正的了解过希礼。她偷看希礼写给媚兰的信，只是为了想要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感情热烈的书信写给他的妻”，她根本不懂“希礼这套难以理解而且干燥无味的思想”，无法读完他的信。所以她不明白希礼爱她却为什么和媚兰结婚，最后当她明白自己爱的是瑞德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她对卫希礼的痴迷不过是少女对白马王子似的梦幻，但她始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不爱希礼而深爱着瑞德。她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所以思嘉还不具备现代女性对感情的准确认识的意识。

思嘉对钱的追求也是这样的。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深刻的指出：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出妇女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谈到：“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参加社会生产实际就是妇女在争取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的论述充分说明妇女只有具有了经济地位，才可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但是这里有一个没有提出来的前提，就是妇女意识到自身的不平等地位，并且是为了实现与男性的平等相处（不是政治上的平等，是广义的平等）而参加社会生产改变自身的地位。

可是在小说中思嘉对钱的追求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我们要先做一个假设，把思嘉拥有金钱等同于她的经济地位，因为这些钱是她实实在在拥有可以支配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她的经济地位。在对钱的追求上思嘉从来没有考虑过是为了自己的性别地位。她三次结婚，都跟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次与韩察理结婚，最主要是为了让希礼生气、后悔，但是在她计划的时候，就考虑到察理“他有很多的钱”，“将来我从饿狼陀回到这里来，坐着一部好马车，穿着那么好的衣服，又自己有一所房子，他们看见了一定都要眼热，都要难受。”也许这次表现得还不明显，因为这时她本身还是一个阔小姐，还有许多有钱的少爷围着她。第二次就不同了，为了得到三百块钱交陶乐的税金，她打算嫁给“白瑞德流氓”，甚至还打算做他的情人，在遭到拒绝后，在饿狼陀看到妹妹的情人甘扶澜，听说他有一千块的存款，就用尽心计骗得与他结婚，这是第二次结婚，结婚后陶乐的困难解决了，又不顾家人朋友的劝说，坚持自己经营锯木厂。这次我们也可以找一个借口，为了不失去陶乐、不再挨饿。那么第三次结婚呢，不是因为她已经意识到爱上瑞德，而是为了享受奢侈的生活，她可以和她自认为讨厌的瑞德结婚，从此过上一种奢侈的生活，让那些说过她坏话的人都嫉妒她。从三次结婚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思嘉对钱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奢侈，没有一点儿是和她的地位妇女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主张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但实质是不一样的。

从对思嘉在生活中的主要追求的分析可以看到，思嘉并不是一个有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相反，在她的思想里还有一些男性意识存在。当有男人可以依靠时，她根本不会去想自己动手，她马上就认为应该让男人来做。比如她在恢复陶乐庄园，养活一大家人的时候都是靠自己，但是当彗儿来了、希礼回来了，她就回归到了家庭，专心一意从事于陶乐的生产，让他们对付钟氏坡和万叶那边的事情。当她在瑞德身边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时，她想的是希礼，想的是如何向人炫耀，完全安心于依赖男人的生活。

如果说思嘉身上一定有什么女性意识的话，那我觉得应该她在战争中逐渐成熟独立起来的精神品格，正象她自己觉得的那样：“关于战争和关于复兴的种种恐怖，已经把她的温热、青春和柔婉取得干干净净了。在她的生命的骨髓上面，已经长起了一层硬壳。”（p661）“我相信女人用不着男人的帮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哪一样办不了的——就只除了养孩子。”(p743)小说结尾时，她的真爱瑞德离她而去，物质上富有的思嘉精神上一片空白，但她马上又站了起来，因为“她这族类本来不知失败的，哪怕是失败在等着他们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这时，她就怀抱着这种精神将头翘了翘……明天，我想一定有法子可以把他拉回来。无论如何，明天总已换了一天了。”(p1237)这一点的确是现代女性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但是我认为这一点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时代背景——战争，二是瑞德的支持，三是她与生俱来的爱尔兰血统。而这三点恰恰证明了她一直处在男性中心话语中。“战争是男人的事情”，但是它深深改变了思嘉生活，进而改变了她对生活的看法。如果硬要说战争是一个背景，任何人包括男人女人都逃不过时代发展的客观，不足以用它来分析男女两性的位置关系，那么瑞德和父亲给她的血统则完全说明她仍然处于男性的“他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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