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什么封笔？

《天龙八部》为顶峰，射雕三部曲为代表。

古龙，《楚留香》陆小凤《多情剑客无情剑》天涯 明月 刀流星 蝴蝶 剑《武林外史》《七种武器》……《绝代双娇》小鱼儿为代表

梁羽生，《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金世遗为代表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有诸葛青云、温瑞安、卧龙生、柳残阳……

金庸小说，算是武侠小说集大成者，将原来的黑道帮派、神怪剑侠各种风格，全部统一了，加入儒家思想。至《笑傲江湖》已无可再写，且《笑》也不全算武侠了，里面的人物换换名字……至《鹿鼎记》已是无侠。

把前面那些“杂家”的书都翻翻，就知道，金是站在众人的肩膀上。

武侠，1950年时，大陆台湾都定性为禁书的，因为反ZF，而且最初的武侠的确有这味道。后来放开了，靠这个垒字讨生活的人很多。

射雕三部曲，呵呵，可否与二月河的三部曲并论？《天龙八部》与明朝那些事又如何呢？

读武侠，不如读读矛盾文学奖的作品，读矛盾文学奖的作品，不如读读傅雷翻译的外国名著。武侠，终是街边摊、大路货，难登大雅。

查先生如不封笔，应写写历史作品

1，写武侠小说本非所愿

如果条件能允许他封笔不再涉足武侠，也许金庸早就“金盆洗手”，将笔束之高阁了。只因为写这类“游戏文章”，从来就不是他平生所期，是形格势禁使然。

金庸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理想，是作一名外交家。他年轻时，大学上外交系，自学英语，关注国际新闻，去香港入大公报，甚至传闻与第一任妻子离婚，都是这种抱负所衍生的言行。而后，所愿不遂，退而求其次，办报有成，布衣论政，处士横议，多少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所以，晚年，他说，除了妻子儿女，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

他以武侠创作暴得大名，完全是造化弄人，误打误撞，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并无心成为一通俗小说家。检点他的生平，自少及老，他基本从来都不曾说过武侠小说创作是他所爱之业，反倒不断地“夫子自道”无奈心境。

（图：年轻时的金庸。与第一任夫人结婚照）

金庸说他所以写武侠小说，一为交差，二则是为好玩。这是实话。 一者，他的小说创作纯粹是出于商业目的，是出于以小说养报的策略；其二，他自己也对这个文体没有自信，至少在晚年以前都不会视之为“名山事业”。所以，在访谈中、文章中，他屡屡都说，武侠小说是“娱乐性的庸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

他为何会有如此传统而古板的观念与偏见，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海宁查家的出身给他带来的“影响的焦虑”太大了。海宁查家，是世代“文宦之家”，入宋以来名人大家辈出，都是严肃的文学之士，读小说、写小说就其家训而言，不见得是多少光彩的事情，甚至以他历代先祖的眼光看，大概都是“有辱门楣”的吧。我们看金庸自己对武侠小说的不自信，不能忽视这种来自家族观念的桎梏意识。

2，江湖退隐梦的诱惑

金庸写了一辈子江湖，“制造”了一批又一批栩栩如生的大侠，而他自己，尽管严肃，内心又何曾没有仗剑走天涯的“千古文人侠客梦”？

他这一生，出身清贵，学富五车，阅人无数，才识过人，既脚踏实地，又可谓眼空四海，佩服的人极少。他自述生平，曾经说过，他最敬服的人，当代是广安邓先生；而在古人中，则是范蠡与张良。何以故？因为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的功业成就之后飘然远去的人物。

（图：老年金庸与女儿）

金庸在文章中，数次表露心迹，认为自身心中也一直有着这样的一个“退隐梦”。在1980年宣布封笔后不久，他对记者说过，“我希望把笔想停下，把大部分的报社工作也交出去，让自己进入退隐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让大家忘记我的存在”，这完全是一种“隐居式生活”的想象与安排。

他选择封笔，选择“退隐”，当然也有“月满则亏”“见好就收”的智者认知在里面。他比一般名人都要清醒，任何事物，皆有一个尽头，就理论而言，甚至宇宙也有尽头。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一旦走到了尽头，若再想前进，实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鹿鼎记》完成之后，他也表示过，他已经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无法再创造比之更好的东西来了，也已经无法再超越自己，再写出来，还是在尽头边徘徊，何如不写？

所以，在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抵达之后，他适时地选择封笔退隐，去追求另外的人生目标了。人说，读史使人明智，他确实至老不糊涂，有极好的自知之明，退一步海阔天空。

3，有激而然的好胜心与安心读书的愿望

晚年的金庸，毅然封笔，给武侠小说创作最终作结，又显然和他后来的一些境遇有关。最明显的，是他想在学术上得到承认，同时弥补自己年轻时因战乱没有继续求学、安心读书的愿望。

（图：金庸求学于英国剑桥大学）

就自我的文人身份归属定位而言，金庸一直有一个深重的情结，即并不乐戴“小说家”的头衔，而对别人称呼他为“学问家”特别是“历史学家”更感受用，甘之如饴。他对“历史学家”的看重，远远超过“小说家”的自命与被命。中国历代文学评价系统中，”小说“从来都仅是“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他一生都没法摆脱这个传统观念。

可以说，这是一种隐藏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他不是史学科班出身，但写下的那些著作，几乎处处皆史，他把他对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的所学所识基本都灌注到了那些小说之中，他对自己所写的袁崇焕评传等史论也是自豪的，他自认为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所以，当他晚年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时，会如此公开申辩，“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历史的教授，我是历史学家”。

但是，他“史学家”的自我期许，却一直得不得学界的承认与看重，甚至中国史学界内部议论蜂起，非议颇多。当初，当他准备接掌浙大文学院时，学术界几乎清一色地表示不苟同之意，认为这将损害浙大的学术声誉，是一个小说家与史学者的“一场错位”认定；他的很多史学观念，也得到了很多批评，比如他谈羌族的历史，就被认为是“大笑话”。

这些并不友好的议论，对金庸而言，显然是倍感挫败的，他被刺痛的，是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对这些批评，他也并不服气，他说了很多反击的话，这些言论至今还随处可查。他曾黯然地回应，“能被承认当然好。但是有时候一旦妨碍到别人的利益......他们就不肯承认你，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

他的“非科班”出身和学术的不被承认，成为他晚年最大的缺憾，也给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当一个人的人生攀登到顶峰时，越是没有得到过的，往往会越想满足，寻求弥补。因此，他反复强调，他在东吴大学念书时，是因为战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说，“人说我的小说俗，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他称，“我最喜欢的还是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的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他也坦诚，“求学，并未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

可以推测，正是这两方面的缺憾，不仅使得他彻底“封笔”，也让他作出了各种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比如已经是剑桥荣誉博士了，偏偏还执意以80岁高龄，跑到剑桥做真正的学生，从硕士念起，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作为旁人，仅看到不解，但是，也许对于金庸这位老人而言，他终生都在寻求生命的平衡，寻找自己最好的位置，“生无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