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小说特点

章回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首先界定一下本文的标题。“无形”和“有形”首先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中国小说。本文将进一步指出，赛珍珠对中国小说形式的讨论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形式”的态度，她的这种态度又基于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心态的理解和思考，是她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对中国文化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反应。本文涉及的大多只是现象，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希望本文能对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史的某个阶段提供一个视角，对赛珍珠研究有所启示。

1932年2月赛珍珠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了两场报告，后来以“东西方和小说”（“East andWest and the Nove1”）和“早期中国小说的源泉”（“Sources of the Early Chinese Novel”）为题发表。正如这两个题目所揭示的那样，赛珍珠在报告中通过比较中西方小说的异同，试图证明中国小说具有独特的、和西方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且试图从中国文化里挖掘出这种形式的“渊源”。我不清楚这两个讲话涉及的内容是不是在赛珍珠其他的作品中出现过，也不知道这两个讲话是不是已经收入她的文集。但可以肯定的是，赛珍珠在这里表达的思想贯穿在她一生的著述之中，尽管这些著述直接涉及的不一定是小说艺术。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这里的“早期”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这段时期中国小说没有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即使后期受到过一些影响，在程度上也微乎其微，可以不予考虑。赛珍珠这么做的原因是：排除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国小说可以看成纯粹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代表和反映的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第二，赛珍珠集中讨论“源泉”问题，因为正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中国文化——赋予了看上去缺乏形式的中国小说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加重要的是，和西方传统不同，这些“源泉”不可能象西方小说那样在小说本身或小说艺术甚至文学传统里得到完全的挖掘，而是体现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体现在世代相袭的中国文人精神里。

用西方小说艺术标准衡量，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小说看上去的确没有清晰的表达形式，如果我们把“形式”狭隘地等同于西方小说的叙事手法的话。但是赛珍珠却明确指出：中国小说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只是这种形式和西方小说形式十分不同。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虽然小说的雏形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一般认为当代西方小说的鼻祖是17世纪初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他的小说《唐吉诃德》。此后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给欧洲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由后台迅速挤到了前台：英国文学中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小说家，象斯威弗特、狄福、斯特恩、费尔丁、戈德史密斯等。美国小说的兴起则是在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这段时期法国、俄国的小说创作也达到了高潮。和欧洲一样，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中国开始时也处于边缘，到了西汉仍然是“不合大道的琐碎之谈”，“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小说出现繁荣，“写作小说几乎成为风气”。但无论是“志怪小说”还是“铁事小说”，其表现的内容都和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西欧大相径庭，表现形式上也几乎没有可比之处。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中国小说的独特形式引出赛珍珠的另一个论点：中国小说的“形式”并不是可以用诸如“高潮”、“结尾”“联贯情节”“人物发展”等这些西方小说必不可少的形式因素来加以描述或者衡量。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小说在整体上则显得十分难以把握，内容上缺乏连贯性，主题上很少有明确集中的表现。但这种形式的“缺失”恰恰就是中国小说形式的明显特征。赛珍珠认为，中国小说家十分注重小说对生活的模仿，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远远甚于西方的小说家——小说结构上之所以会出现不完整乃至支离破碎，因为这是生活本身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西方小说家看来就是缺乏艺术性。问题是，结构上如此“不严密”的作品是否属于艺术品。赛珍珠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没有现成的艺术标准，也说不准它（中国小说）是不是属于艺术；但是以下这点我却深信不疑，即它是生活，而且我相信，小说反映生活比反映艺术更加重要，如果两者不能兼得的话。

赛珍珠在这里并不是说早期的中国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形式。相反她认为，早期的中国小说同时包含了生活和艺术，这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境地，即使它“越出了（西方）艺术技巧界定的规则之外”，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承认。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更加“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

赛珍珠在这两篇讲话里试图做两件事：第一，证明在西方人看来“缺失”形式的中国小说的确具备某种形式；第二，从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里向西方人展现中国小说的这种形式特征。赛珍珠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对中国小说的形式特征进一步加以具体的罗列和说明，她甚至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小说的具体创作手法。接下来，她的论述转向了她所熟悉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心态。这是因为，她虽然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毕竟只是刚刚有所了解，没有能力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另外，她虽然喜爱诸如《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但要深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形式也绝非易事。她所了解的，只是她经历过的那部分中国农村的现实生活，以及她所接触过的那部分中国文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她热爱中国小说，为中国小说的形式辩护，出发点还是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但是她所了解的中国人民、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毕竟十分狭隘，不妨以《大地》为例。《大地》是这位美国女作家最知名的小说，而且出版于两篇讲话发表的前一年。她笔下的小说人物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通的中国农民，她本人曾经在那里生活过，对这些中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十分了解。在赛珍珠看来，正是在这些普通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的品格和中国文化传统才得到最好的保留和最明显的表露。例如她笔下的阿兰就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代表：无论环境多么严酷，她都支撑住家庭，相夫教子，保证家族的血脉绵延不断，正如她第一次和王龙相见时老夫人对她说的那样：“服从他，给他生儿子，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人（如王龙，秦和梨花）表现出的大多是诸如逆来顺受、忍耐、漠然这样的品性。这种品性当然自有有利的一面，如逆来顺受是弱者生存的必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赛珍珠写作这部小说及发表这两个讲话的时代，这种品性正被视为国人的所谓“劣根性”而遭到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知足长乐的小农思想常常导致自欺欺人，不思进取；对土地的过分依恋也会导致漠视危机，反对变革。赛珍珠本人在作品里对这种落后的小农思想也表露出某种怀疑。

当然赛珍珠无意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进行夸耀。她只是告诉她的外国读者，这种对待世界的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但它是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积淀；要了解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不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是不可能的。赛珍珠坚信，这种生活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已经绵延不息了几千年，小说家有责任以最接近这种生活的方式来反映它，这种反映方式也就成了中国小说所具有的形式。进入20世纪之后，国内的一些小说家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对中国人的传统心态持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中国小说的表现方式越来越瞧不起。他们的小说或许因此看上去更加接近西方的“形式”，更加具有西方式的“艺术性”，但是赛珍珠对此却感到极度的失望。与此同时，一些青年小说家已经感觉到为他们的父辈所痛心疾首的某种文化缺失，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填补由中西文化交流而造成的“巨大的思想沟壑”，赛珍珠对此又感到十分兴奋。

赛珍珠意识到，五四之后有一批青年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留洋海外，接受了西方教育，却同时对中国文化有了新的感受，返回祖国之后，急迫地想重新肯定自己文化的价值，重新树立自己文明的传统，赛珍珠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青睐。这些年轻作家转向“乡村僻野或小城小镇的生活”，那里的生活对赛珍珠来说就是“本土中国人真实生活”的源泉，是小说创作的“新鲜灵感”所在。赛珍珠把林语堂、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称为“少数精灵”，却“思想精深，不会迷失在时代的混乱里”，认为这些人写出的才是关于中国的“真实”故事，才是“真正”的中国小说。

但是赛珍珠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显然不合时宜。20年代末（赛珍珠正在撰写《大地》）和30年代初期（她在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作报告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仍然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委，把之归结为儒家传统的负面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致，尤其对国人的懦弱性格和不思进取的心态深恶痛绝。“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持久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这种文化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于1915至1927年之间，也即赛珍珠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一年后来到镇江任教之际，和她开始构思写作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之时。“偶像破坏”的含义是“从思想上拒绝一个传统”，而赛珍珠时代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对传统的中国思维进行彻底的改变”，以使“腐朽衰败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和唯唯诺诺的儒家道德传统决裂，二是通过文化变革促使社会变革，以改变国人对“整个宇宙和人类现实的总体看法”。文学尤其是小说为此负有重要的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相比之下，赛珍珠倒是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恰当的保留和重新挖掘，不主张采取过于偏激的态度。因此，30年代思想激进的文学家并不理睬她的呼吁，她的作品看上去也和偶像破坏的主流十分不和谐。鲁迅和茅盾也曾因此批评她对中国的现实一知半解，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现十分浮浅，对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多有歪曲。

有意思的是，争论双方面对的是同样的中国社会现实，一方把它看成中国文明的价值所在，另一方却把它看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鲁迅对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进行过入木三分的批评，认为这种意识造成国人的狭隘和懦弱，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在他描写乡村的小说里，中国“大地”培育出的不是王龙那样的成功故事，也不是阿兰那样醉心于土地的农民，而是阿Q那种可笑的幻想，狂人那种幻想的破灭，以及一个血淋淋的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要竭力寻找的，不是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小农，而是知识分子里“勇猛的斗士”，并且为其人数稀少而扼腕。有人指出，1927至1937年这个“现代中国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诗歌，一种是激进的左翼诗人的创作，另一种则追随西方现代主义，醉心于纯粹的诗歌形式，把自己关在象牙塔。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小说创作中，因此象赛珍珠这样的小说家就没有多少可以施展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所看好的改良派们更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执着于发展和使用思想，相信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甚至“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都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已的原则和理想”。但是他们毕竟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不一样，表现不出“独立批判”的能力，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确凿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再次信仰”以及修补“墙上的裂缝”。中国知识分子的偶像破坏心态，以及知识界的偶像破坏运动持续了多年，但是赛珍珠的态度却一直没有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情有独钟，尽管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她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得不让人感到钦佩。

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重新认识赛珍珠以及赛珍珠在两篇讲话里赞扬的一批文人（如林语堂、沈从文，尽管她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姓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术界对中国近当代思想史也进行了更加深人的研究，尤其是文化思想界的偶像破坏运动，体现在当代对盲目崇洋的批判，对全盘西化的质疑，对工业化弊端的认识以及对全球化的警惕。与此相伴随的，就是对儒教文明和中国文化道德传统的重新认识和强调。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意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只是常常谈到的经济上的剥削，还有在西方教育体制下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忽视”，而且这种忽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学者们指出，本世纪上半叶那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有一些言论过于偏激和空玄；中国国土辽阔，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一直重视和研究不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赛珍珠会产生新的兴趣。赛珍珠热还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福科的知识考古学使人们关注起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忽视的那部分历史重新得到关注，以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也得到重新阐释。多元文化的介入使人们对主流文化之外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并且把以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地方特色重新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框架之中加以重新认识。

当然，赛珍珠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重新再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赛珍珠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赛珍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她在作品里所反映的只是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生活极其有限的一个侧面，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她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现在看来也有简单化理想化之嫌。但是重读赛珍珠的这两篇讲话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赛珍珠时代中国人的思想正如当时中国小说采纳的形式那样十分复杂。不论这种思想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它的首要责任就是“在中国人群里发现中国的力量所在，使中国人民重新充满道德信心，相信自己文化价值的优越性，从而重新找回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赛珍珠80年前有关“无形中的有形”的论述，不管她指的是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都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果说首先来华的那些传教士们曾经帮助西方人发现了中国文明，赛珍珠则不仅帮助西方人而且帮助中国人来重新找回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的传教士的确少见，而且赛珍珠可能是最后一位。

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

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中国传统的“二分法”

所有文本体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

依据：文本的外部特点即语言形式因素。

这种分类过于笼统，没有涉及题材、构思等问题，难以区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现在已经被废弃。

2、西方的“二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的的“二分法”为代表，他依据文本模仿现实的手段区分了史诗、戏剧两大类。由于史诗是通过语言来模仿现实的，不像戏剧那样有音乐的介入，因此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类型。至于史诗的语言表现形式，可以是韵文，也可以是无韵的散文。

同样是二分法，以亚里斯多德的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论更侧重文本的媒介手段等内在特点。

二三分法

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二分法没有提及抒情诗，当抒情诗在文学中的地位提升以后，二分法被三分法所替代。

三分法是依据文学作品选取题材、构思方式和情感体验方式以及塑造形象的表现手法将各种文学划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一种方法。

叙事类文学侧重于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摹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 叙事性是叙事类文学基本的审美特征。叙事类文学包括小说、史诗、叙事诗、故事诗、史传文学、报告文学等。

抒情类文学是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和体味的文学作品。抒情性是抒情类文学的突出的审美特征。 抒情类文学主要有抒情诗、抒情散文、散文诗等。

戏剧类文学是侧重于以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为题材内容，以模拟和再现虚拟的真实为构思方式，以人物自身的行为动作和台词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一种文学作品。

三四分法

1、我国“四分法”将文学文本划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四大类。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影视文学。

我国四分法是根据文学文本的外在形态，同时考虑题材选择、形象塑造形象的特点，以文本的语言特征、体制篇幅为依据作为划分文学体裁的方法。

2、加拿大诗学家弗莱的四分法

他说：“文类的中心原则是相当简单的，文学中文类区别的基础似乎是表现的原则。词语可以在观众前面表演出来，可以在听众面前讲出来；或者它们可以歌唱出来，或者可以为读者写出来。”

（〔加拿大〕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

“在观众面前表演的诗歌是戏剧；在听众前朗诵的则是叙事诗；自己背朝观众唱或者吟诵就是抒情诗；而小说则是应安静地阅读的。”（〔法〕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陈静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弗莱的四分法与我国流行的四分法在立论依据与分类结果上并不相同。

中国古典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广义的指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体起源与发展历程，文学运动、流派，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的考据、研究等等。类似中国古代文学史。狭义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按文学史的习惯，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大量篇章脍炙人口。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社会 人际关系

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美：整齐划一是美，参差错落是美，安静平淡是美，热闹喧嚣亦是美。美无处不在。

然而有一别样的种美丽，却常常被人忽略，甚至不为人所接受，那就是孤独。

人是一种群体性动物，由此易知，人对于孤独的排挤是本能地对它心怀恐惧。但孤独又不是自闭，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状态，在某些情况下，孤独反而能显示出常人无法企及的崇高境界，成为一种别样的美丽。

孔子周游列国，却总不被接受，是因为他超前的目光与认知，众人无法理解他。有一次，有人要拜访孔子，但不认识去孔子家的路，就问一个看守城门的人。守城门的人知道他要去拜访孔子后，如此说道：“哦，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吗？” “知其不可而为之”，用来评价孔子实在太恰当了。因为“不可”，所以不被接受，而他又偏偏“为之”，则众人更无法理解他了。孔子陷入了深深的孤独之中。更有甚者，还借此来讽刺孔子。孔子与子路外出，途中子路向人问路，那人知道来者是子路后，说道：“你的老师是孔子吗?他是知道路的。”其实，孤独的又何尝只有孔子，还有很多人。早就有人感叹过，古来的圣贤皆“寂寞”，而那些不学无术的“饮者”却名噪一时。

但这种孤独不会是永久的，历史会还那些孤独的人一个清白。早在汉朝，武帝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孔子被确定为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更有7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名，宣称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挽救这个危机四伏，矛盾冲突不断的世界。孔子最终不再孤独。而他生前的孤独，则反过来突现出他超乎常人的智慧，长远的目光与深邃的思想，使他赢得了世人的尊重与钦佩。

所以，不要再对孤独抱有偏见或恐惧。如果旁人无法理解，就让他们去说吧，好好走自己的路。

也许这孤独会给你带来坎坷与痛苦，不用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应该满怀信心，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要对未来充满希望。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你的价值，那时，你就不再孤独。

而你之前的孤独，不仅仅是一笔珍贵的宝藏，更是生命中一抹别样的美丽。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

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又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扩展资料：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轼、苏洵、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参考资料来源：

首先，中国小说的一个明显的形式特征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出现“小说的突然繁荣”。中国小说的另一个形式特征，就是和民间传说密不可分，它的形式由不同时期的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因此，小说在中国不是某些小说家们的独创，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艺人众多创作版本的集合体。由于中国小说更多地表现出集体乃至整个文化的产物，其存在一直绵延了两千年，所以在发生学上没有出现过西方那样的“突然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小说的内容和叙事方式（这两点决定了中国小说的形式）比西方小说更加依赖本土的文化传承，更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那些讲述或者记录下传说的艺人的心态。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不过，古代没有“散文”这一个名称；“散文”这个名称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在现代，广义的散文包括了除去诗歌、小说、戏剧、影视文学之外的一切叙事性、议论性、抒情性的文体，如秦牧在海阔天空的散文领域中说，“不属于其他文学体裁，而又具有文学味道的一切篇幅短小的文章，都属于散文的范围”。这样，就有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等的分类。狭义的散文则专指抒情散文。这是因为随着文体的发展，叙事散文中的通讯特写、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文体，各成一类；议论散文则有了专门的名称——杂文，也从散文中分了出来，剩下的只有抒情散文，这就是狭义的散文。

散文的意思不止一个。对骈文说，是不用对偶的单笔，所谓散行的文字。唐以来的“古文”便是这东西。这是文言里的分别，我们现在不大用得着。对韵文说，散文无韵；这里所谓散文，比前一文所包广大。虽也是文言里旧有的分别，但白话文里也可采用。这都是从形式上分别。还有与诗相对的散文，不拘文言白话，与其说是形式不一样，不如说是内容不一样。内容的分别，很难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这中间又有两边儿跨着的。如所谓散文诗，诗的散文；于是更难划清界限了，越是缠夹，用得越广，从诗与散文派生“诗的”“散文的”两个形容词，几乎可用于一切事上，不限于文字。——茅盾先生有一个短篇小说，题作“诗与散文”，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按诗与散文的分法，新文学里的小说、戏剧（除掉少数诗剧和少数剧中的韵文外）、“散文”，都是散文。——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这里得说明那引号里的散文。那是与诗，小说，戏剧并举，而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或称白话散文，或称抒情文，或称小品文。这散文所包甚狭，从“抒情文”，“小品文”两个名称就可知道。小品文对大品而言，只是短小之文；但现在却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等意味，所以有“小摆设”之目。近年来这种文体一时风行；我们普通说散文，其实只指这个。这种散文的趋向，据我看，一是幽默、一是游记、自传、读书记。若只走向幽默去。散文的路确乎更狭更小，未免单调；幸而有第二条路，就比只写身边琐事的时期已展开了一两步。大体上说；倒底是前进的。有人主张用小品文写大众生活，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意思，但盼望做出些实例来。

读书记需要博学，现在几乎还只有周启明先生一个人动手。游记、传记两方面都似乎有很宽的地步可以发展。我以为不妨打破小品，多来点儿大的。长篇的游记与自传都已有人在动手；但盼望人手多些，就可热闹起来了。传记也不一定限于自传，可以新作近世人物的传，可以重写古人的传；游记也不一定限于耳闻目睹，掺入些历史的追想，也许别有风味。这个先得多读书，搜集体料，自然费功夫些，但是值得做的。不愿意这么办，只靠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判断力，也可写出精采的东西；但生活的方面得广大，生活的态度得认真。——不独写游记、传记如此，写小说、戏剧也得如此（写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却又得多读书了）。生活是一部大书，读得太少，观察力和判断力还是很贫乏的。目前在天津看见张彭春先生，他说现在的文学有一条新路可以走。就是让写作者到内地或新建设区去，凭着他们的训练（知识与技巧）将所观察的写成报告文学。这不是报纸上简陋的地方通信，也不是观察员冗杂的呈报书，而应当是文学作品。他说大学生、高中学生都可利用假期试试这个新设计。我在《太白》里有内地描写一文，也有相似的说话，这确是我们散文的一个新路。此外，以人生为题的精悍透彻的——抒情的论文，像西赛罗说老之类，也可发展；但那又得多读书或多阅世，怕不是一时能见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