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写实小说的艺术特点

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 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 《老舍论创作》 (1980)、 老舍论剧 (1981)、 老舍曲艺文选 (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 (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至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

王朔，当代的智者

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风格各异，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

①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主观性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古典主义强调理性和法则，对作家的想像和感情是一种束缚，而浪漫主义强调作家创作的绝对自由，并把情感和想像提到重要地位，从作家的主观出发来认识现实、反映现实。

②浪漫主义文学将大自然和资本主义文明对立，着力于歌颂大自然。浪漫主义作家受卢梭“返回自然”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厌恶城市文明，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力量，或者看成是某种精神境界的象征。用自然的美来对照社会的丑。

③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不受古典主义的束缚，想像丰富，感情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浪漫主义作家喜用民间文学的题材、手法和语言。民间文学是各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精华，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出作家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增强，适应了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

④浪漫主义作家喜欢用夸张、对比的手法，追求强烈的艺术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写中世纪和异国的题材，曲折离奇的情节，塑造非凡的传奇性的人物形象，描绘，描绘奇幻神秘的景象和绚丽多姿、激动人心的场面，用以对抗平庸丑恶的现实。

⑤浪漫主义是反对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主张创作自由，对古典主义的按“规范”进行创作、束缚创作自由的做法坚决反对，并在理论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

⑥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有纲领、有理论、有大量创作实践的文学思潮，首先于18世纪末在德、英、法等国兴起，很快便传播到欧洲其它国家，形成全欧性的文学思潮，在许多国家发展成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这个问题好大啊……

我个人读张的文章感觉她的散文和小说是很不一样的。

张的小说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很幽深曲折，是传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美，而又有一种弥漫朦胧。

张的散文则是灵动的，锐气逼人，锋芒毕露，才情交融那是一种更本色的血性。

张爱玲小说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传奇的故事以及弥漫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她的小说似梦呓，诱你走入一个传奇而虚幻的小说世界。“说不尽的沧凉故事”便成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题材。在张爱玲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不仅仅使梦魇般的氛围，梦魇般的故事，梦魇般的文化，还有梦魇般的人性，她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去展示人性的深刻变幻，这是张爱玲小说值得推敲的成功经验。

一、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内省、孤傲以及都市人的优越感与孤独感交织起来形成她对时代“荒凉”特色的心理感受。张爱玲在塑造小说人物形象时无意识地迎合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主人公的美学理论。这与她的身世密不可分的，张爱玲出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张爱玲过早的成熟，并形成了她怪异顽强的性格和自立于世的人生态度。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她悲凉的家庭经历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二、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可以说男女之情是贯穿她全部创作的一条线索。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她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檫、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不象一般的新文学作家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她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凡俗的一面。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她试图于男女之间的传奇故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于男女之情中倾听“通常的人生的回音”。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言“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她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6]《金锁记》中季泽与七巧之间的感情纠葛，虽然暧昧而畸形，猜疑中透着人性的冷酷，但七巧毕竟也是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光辉，当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终于！）隐藏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她值得留恋。

三、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

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这一点，凡是大小说家都肯定，张爱玲也肯定。张爱玲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也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得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观察如此深刻，若不熟读中国旧小说，绝对办不到。她文章里就有不少旧小说的痕迹，例如她喜欢用“道”字代替“说”字。她受旧小说之益最深之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的给她摸透。

四、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张爱玲叙述故事喜欢使用倒叙的手法。

浅析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处于低落状态。这时，一批作家一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风格，以不同的题材取向、叙事方式、情感表达等创作手法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作品。这批作家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照社会人生，运用琐碎的手笔记录芸芸众生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批后起之秀的代表有池莉、刘震云等。他们所用的写作手法被评论界称做“新写实”。1989年《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一号专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借助这期专刊一些早已在默默创作的青年作家开始被世人瞩目。然而，这次联展只显现了冰山一角，在此后纷沓来的文学评论中，一部部成绩卓越的作品才逐渐被世人所认知、认可。如方方的《风景》、《黑洞》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四条好汉刘震云的《官场》、《一地鸡毛》等。

新写实主义小说崛起于小说界相对疲软的转型时期，承担着过渡性角色。它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创作方法上以写实为主要特征

,。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以生动而冷静的笔触展示社会下层中芸芸众生窘困的生存状态。虽然从总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范畴

,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小说创作手法

,新写实在题材选择和叙述方法上为其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

池莉的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都是围绕家庭做文章的。

《烦恼人生》写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底层工人印家厚四处碰壁不断遭罪的生活。作者以家庭成员的身份来描绘他工资被克扣、妻子对他的不满、女徒弟对他表示倾慕，而他却受制于对妻子的忠贞不渝。晨起的排队洗漱解手、上班坐车的拥挤、午饭吃到虫的愤懑等等。主人公印家厚苦苦地支撑着，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使一家老小生活有保障。他每天的经历都十分实际具体，但正是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使他神经时刻绷紧。池莉的另外两部小说内容更是琐碎、细微，充分描绘了普通市民泼辣俚俗的日常生活

首先，赵树理小说取材民族化、大众化。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

其次、赵树理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最后，赵树理小说语言无处不在的打上了地方语言特色，雅俗共赏。

赵树理于1906年9月24日生于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他的一生在晋城在沁水的活动也很多。正因为赵树理生长在农村，其生活习俗其语言无不打上农村的烙印。比如《小二黑结婚》，人们都知道那是赵树理在太行区左权县一个村子搞调查发现了民兵小队长岳冬至和女青年智英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出的。

1、创作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2、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3、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萧红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1、作品特点

他的早期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都是以自己部队“大杂院”的成长经历为素材，后来的小说则形成特有风格，对白通俗化又充满活力，叙述语言则戏谑、反讽为主，对权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都有嘲讽。

2、人物简介

王朔，1958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剧。

1978年，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等中、长篇小说。出版有《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等，后进入影视业，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和《编辑部的故事》都获成功。2007年，王朔以50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7第二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6位，引发广泛关注。

3、主要作品

他的代表作有：《玩的就是心跳》《看上去很美》动物凶猛《无知者无畏》《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王朔文集》。

争名夺利，写的东西无病呻吟要不就是废话、鬼话、浑话，没实际意义的东西。

绝大部分作家都是向钱看齐，没有文人的傲骨了.............很是失败的文坛......................

仅有个别一些值得去读，诸如：陈忠实、叶永烈、贾平凹......这一些作家我觉得还算是个为民众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

祝君愉快

他的小说谈不上文学，属于民俗，比较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点狗肉一样，虽然好吃但上不了台面，看着玩可以，能给人以人生的启迪不行

莫泊桑短篇小说以它真正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他的小说中,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概括,精巧的构思,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简洁、明快、朴实优美、通俗易懂的语言艺术等表现方式,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王朔现象既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王朔的作品受到许多人的批评，被视为痞子文学，但在社会上却很有市场，销量很大这种矛盾现象。他的作品具有大众文化特征：首先、包含了通俗文学的诸多因素，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其次、大多数作品都呈现出自我重复和批量生产的痕迹。再次、善于利用大众传媒，是创造热点和现象的高手。王朔作品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大众文化特征，但也有少数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和个人经验的作品。如动物凶猛等。

他早期的小说，诗歌和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军队“大房子”的成长经历。 后来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对话充满活力和活力。 叙事语言是荒谬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权威的话语和知识。 分子的精英位置是嘲弄。

王朔小说不仅有着内容的独树一帜,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打破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人物塑造、情节构造、语词配置诸种因素有机地融合。王朔苦心孤诣为笔下人物建构了一套语言系统,通过其特有的调侃与幽默,实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反叛，对语言传统的改造,从而达到对传统特别是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与亵渎。

扩展资料

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王朔一样用了很多的形容词，用了偏柔情的长句子，用了老套的开篇语，完全符合我这种欣赏水平不高、写作特点偏重的“新手”的喜好。所以，有时候适合很重要，某个时间点上的适合更重要。

参考资料来源：

在艺术上她把传统与现代、通俗与经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就小说而言，她的作品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

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契诃夫（1860~1904），19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于小市民家庭，靠当家庭教师读完中学，1879年入莫斯科大学学医，1884年毕业后从医并开始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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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是坏都给人以一种悲凉的感觉。张爱玲文笔冷静，小说常用第三人称即“他”来描写，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来叙述，小说中虽然没有掺杂太多作者个人的情感，但是感情基调悲凉。如《倾城之恋》中的开头写道“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虽然白流苏如愿以偿嫁给了范柳原，但是作者却冷眼说道“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以及呼应开头的胡琴声又响起。战争的混乱使白流苏认识到人的生命在大动荡中微不足道，所有关于爱情的实验到头来都经不过乱世的冲击，白流苏范柳原不过的婚姻，不过是两个战乱中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对生命难以把握的结局。这一切实际上都反应了一种个人情绪：大限来临的惶恐和个人的迷失。 再如《金锁记》中一开头从月亮写起，“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比眼前的月亮大、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来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着凄凉。”小说中的曹七巧用“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

喜用比喻反讽等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语言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大量的运用比喻，对照、反讽、色彩描写等手。

如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她曾写到“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这是一段以热牛奶比喻女人臂膊之洁白美丽的绝妙描写。这样的描写既通过读者的视觉来让人感受到乔琪的色迷心窍、蠢蠢欲动的形象，又表现了薇龙的竭力自持却又虚荣不能自拔的心态。

在《金锁记》里，她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

如《金锁记》中借七巧的媳妇芝寿眼睛有段描写：“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玻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张爱玲喜欢用紫色、金色等浓艳色彩的字眼，而本来代表着高贵富丽的紫色、金色在她的叙述中从来给人的都是一种绝望的凄怆，在艳丽的字眼背后掩盖的是满眼满心的荒凉。这段文字中的玫瑰紫、大红平金、水红、红绿丝、银粉、桃红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喜庆的富丽的色彩和青、绿、紫等冷去的尸身的颜色相对照，一暖一冷，一艳一晦，一喜一悲，这种鲜明而又参差的色彩对照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使人视觉上受到猛烈的冲击，烘托出一种晦暗阴森的气氛，给人以无边的联想，让人感到再美的色彩都只是一种凄凉和了无生气，让人觉得喘不过气的压抑和恐惧。这段色彩分明，描写细微的文字写出了芝寿无边的绝望，使读者对芝寿的悲惨处境给予深深的同情。同时通过芝寿的绝望、悲惨也从侧面进一步的达到塑造主人公曹七巧病态人生、变态心理的目的。

作品主题多描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张爱玲自称：“我甚至只是写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肆的。”

不管是张爱玲的小说还是散文都是描述那个时代的人们和生活，如《倾城之恋》描写了白流苏在离婚后，因为受不了家里人的不停给她闲气受想通过嫁给范柳原改变现状，最终如愿以偿的故事。《红玫瑰与白玫瑰》通过讲述振保的情史来展示两性之间对恋爱和婚姻的差别。《色戒》是关于王佳芝通过美人意图计杀害汉奸易先生，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易先生，而放走了他自己却惨遭杀害。

张爱玲的散文虽然不如小说成就高，但是其中的名篇中国的日夜通过一个妓女的视角描写周遭的一切。其它作品如谈音乐、谈舞蹈、《自己的文章》描写的是关于某种事情的看法，但是张爱玲的散文很“散”即使看是议论文的文章，如上面所说的几篇，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和中心，让人感觉全是作者信手拈来。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详解：

白先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探索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开拓期四个时期.

白先勇的早期作品,其中包括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闷雷,月梦,玉卿嫂,黑虹,小阳春,《青春》,《寂寞的十七岁》那晚的月光等,主要写的是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模仿性和幻想性的特点.

发展期的作品,是指白先勇赴美后写的《纽约客》,其中包括芝加哥之死,上摩天楼去,香港——一九六O,安乐乡的一日,《谪仙记》,谪仙怨,火岛之行七篇小说.《纽约客》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写漂泊到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的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写他们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悲剧.

成熟期是指白先勇在美国创作的《台北人》,其中包括十四篇小说.《台北人》在思想和艺术上比《纽约客》更加成熟,作者把他的故事人物和中国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新的现实主义的深度.白先勇的《台北人》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主题多,人物性格鲜明,复杂,富于发展变化.其中,《永远的尹雪艳》就是暴露和抨击台湾上流社会的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

开拓期指的是白先勇近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孽子》.这是作者力图突破自己创作成就的一次尝试.其突破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一部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但他并没有把它孤立起来写,而是把它和人性的描写,社会的描写联系起来,因此它是一部多层面的小说:表面上是一部同性恋小说,实际上是一部人性小说,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提出许多社会问题,如家庭,社会对子女的关心教养问题,老兵的生活问题,上层官僚对百姓的欺压问题等;第二,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孽子》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里程碑,主要写台湾现在和未来的现实社会;第三,《孽子》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通俗,而《台北人》的语言风格幽雅,流丽.

白先勇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思想,透露着强烈的感伤主义情绪.形成白先勇感伤主义情绪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受我国传统哲学佛家思想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历史兴亡感和人世沧桑感的影响,其次,个人的经历,环境和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但白先勇的作品中流露的感伤情绪并没有掩盖他的作品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价值,他的作品描绘了台湾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

读白先勇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的悲悯,而这正源自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深沉的,执着的,毫无保留的爱.他的这种情怀深深地吸引着我,吸引我如痴如醉的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对生活的爱和无奈.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爆炸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发展，有其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也是与拉丁美洲特殊的自然环境分不开的。拉美当代一些著名作家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拉美繁荣昌盛，是因为“它适应和根植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拉丁美洲的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现实中充满了奇特的事物。为此，我总是愿意举美国探险家F·W·厄普·得格拉夫的例子。上世纪初，他在亚马孙河流域做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旅行，大开眼界。他亲眼看到许多东西，比如：有一条沸腾的河流，鸡蛋放进去五分钟就能煮熟；有一个地方，人一说话就降倾盆大雨；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海军准将城，极风把一个马戏团全部吹上了天空，第二天渔民们用网打上了死狮和长颈鹿 。”马尔克斯强调，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都是以“神奇的现实”为基础的。“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东西，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他曾这样概括具有魔幻色彩的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使是日常的生活也光怪陆离。这是一块放浪形骸又极富想象的土地，因孤独而耽于幻觉和种种错觉的土地 。”

金庸武侠总论

张爱玲的小说，贡献最大的是再现了大上海时期的社会风貌，她塑造了一些特点鲜明的人物形象。如白流苏，曼桢，娇蕊，曹七巧等，文思细腻，感情世界很敏感。并且她的语言很有特点有许多经典语录，她笔下的女人多有悲惨的结局，更多的是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如心理变态的曹七巧和有恋父情结的许小寒。。。。。我认为张爱玲的文章文学含量并不高，读读解闷倒不错。她的作品以写女性为主。以爱情为主线！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读过受戒。个人很喜欢。汪曾祺小说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品味。

在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自觉吸收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一种古典美学思想吧，力求和谐自然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意境、

莫泊桑的手法，可以说是一种不用手法的手法，是寓新颖于平淡自然之中的手法。他的人物，在语言动作之中有内心世界的表露；他的情节，在平铺直叙之中有波澜起伏；他的描写，在平实朴素之中有锋芒；他的幽默，在轻浅素淡之中有辛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