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一本批判性小说,语言用得恰到好处,人物细节刻画的生动,也巧妙的讽刺了人物,批判了事件,结构和内容都很精巧。
小说情节结构形式
破破
小说情节的结构主要通过情节的推进或情绪的勾连、材料的组织来构成。传统小说通常是以时空为本位的线性结构模式。具体有三种:(1)基本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目前高考选文多为这样的结构模式。如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就属于这种模式。“开端”是小说所反映的矛盾冲突的开始(往往能够看出作者的褒贬倾向);“发展”是小说主要矛盾冲突从发生到激化的演变过程;“高潮”是决定矛盾各方面的命运或者主要矛盾即将解决的关键时刻,是矛盾冲突发展到顶点,人物思想斗争最紧张、最激烈、最尖锐的阶段(最能表现人物思想品格的部分);“结局”是矛盾得到解决,人物的发展已经完成,故事有了最后的结果,主题思想得到充分展示,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是议论抒情句段)。(2)摇摆式: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大多数小说情节运行并不呈现为一条直线,总会在某处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做点什么,然后再回到轨道,这就出现了情节的摇摆。情节的摇摆往往赋予小说更为摄人心魂的魅力。(3)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式:俗称“欧亨利”式笔法。在结尾处出其不意地揭示真相,而这个真相通常都出人意料,回扣前面的情节,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从而增加小说情节的生动性。
原贴:小说的情节结构是什么
懒虫思密达
1、品析情节,体会情节的作用
1)小说以“项链”为标题,与作品内容有何联系?(小说原题是“首饰”。)
“项链”是小说情节结构的线索。
2)小说在“项链”这条线索牵动下,都写了哪些情节?(用三个字概括每一个情节)
借项链――丢项链――赔项链――还债务――识项链
3)品读小说的重要情节
“失项链”是命运变化的转折点。作者对此有一段感叹,请找出。作者说:要是那时候没有丢掉那挂项链,她现在是怎样呢?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这段话很明显是针对“失项链”这件事而发出的感叹。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失项链”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结合文中的有关片断来谈)
明确:性格决定命运,情节的发展是由人物性格的内在力量所推动的。
孤立地看“失项链”是一件偶然的事,但联系全文(尤其是前文),可以看出其中的必然性,一方面,是由其性格决定的,如果她不去借,那么也就不会丢,但她的性格促使她要去借,即便这次不丢项链,也会有其它甚至是更惨的事等着她;另一方面,在晚会上的“狂热”“兴奋”“沉迷”“陶醉”及后来的“赶快逃走”,在这种慌乱陶醉中丢失东西也是很合乎情理的。
4)其实,这篇小说中只有“失项链”这一个“偶然”吗?小说的结尾作者才说出这挂项链是假的,这个结尾“有些也出人意料”,它合理吗?前面作者有没有暗示?为什么不在玛蒂尔德去赔项链的时候设置一个情节,让玛蒂尔德知道项链是假的,不用经受十年的磨难?
明确:一方面欣赏结尾的艺术,体会前面三处铺垫的效果;另一方面进一步理解情节的发展对于表现人物和主题的作用。如果在前面就让她知道项链是假的,也就不能充分表现虚荣的代价,也无法表现作者对爱慕虚荣追求享乐的讽刺。情节的发展有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
三休
一般是在文学创作时,经常要提到情节结构。
情节是由情节单元组成的,情节单元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了不同的情节结构类型。情节结构类型有六种:线状结构、网状结构、画面结构、象征结构、写实结构、散文结构。
一、线状结构
线状结构,就是各个情节组成部分按时间的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状延展,由始而终,由头至尾,由开端到结局,一步步向前发展,虽然有时倒叙、插叙和补叙,但并不改变整个情节的线式格局。线状结构有单线式和复线式之分。
二、网状结构
以人物的心灵为中心点,以人物的意识、心理活动为辐射线构成情节,其结构如蛛网般,就是网状结构。
三、画面结构
以景物、场面为主体的画面式情节单元的组合,即为画面结构。
四、象征结构
象征性情节结构,即全部情节单元紧紧围绕着某个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意识、观点、思想、感觉而展开和进行,理念是情节的内核,是情节片断之间的连接线索。
五、写实结构
写实结构是“新写实”小说所采用的情节结构。
六、“散文”结构
散文化情节结构的特点:一是故事情节呈现为散文的片断,就如同散文的叙事是片段事件的连缀,而不是有头有尾的连贯故事一样。二是形散而神不散,即通过片断事件的叙述和自然景物以及社会风情的描绘,创造出生动的意境,表达特定的主体情思。
原贴:情节结构是什么?
skyredpig
一、政治特征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乱弹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古代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 “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1]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2],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二、补史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喜欢旅游“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3]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中国古代小说也是如此,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三、地域特征
古典文学的语体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对此,历代不少学者都曾论及。中国古代文学“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中国古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便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四、哲理特征
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古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它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周易》试图对包括自然、社会、人类的历史发展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的问题作一总括和说明,由此而呈现的易道精神,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古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的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因受“怠而欲出者”的影响,‘不得极夫游之乐’,回来以后,自悔之情不能已,同时悟治学之道,庶几类此,因以作文,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五、教育特征
中国有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4]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六、情感特征
中国古代古典文学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古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七、道德特征
更为可贵的是古典文学通常具有强烈的道德感。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伦理道德与现实政治成为中国文化关注的两大核心,从而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道德型文化与政治型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谴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八、宗教特征
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古代文学大上了宗教的烙印。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认识关系认识影响,古典文学创作讲究要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西方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古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古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九、志异特征
因尚怪奇而志异也是古典文学的以给显著特征。诗歌以为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更使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5]
十、美感特征
对于文学的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正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美感特征。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而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存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将“风”、“骚”并称,“风”指《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6]后世文人,一般说来,或主要接受了《诗经》的影响,或主要接受了《楚辞》的影响,由此发展形成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风”诗传统即现实主义精神的世代相传,“骚”诗传统即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代代相传,也就是西方文学理论讲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浪漫主义风格。前者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正视现实,描写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的两汉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唐代新乐府运动以及宋代王禹偁、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元代的关汉卿、清代曹雪芹等文学现象和杰出作家。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充满激情和幻想的积极浪漫主义,并由此出现了文学史上汉代的贾谊、曹植、阮籍、,两晋南北朝时的左思、鲍照,唐代的李白、李贺,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明代的吴承恩,清代的蒲松龄等优秀作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个类似于“儒道互补”的命题,以致雅俗之辨成为中国古典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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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小情节通过时间或者是其他排列顺序组成。而小情节是由特定的情节单元或叙事单元构成的。差不多就是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当然也有的是重复发展。就是说一部小说中发展,高潮可能不一定只有一个,但结局肯定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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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药》
下面是介绍
忧国忧民 发人深省
——从《药》的主题说开去
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是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的。《药》写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夕,同时鲁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非常熟悉,这就使鲁迅在从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中选择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关系作为描写题材时,确定了“在与旧的社会制度斗争中革命者和群众的关系”这样一个主题。鲁迅自己曾对别人讲述过《药》的写作意图:“《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这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和所要表达的重点。
而文中关于华、夏两个姓氏的设置也有其内在的含义。华、夏为中华民族的代称,鲁迅特地选择这两个姓氏赋予故事的主人公,隐喻了小说的主旨在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探索。以“药”为题,也暗示人们去思考救国救民的良方。
如果说这篇小说的主题只是鲁迅对当时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的话,那么小说的主旨则体现了鲁迅对国家、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和担忧。这才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才是鲁迅这篇小说的精华。
双线交叉 明暗搭配
——从《药》的结构说开去
在结构设置上,鲁迅为了从革命者和群众两个方面来描写,采用了“双线结构”。作者同时描写两条线索:革命者夏瑜英勇奋斗,但是由于孤军作战,加上被族人出卖,终于在寂寞中牺牲;华老栓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用人血馒蘸馒头作为药给儿子治病,但这药并不见效,儿子也终于死去。这两件事原本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却因为一个人血馒头联系到了一起,因为那血是革命者夏瑜的血,所以这两个线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而在两条线索之中,华老栓的悲剧又是作为明线来写的,夏瑜的命运则是暗线,以华老栓一家为正面描写的对象,使夏瑜的形象不经描写却也能深深的印在读者脑海中。原本一篇小说是要通过矛盾冲突来推动情节发展的,但是《药》中却没有矛盾冲突的直接接触和正面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一明一暗两条线索的结构形式,这也使得小说中带着不明朗的含蓄隐秘色彩。
耐人寻味 意义重大
——从《药》的象征说开去
鲁迅善用象征手法,他常把自己对人生、对时代的思考,凝结成为一种耐人咀嚼的象征意象。《药》这个题目的选用就显现了这个特点。“药”本是治病的方剂,鲁迅用作小说的题目,我认为有三层含义:革命者以血去医治社会的苦难;国民却以他的血去医治自己儿子的疾病;作为革命文学家的鲁迅则是用这个可悲的故事去医治人们愚昧麻木的精神和思想。但是以上这三层含义的“药”都无法彻底救治人民的痛苦,应该寻找一种更有效的“药”,那就是:彻底打碎封建统治者加给人民的精神枷锁!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在夏瑜的坟头安排了一个红白相间的小小花环。于是花环便也成为了革命力量的象征、未来希望的象征、理想的象征。它给人以鼓舞、以激动、以信心。它既表达了鲁迅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与赞颂,也表达了他对革命前途的一种乐观:这是革命力量必将最终胜利、为革命牺牲的志士的遗愿必将实现的象征。
戴草人的稻草帽
文章的情节是作品所描写的事件的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事件或主要故事的策划或设计,包括由按照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有动因的事件的逐步展开的叙述结构。文章结构是文章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形式的统一。
文章都是由中心意思、材料、结构三个要素组成的。中心意思是文章的“灵魂”,要明确无误;材料是“血肉”,要丰富,并能集中地反映中心;结构则是文章的“骨架”,是谋篇布局的手段,是运用材料反映中心思想的方法。
文章结构:
1、并列式:文章各部分的内容没有主次轻重之分。
2、总分式:先总述,再分说。这种关系还可以演变为“分—总”或“总—分—总”的结构方式。
3、对照式:文中两部分内容或进行对比,或用这部分内容烘托另一部分内容。
4、递进式:文章几部分内容逐层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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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草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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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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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情节结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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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情节的结构主要通过情节的推进或情绪的勾连、材料的组织来构成。传统小说通常是以时空为本位的线性结构模式。具体有三种:
(1)基本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目前高考选文多为这样的结构模式。
如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就属于这种模式。“开端”是小说所反映的矛盾冲突的开始(往往能够看出作者的褒贬倾向);“发展”是小说主要矛盾冲突从发生到激化的演变过程;
“高潮”是决定矛盾各方面的命运或者主要矛盾即将解决的关键时刻,是矛盾冲突发展到顶点,人物思想斗争最紧张、最激烈、最尖锐的阶段;“结局”是矛盾得到解决,人物的发展已经完成,故事有了最后的结果,主题思想得到充分展示,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是议论抒情句段)。
(2)摇摆式: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大多数小说情节运行并不呈现为一条直线,总会在某处放慢速度甚至停下来做点什么,然后再回到轨道,这就出现了情节的摇摆。情节的摇摆往往赋予小说更为摄人心魂的魅力。
(3)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式:俗称“欧亨利”式笔法。在结尾处出其不意地揭示真相,而这个真相通常都出人意料,回扣前面的情节,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从而增加小说情节的生动性。
扩展资料需要的生活不是指日常生活、饮食男女之类,能成为小说素材的"生活",至少应该有三个条件:
1、具有较鲜明、生动的形象;
2、具有独特性;
3、具有一定的思想内涵。
因此,当作者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无论对人物、对故事、对环境,都应从上述三点出发,勇敢地扬弃那些琐屑的、纷纷扰扰的"流水帐",渗透作者 的思想、感情,使生活素材逐渐变成自己的东西。
原贴:小说情节结构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