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专业啊
有关中国的经典小说
HIIIRO
太多了,我只能分一些小点说说,一点盖面吧
1.人物多。
共600多人,有名姓的就有200多,一般人读到这么多人物就没耐心了,而作者能把他们各个的外貌、个性、关系理得一清二楚,实在不易!
(比如说,第二回有个名叫冷子兴的,是贾府里一个仆人的女婿,为贾雨村讲说贾府的情况,引出下文,但不是然后就再不提他了。后来又因他引出一件案子,他的岳母请王熙凤帮忙……这就前后呼应了)
书中人物的刻画毫不含糊。不像一些古代小说中的,形容女子美貌就说“貌若天仙”、“嫦娥下凡”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而是各不相同地描写,有详有略(参见林黛玉进贾府那回)。
2.事情多。
这么多人物,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得从事情中体现,因此贾府内外,大大小小的事件犹如一张网,密而不乱,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且每件事都是极现实、丰富的。
3.诗词美。
有许多精品,如葬花词、秋窗风雨夕、柳絮词、菊花诗……不同人物作的诗风格各不相同。
4.文化广。
如可以通过大观园景物描写了解古代园林文化
通过第53、54回了解清代春节习俗
从“平儿理妆”知道古代女子化妆文化
还有戏曲文化、中医文化、礼仪文化、民俗文化……
5.悲剧性。
正因为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红楼一梦,结局不得不是悲剧,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从悲剧中明白道理(第一回的好了歌及其注解,第五回的诗词是全书的精髓所在可以参考,但不可过分沉浸其中,移了性情)。
倔强的虎牙
论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艺术理论的贡献
【内容提要】
张恨水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他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反思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文体观;在创作实践的演进中,建立现代通俗小说的艺术观;在追求时代精神中,发展现代通俗小说的功能观。他在“趣味性”与“时代性”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理论的发展和创作的突进,完成了由俗入雅地向新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及转向。
作为现代通俗小说艺术大师的张恨水,不仅为中国文坛留下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而且还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小说理论着述。人们评价张恨水,大都关注他的文学创作,而对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小说理论则很少涉足。其实,张恨水不仅是现代通俗小说家,而且还是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家。张恨水说他曾打算写一部中国小说史大纲,后来欲改为中国小说新考,这部系统的小说理论着作虽未面世,但在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写作生涯回忆》、谈长篇小说、长篇与短篇、短篇之起法、我的小说过程、我写小说的道路以及总答谢等理论文章中,已能够显示其通俗小说理论的系统性、深入性。他的现代通俗小说理论大体上是属于实践型也即经验型的,即在通俗小说创作的基础上,以经验的总结、提升而形成某些理论观点,而这些理论观点又能进一步深化他的小说创作,这就形成了张恨水小说创作与理论的互动共振关系,这种“关系”既发展了张恨水又影响了一代通俗小说理论及其创作。本文拟从通俗小说的文体观、艺术观、功能观三个方面,探讨张恨水对现代通俗小说理论的贡献。
一
张恨水走通俗小说创作道路,大都采用章回体,他对章回体小说情有独钟,因而在理论上对章回体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旧章回体,作了较深入探讨。联系现代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张恨水是在反思“五四”新文学,雅俗、新旧对峙冲撞中坚持章回体小说创作,建立通俗小说文体观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掀起巨大浪潮,以“反传统”面目冲击着旧文学时,张恨水却在旧文学圈子里打转转,固守传统的章回体,发表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如他自己所说:“在‘五四’的时候,几个知己的朋友,曾以我写章回小说感到不快,劝我改写新体”①。但张恨水并没有“改写新体”,这就使他成了“异类”。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明确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文学革命倡导者和新文学作家仅从1919-1921年间就发动过二次对旧派文学的批判,那时批判旧文学是为确立新文学的独尊地位。但在“反对旧文学”的“反对”、“批判”中,却形成了人们一种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定式,非新即旧,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创作、理念均是“新”的,革命的,而与之不同调的,靠近“传统”的,即都是“旧”的,作为旧形式的章回体,当然应该排除。其实,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旧瓶也能装新酒,旧形式加以改造完全可以为新时代所利用。张恨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肯定、赞同的,但是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反传统”,尤其对旧文学批判批过了头,连章回体都加以扫荡,他是不满的。张恨水坚持用章回体写小说,而且在春明外史问世后,“略引起新兴文艺家的注意。《啼笑因缘》出,简直认为是个奇迹。大家有这样一个感想,丢进了茅厕的章回小说,还有这样问世的可能吗?这时,有些前辈,颇认为我对文化运动起反动作用。而前进的青年,简直要扫除这棵花圃中的臭草,但是,我依然未加深辩”②。30年代,张恨水的章回小说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而新文学家们仍然坚持以“新”“旧”、“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定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是“旧派小说”,是文学花圃中的“臭草”,从而对他进行“围剿”,张恨水自己对于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除了‘礼拜六派’的遗留,文坛对我是围剿的”③。尽管张恨水遭到新文学派的“围剿”,但他并没有在自己坚守的通俗小说阵地上退役,他采取“未加深辩”的策略,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继续创作章回体通俗小说。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强调了章回体的艺术价值,在总答谢中,他说:“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可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着呢?自然,章回小说,有其缺点存在,但这个缺点,不是无可挽救的(挽救的当然不是我);而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明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班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他看到了章回小说的优长,同时也看到了新小说取法西洋而带来的“欧化”毛病,这种“欧化”倾向使得
一般的普通民众无法接受,所以他要缩短新文学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愿为普通民众服务。这是他的通俗小说观所强调的“服务对象”问题。如何为普通民众服务,张恨水认为必须要改造章回体,而他的创作实践已经作了一系列的改造章回体的工作。他说:“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的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有两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他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觅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而旧章回小说,可以改良的办法,也不妨试一试。”这里就提出了用现代意识去改造旧章回体,要为他的服务对象提供“现代事物”,从而在“新派小说”和“旧章回小说”之间踏出一条改良的新路。如何改良旧章回小说,张恨水提出要采取渐进之法,“所有章回小说的老套,我是一向取逐渐淘汰手法”。在具体的改良手法上,他是“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者多。那是由于故事的构造,和文字组织便利的缘故”。这有其“恋旧”的一面。但他又认为:“关于改良方面,我自始就增加一部分风景的描写与心理的描写。有时,也特地写些小动作。实不相瞒,这是得自西洋小说”④。这“求新”的一面,正是他“改良”之所在。这些都在《啼笑因缘》等作品中运用过了。
张恨水不仅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肯定了章回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还从为“匹夫匹妇”服务的受众对象上去认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的价值的。从他的我写小说的道路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是由武侠到言情发展到社会加言情再发展到历史与抗战小说,顺着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子,我们首先探讨张恨水对武侠小说理论的认识。张恨水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喜欢看武侠小说《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还编了一段武侠故事,讲给他的弟妹们听,并拿出自己仿照《七侠五义》的套子绘成的“侠客图”给他们观赏,引起他们“哈哈大笑”⑤。由对武侠小说的偏爱作为深深的文化积淀,使他在创作章回小说时,总会在言情中加一点“武侠”的影像,或在社会加言情中渗进一些“武侠”的因子。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在中国下层社会,最感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因此,他在40年代还写了一篇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的论文,形成了他的武侠小说理论与创作连带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武侠小说的利弊和下层社会之所以对其感兴趣的原因,并提出了改造武侠小说的问题。张恨水认为:中国下层社会人物都有着崇尚“英雄主义”的色彩,“那完全是武侠故事所教训”的结果,武侠小说教会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但是,它们教训有极大的缺憾:一是“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像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二是“完全幻想,不切实际”;三是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下层阶级喜爱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受苦太深,“无冤可伸,无愤可平”,故将自己心中的愤懑,“托诸这幻想的武侠小说,来解除脑中的苦闷”⑥。张恨水这一理论的认识与他的小说创作是契合的。他在创作中,就是从适应市民社会需要的除恶惩暴的理想出发,去塑造充满“侠气”的人物形象的。他小说中的“侠”,多是贫民出身,多与邪恶势力对立,没有一个变成官府的“驯服的走狗”的。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如《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中,人物的武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从张恨水塑造的“侠义”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受“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传统”的特点。
其次,我们考察张恨水言情小说的理论观。张恨水创作的言情小说较多,他在理论上同样提出了改造言情小说的问题。在〈美人恩〉自序中,他认为历来的言情小说内容不外乎三角与多角恋爱,而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而已”。但是要言情,并要完全摆脱三角与多角恋爱而又不脱离现代社会,这就比较难作了。小说的结构必须有一交错点,“言情而非多角”,又到哪里去找“交错点”呢。所以他思考、探索的结果,还是不能完全摆脱以往的“公例”,只有“于此公例中,于可闪避处力闪避之,或稍稍一新阅者耳目”⑦。这样才使《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写情敌角斗之事,而其结局,一方似结婚而非结婚,一方亦似离别而非离别”。与传统的言情小说结局“非结婚,即生离死别”则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创作与理论的结合
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改造言情小说,是在内容上将言情加武侠(如《啼笑因缘》),或言情与“社会”结合(如春明外史、《斯人记》等)。而在叙事形态上多是“一男数女”或“一女数男”的多角恋情,而且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悲情。仅以一篇〈啼笑因缘〉自序即可看出他写悲情,在悲剧艺术及悲剧的结局方面,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传统。传统文学写男女恋情,多以大团圆结局。“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大团圆”的模式,以“不团圆”形态出现,使悲剧艺术得到长足发展。但时日一长,逐渐形成了“不团圆主义”,这对悲剧发展又造成了不利。张恨水既认识到“大团圆”的通病,又不满于“五四”以后的“不团圆主义”的盛行。因此,他在反思传统与观照现实的双项思维活动中,去建构自己的悲剧艺术世界。张恨水说:“长篇小说之团圆结局,此为中国人通病。红楼梦一出打破此例,弥觉隽永,于是近来作长篇者,又多趋于不团圆主义,其实团圆如不落窠臼,又耐人寻味,则团圆固亦无碍也。”⑧《啼笑因缘》既不是“团圆主义”,也不是“不团圆主义”,以留有“余想”的方式,显现出“一新阅者耳目”的特点。
小司
鲁迅(小说)——《彷徨》,《呐喊》《故事新编》
巴金 急流三步曲《家》《春》《秋》。
老舍《骆驼祥子》
沈从文(短篇小说)《边城》贵生
钱钟书(《围城》
张爱玲《倾城之恋》
余秋雨《文化苦旅》
王安忆《长恨歌》
蒲松龄《黄英》;
郁达夫《迟桂花》;
老舍《断魂枪》;
废名桃园;
沈从文静;
萧红《小城三月》;
张爱玲年青的时候;
孙犁《荷花淀》;
汪曾祺陈小手;
王蒙《夜的眼》;
曹乃谦《最后的村庄》;
李锐合坟;
莫言《拇指铐》;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苏童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
悠哉秦始皇在登基大典上的孤独;
朱岳《睡觉大师》;
白先勇《游园惊梦》。
《马桥词典》
《西厢记》
其实呢余秋雨的散文如《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短片白发苏州青云谱随想
朱自清的《背影》匆匆《荷塘月色》也不错
原贴:求推荐中国经典小说
Hanna
中国经典小说有很多,我个人比较中意《红楼梦》,这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以下便是黛玉葬花的一个具体情节。希望对你有帮助。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 " 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待我送了去,明儿再问着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 宝玉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 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道:" 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え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宝玉听了不觉痴倒..
Oo莫小涵oO
知人论世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知人论世,应当是“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进行文学批评,也必须知人论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 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
成语 知人论世
解释 原指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现也指鉴别人物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
出处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示例 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用法 作谓语;指鉴别人物的好坏。
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新格律诗派
1923年,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等人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始是个俱乐部性质的团体,共后,因提倡现代格律待而成为在诗坛上有影响的社团。
新格律诗派因此逐步形成,由于新格律诗派源自于新月社,所以也称为新月派。
1925年,闻一多回国,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诗刊》,团结了一大批后期"新格律诗派"的新诗人。
新格律诗派是中国新诗史上活动时间长并在创作中取得了较高成就的诗派。新格律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提倡格律诗,主张诗歌的色彩美和意境美,讲究文辞修饰,追求炼字炼意,其鲜明的艺术纲领和系统理论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新格律诗派诗人中,徐志摩是最有代表性的杰出诗人。
朦胧诗派
一九八○年开始,诗坛出现了一个新的诗派,被称为“朦胧派”。以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这种诗,有三四十年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文学报刊上了。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文革”后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顾城、杨炼·余光中等人。
先锋戏剧是关涉形式探索和艺术精神的,一种小众的
艺术,而这些与所谓的商业利润无关。
在我国从《恋爱的犀牛》开始,先锋戏剧开始广为人知,广为人看。很多年轻人把走进小剧场看先锋戏当作一种时尚,话剧演出消费开始列入工薪族的开支。由此戏剧演出开始改变了以前北京人艺一枝独秀的市场格局,在传统“现实主义”表演方法之外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演样式。
创作就比较难了,你要有生活,没有生活来源的戏剧素材不是好的素材.
连大导演孟京辉也只能复排《等待戈多》.主要是没有拿得出来的新作品.
重要作品《绝对信号》狗儿爷涅盘三姊妹·等待戈多《哈姆雷特》《鸟人》《故事新编》《理查三世》
新式武侠开创现代武侠小说先河的,首推文学大师梁羽生.据说,梁羽生第一部武侠小说的由来,竟是二个"门派"的"掌门人"因为"门户"之见在澳门的一场比武.而且据说这场比武三拳二脚之后,便以一派"掌门"将另一派掌门击倒在地而宣告结束.然而,这件事却剌激了梁羽生所在报社的编辑,这位编辑亲眼目睹了社会大众对这场比武追逐的狂热性,认为如果写出这样的故事,一定可以吸引众多读者,为报社带来丰厚的物质利益.因此他把这项重任交给了梁羽生,梁羽生本人也热衷于新式文学的开创,于是现代武侠文化的第一部著作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了.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奇想,但是功利性的目的最终却促进了一种独特文化的开创和延续,这不得不说是文化发达的成果,也是人类文明的悲哀.
诗人的自杀问题
诗人里尔克说:“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呼吸。”
然而,在匮乏的时代,真诗人在与伪诗人的对垒和对真理的艰难追问中,在边缘化处境的虚无冷漠和内在狂暴的创造力的双重夹击下,
以生命的终结发出了没有答案的“天问”。
—、90年代:诗思的消失
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知识界“现代性”精神觉醒和反思历史、重写历史的时代,那么90年代,在商业大潮兴起及其与国际主流文化接轨中,整个文化界出现了全面转型。既从现代性走向了后现代性。由西学热转向国学热。由激进主义退回到保守主义。由思想启蒙走向了务实改良。由拷问灵魂进入到优雅怀旧。使人弄不清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90年代,无论是重金属摇滚的地动山摇,还是MTV的伤感纤柔;无论是时装时尚的媒体广告热,还是电脑多媒提的风靡南北;无论是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还是愈加恶化的环境。都分明使得人感到沉重的不再是“精神”而是“肉体”。精神在稀释中变“轻”。肉体在聚焦中变“热”。股票热、扫黄热、外企热、考托热、学车热、追星热、时装热,甚至有伪诗人热,行为艺术热。……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思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在那么短的几年间,诗人被“边缘化”了。长发披肩的歌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而批评家却在忙着写一篇又一篇不关痛痒、不知所云的专栏文章。当滑行在意识话语和精英文化之间“码字”的写手重复着一个个圈套等待读者去钻时,深切的价值关怀被“金钱写作”所遮蔽时,语言浮肿,思想干瘪,诗意散尽。——也许,海子在90年代的门坎前自杀,正是他以“临终的慧眼”看到世纪末诗歌将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枝叶飘零,濒临绝灭,而先别而去?在生存领域和言说领域的“末世感”中,文艺的诗思对话功能为所谓的商业效果所取代。金钱成为唯一的目标,人们日益远离了对意识话语的反思。一切成了茫然不知所从的短暂行为,并都从中获得或多或少的肤浅快乐。我不得不问,在技术时代,诗歌何以安身立命?何处才能真正安顿我们的精神?而且,诗人何为并且何去?
在后现代文化理论语境中,理性、心性、理想、真理之类的关键词在思想的空场上日渐消隐。代之而起的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变或游戏规则的彻底解体:消解、平面、边缘……人们曾经依持理性、启蒙张扬人道主义。而如今,一切都在反理性、反启蒙、反人道中终结。因为精神的降解,人的存在变成无根之轻。诗人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一直是人们讴歌的对象。因为诗人可独特地体验方式,把现实浑浑噩噩的生命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一种返归本来,诗一般的生活!然而,在世俗的媚俗本质和人们的短视行为中,它——诗人,竟然成了被嘲笑的产物。众多的伪诗人是加剧这种产生的催化剂。他们以轻浅游戏的文字玩弄了那其中本该具备的沉甸甸的价值关怀。使得伪装的体验走上诗的神圣祭坛。那些在语言操作中排列成长短句“诗人”,给人们的感觉是“非诗”。——冷漠的叙述方式,随意捏合的语言意象,疲软情感的裸露,本真意识和血性情怀的消逝,游戏与痛苦的转位和连自己都不能明了的想象,这就是世纪末诗艺的疲惫尊容!如果诗不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和灵魂的唤醒。或诗背离了直面痛苦并拒绝痛苦。而只以大众文化包装过的软语呢喃或无所追求的粗野放纵,去征服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读者和受众。那么,无异是诗歌之悲曲。这是怎样的一种诗的贫血!一种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死亡的诗歌,毫无生机,死水不微澜。于是,在物质的极度膨胀和精神的愈发贫瘠刺激下。诗人一连串的自杀行为成为90年代文化风景中最为沉重的事件。回到思之根基。回到价值理性。是“失园”后的民族进入新世界的新觉醒。也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用诗思把握灵魂更生的心路
翠翠的形象
翠翠是沈从文《边城》中的女主人公,是作者倾注着“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沈从文在老伴水云等文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线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即夫人张兆和)三个原型“合成”的。“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有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②
一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浸染在这如小说中描绘的山水之中的沈从文也有了他如水的生命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言:“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催。……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③
二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作者在此没有浓墨重彩地描写她的外貌,而是用“小兽物”,“山头黄麂”几个简单的比喻烘托出翠翠惊人的生动与活泼,展现出她身上弃绝了世俗尘埃的纯真与清新。她成长于重义轻利、安信自约的淳朴风气中,又得山川灵秀,秀外慧中,自然分外绰约动人。她沐浴着自然的雨露,和着自然的节奏生长。她是大自然的女儿,是快乐无忧的天使。翠翠的成长固然与她所处的边地环境是分不开的,她深受其朴实民风的熏陶,更深受其朝夕相处的爷爷的为人处世影响。我们不妨给这位老者一个镜头:他,忠厚老实,重义轻利,一副古道热肠。几十年如一日地守着渡船,不计报酬,不贪图便宜,“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以给人方便为乐。真诚的老船夫同时得了人们对他的厚爱。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水手们送红枣给他,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正因为爷爷的影响,翠翠身上流淌着淳朴善良的血液。“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三
翠翠和傩送初遇是在小镇看龙船,傩送邀翠翠到他家等爷爷,翠翠误以为要她到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心里觉得受到侮辱,就轻生地骂他:“你这个悖时砍脑壳的!”傩送不但不恼她,还打发家里的伙计举火把送她回家。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在少女的心里悄无声息地萌芽、生发。翠翠与傩送的相逢似乎是不期而遇,但又是早已心仪。
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又与爷爷进城看龙船,她人长大了,傩送一直在她心里隐现、鼓荡。从祖父与长年的谈话里,听说傩送在六百里外的“青浪滩”,她恍然如梦地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此时其心已随傩送而去,爱情的湖面已不再平静,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已看,她“便把脸背过去,不声不响,抿着嘴儿,很自负地拉着那条横缆”,乡村女孩特有的那种腼腆、羞涩、矜持,以及恋爱期女孩的温柔、娇气显现得淋漓尽致。
她在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了她,她对天保的“车路”托媒求亲,先是默不出声,到最后“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到第二天,爷爷再次问及此事时,“仍然心儿忡忡的跳着,把头低下不作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默默中翠翠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忠贞专一,流露出对天保这份爱的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早将天保求亲的事“忘掉”了。傩送为她唱歌传情,她虽在睡梦中不知歌的内容,但在睡梦中,“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的真有趣!” “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④在梦中她摘到了“虎耳草”,爱情之草。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却没有如此完美,他们不断受到严重挫折。先是爱情的逃难者天保驾油船下辰州,在茨滩漩水中淹坏了,傩送也同船总吵了一阵去了桃源;后来爷爷在天保死后,摸清翠翠的心事,又撮合她与傩送的婚事, 心急火热地进城去船总家探听船总顺顺是否答应傩送与王团总女儿联姻;在碰壁之后他郁郁猝死在暴风雨之夜。爷爷的溘然长逝使她在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她痛苦悲伤,但没有在訇然倒塌的生活大厦前崩溃,她谢绝了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也不大方便,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岨驾渡船”她要像爷爷那样守住了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剩下的或许只是绵绵无绝期的守望。
四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所表现出的似乎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爱情悲剧,作者只是有意识的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篇小说中天保和傩送所选择的求爱方式:天保所选择的车路—托人做媒,这种婚配方式是汉族人的传统,在天保的婚俗观念中还是汉人的“父母之命”,因此在他一厢情愿地托媒求婚失败后,他反而怨恨老船夫:“鬼知道那老的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地嫁个人!”可见他把老船夫看成是翠翠婚事的主权人。而且他的弦外之音嫁个会唱歌的水手,就不是“规规矩矩”的了。傩送所选择的马路—站在山头唱歌,这是苗族人的传统。苗族人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湘西这边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着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古朴的民风也在日渐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反映的世界还是美好的,但这里也正日益受到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正因为此,两种婚俗观念的冲突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传统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以深刻的批判。这其中包含着他个人的经验与痛苦。“美国学者金介甫当面问及沈从文1922年离乡赴京地原因,他曾明确表示当时不愿作姨父的“女婿”,并为此逃离以联姻方式建立、巩固起来地湘西上层盘根错节的统治网络。他说:‘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⑤文中不愿做王团总女婿而追求自由婚姻的傩送,似乎依稀可以见到当年沈从文的影子。
当傩送和翠翠被生生分离后,读者最不情愿看到的是在翠翠身上再次重复着母亲的悲剧。令人们欣慰的是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傩送也没有放弃这份爱情,“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为了爱情,傩送坚决地抵御着物质的诱惑。再看翠翠她远比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的归来,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出了柔中有刚的美。真有一种“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境界。这悲剧实则上是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造成的,同时也受着一点惟实惟利风气的浸染。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⑥写到这儿,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笔下另一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萧萧,她十二岁就做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发觉后要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诀发卖 ,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了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全家又忙着给大儿子迎取媳妇,又一个“萧萧”走进了这个家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她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人安排。翠翠较之萧萧有了更多的生命自主权,但她较之《长河》里的夭夭相比又有着不同之处。让我们给这位夭夭一个镜头来认识一下这位女孩:“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这是一段夭夭在察颜观色中机警地与虎视耽耽的保安队长周旋的场景 ,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她已具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和反抗性。夭夭的生命中已生长出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而这点上翠翠显得比较弱小,反抗的力量还不够,似乎还缺少着对美好爱情的大胆追求。她只有坚贞地等待,勇敢地接受,没能大胆地走出去,但她展现了她自己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⑦我们不妨把目光从沈从文的乡村题材的作品中走出,走进他反映的大都市生活的小说世界里: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合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的这些场合,人变成了非人。翠翠和这些上层人物相比,是这般的清纯与美丽,天真与善良。她烛照着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反衬着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沈从文也借此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
总之,翠翠是一位清纯可爱的乡村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爱情故事是一首凄美的歌,她是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作者也通过翠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出了对“现代文明”的无情批判。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二十年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小龙女,李莫愁以及黄蓉,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太累了,你先看看吧 ,自己也去找找。我好像又多懂了东西
忍者神归
最近我有看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
前不久看了杜拉斯的“情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再之前第三次读了“红楼梦”
目前状态:“洛丽塔”
计划买:林清玄的散文集
只是推荐而已,关键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我就不爱看诗歌什么的。就是喜欢小说,部分散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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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诗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