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总是从具体的作品出发,不作空谈。
鉴赏一篇作品,理所当然地要从作品本身出发,这应该是一个不会有异议的问题。但许多人写的鉴赏文章,却常常脱离作品本身,虽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却作无根之谈。霍先生的鉴赏文章,都是从具体作品入手的,对作品本意的理解、主题的解读、技巧方法的欣赏等,都是如此。即便对诗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理解,也是如此。如对杜甫的名作石壕吏一诗中老妇形象的分析,霍先生指出:“有些研究者从‘安史之乱是非正义性的’这个概念出发,说石壕吏塑造了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老妇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这是不合诗的原意的。细读全诗,那老妇何尝是自愿‘急应河阳役’呢?她‘应河阳役’,分明是迫不得已,她那么‘急’,更分明是迫不得已。不‘急’,就要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啊!这些好心的研究者不顾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根据‘请从吏夜归……’的‘致词’肯定了‘老妇’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算没有‘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将置‘逾墙走’的‘老翁’于何地呢?由于安史叛军的杀戮、抢掠,人民希望平叛;由于希望恢复‘开元盛世’,杜甫也要求平叛。但当时的统治者对待叛军,却那样腐朽无能;而对待希望平叛、甚至已经贡献出三个儿子的劳动人民,却如此残暴无情。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向‘圣明天子’献颂歌,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难能可贵的、值得高度评价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鹰犬四出,乱‘抓壮丁’,一面下令从中学国文课本中删去石壕吏,正说明这篇诗具有多么大的批判力量。”像这样的分析,与许多专家的分析结论不一样,但却是从作品本身中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读诗解诗,需不离原作本身,更须关注全文,而不胶着于某字某句。晚唐诗人温庭筠的名作商山早行久已脍炙人口,但对其注解却颇多歧义,如其尾联“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就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回想长安情境恍然如梦,而眼前则是‘凫雁满塘’,一片萧瑟景象”。霍先生指出,这尾联其实是对首联中“客行悲故乡”的照应和补充,“把首尾联系起来看,就不会像有些选注家那样乱加解释了”,并进一步具体分析道,“旅途‘早行’的景色,使诗人想起了昨夜在梦中出现的杜陵景色:‘凫雁满回塘。’春天来了,故乡杜陵,回塘水暖,凫雁自得其乐;而自己却离家日远,在‘茅店’里歇脚,在山路上奔波呢!‘杜陵梦’,补出了夜间在‘茅店’里思家的心情,与‘客行悲故乡’首尾照应,互相补充;而梦中故乡的景色与旅途上的景色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眼里看的是‘槲叶满山路’,心里想的是‘凫雁满回塘’。‘早行’之景与‘早行’之情,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像这样一些作品,只有从作品本身着眼,并顾及作品之全篇来仔细地阅读、理解,才会避免许多歧义,更会避免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霍先生的鉴赏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范例。
霍先生赏读唐诗作品,总是会考虑到作品写作的具体背景、环境、时代等,不作笼统的泛论。
杜甫的名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有“葵藿倾太阳”一句,以往许多注本都把“葵”解释为向日葵。这虽然对理解诗的大意没有太大的影响,但终与老杜原意不切合。霍先生指出:“向日葵一名西番葵,一年生草本,原产美洲,十七世纪,我国才从南洋引进,杜甫怎会见到?杜甫所说的‘葵’系锦葵科宿根草本,《花镜》说它‘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藿’指豆叶,也向阳。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二光之明者,实在陛下。’杜甫这句诗,实取义于此,既表现自己‘倾太阳’的忠诚,也包含‘太阳不为之回光’却仍然希望其‘回光’的复杂内容,与上文‘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和下文‘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有内在的联系。而希望太阳回光,又是为了实现稷契之志。”结合时代,确证名实;而后考证出处,通观全文,并联系作者的志向、作品的主旨,言而有据,十分切合原作原意。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所以,对有些具体的作品,还要联系具体的地理环境,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温庭筠的名作商山早行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之句,不少人着眼于“板桥霜”和“槲叶落”,认为“这诗写的是秋景”,并说秋天“不当有‘枳花’,想是误用”。作诗高手如温庭筠者,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让人费解。对此,霍先生联系此诗的写作地点(陕西商洛一带的山区),指出:“这其实是误解。不光是秋天才有‘霜’,也不是任何树都在秋天‘落叶’。商县、洛南一带,枳树、槲树很多。槲树的叶片很大,冬天虽干枯,却仍留枝上,直到第二年早春树枝将发嫩芽的时候,才纷纷脱落。而这时候,枳树的白花已在开放。”并举例说明“温庭筠对此很熟悉。他在送洛南李主簿里,也是用‘槲叶晓迷路,枳花春满庭’的诗句描写商洛地区的早春景色的”。如果不联系具体的地理环境,就必然对此诗的理解产生很大的误差。
与上一特点一样,不脱离作品创作的具体时代、具体背景,也是避免笼统的无根之谈的方法和保证。这一特点,在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文章中也有很多的例证。
霍先生的唐诗鉴赏,融入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以此为基础,充分地发挥合理的想象。
欣赏作品,需要想象和联想。对此,霍先生有着明确的自觉意识:“作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读诗亦然。诗歌虽有形象性,但并不像电影之类的视觉艺术那样具有形象的可见性,因而在读诗的时候,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想象出作者描写的那幅生活图画。诗的形象,有它的确定性,按照诗的形象所确定的范围去展开想象的翅膀,一般地说,是会加深对原诗的理解的。”读杜甫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霍先生会想到:“等到天明一看,整个锦官城(成都)杂花生树,一片‘红湿’,一朵朵红艳艳、沉甸甸,汇成花的海洋。那么,田里的禾苗呢?山上的树林呢?一切的一切呢?”由花而联想到禾苗、山林,这正是生活经验的体现。
生活经验的积累,使得霍先生能够对作品作出符合生活真实的解释。如祖咏终南望馀雪一首,霍先生指出,一“霁”字十分重要,“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所以,如果写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而不下一个‘霁’字,却说望见‘阴岭’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违反了客观真实”。霍先生在长安城南的陕西师范大学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这一自然现象自是十分熟悉。但若没有对生活的留心,正像绝大多数生活在长安城中的人一样,也不会有这样的理解。对于诗中的“城中增暮寒”一句,霍先生用了俗谚“日暮天寒”和“下雪不冷消雪冷”,来说明当时已寒上加寒。又用“望雪觉寒”的“通感”体验解释说:长安“城中”人“望终南馀雪”寒光闪闪而“打了一个寒战”,更“增暮寒”,“终南望馀雪”的题目写到这种程度,意思即确完满了。善于借助生活体验,才能把那个“增”字分析得如此细致入微。
善于调动生活经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联系自己的创作体验,则对作品的理解会更有超出常人的体会。霍先生的唐诗鉴赏正是这样。比如谈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霍先生指出:“首联对仗工整,为了避免板滞,次联以散调承之,文情跌宕。”这正是霍先生自己创作经验的表达。而将生活经验与创作经验相融合,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就能看出许多隐藏于字句之外的内容、洞悉笔墨之外的隐藏意与延伸意。霍先生讲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指出:“只用一个‘南’字,就把风向(由北而南)以及茅屋的位置(坐落在江北)点得一清二楚。”而讲“归来倚杖自叹息”,则谓此句“‘一身而二任’,告诉我们在‘归来’(回到屋里)之前,诗人是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的;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也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创作的经验,使得霍先生能够敏锐地体味到老杜仅用“南村”“归来”四字暗示出许多情景,而由“自叹息”联想到世风的浇薄,则只有结合复杂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体会得出这种言外之意。
丰富的创作经验、自身创作的甘苦体会,使得霍先生常常能敏锐地发现诗人用墨的苦心,如对杜甫石壕吏一诗的分析:“杜甫和后来修《新唐书》的宋祁不同,他删减字句,并不是一味求简。他在不很必要的地方惜墨如金,正是为了突出重要的地方,为了留出篇幅,以便在最重要的地方用墨如泼。石壕吏一诗,将老妪‘前置辞’的内容写得多么感慨淋漓,而开头和结尾,却都着墨不多。在开头,用‘逾墙走’三字将老翁推出诗篇之外,专写老妪。在结尾,用‘独与老翁别’一句写自己离开石壕村,却将老妪终于被‘捉’走以及老翁事后回家的情景,也透露出来了。如果是不善剪裁的人,光老妪的终于被‘捉’以及老翁的事后归来,不知要费多少笔墨才能交代清楚;而在交代清楚之后,又必然分散重点,失掉含蓄之美。” 霍松林: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见文学遗产增刊第1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页。读到这样的分析,不由得令我们拍掌称快、击节叫绝!
摘自新出版的霍松林唐诗鉴赏读本刘锋焘导读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