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下一句。
退回到生命的范畴,每个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而当有了社会,人的自由与平等已经按照卢梭的逻辑变卖了出去。
在卢梭的理想社会里,国家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主权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受托方、法律的执行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一种契约。
事实上,当这种契约形成之时,人的自由与平等就再也收不回来了,人们拿平等换来的契约并没有反过来维护人民的平等,却因为人性的欲念,形成了阶级。
于是,同为草木,有的人,生而是草,有的人,生而就是树。
电影《美人鱼》中,张雨绮骂邓超:“一个要饭的,穿上了王子的衣服还是一个要饭的。吃两百块钱的鸡,这些种种充分暴露了你低贱的基因。”
高贵与低贱,是阶级衍生的形容词,却不是人固有的。至上为高,至富为贵,把这些添加在身上的装饰去掉,作为人,又有何高贵可言?
人之初,不论善恶,本是人,生南为橘,生北为枳,如此而已。是在土里长大,或者在蜜里长大,只是命运的风向不同。
贵族有贵族的精致与无耻,贫民有贫民的狭隘与善良。
所谓草根的逆袭,不是由下而上、由贫而富变成贵族,而是自己内在生命的丰盈,以我之名,带着草的烙印,依旧立于天地,成为风景。
1、济慈,英国
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草根,18世纪浪漫主义众明星中,出身最卑微、出生最晚、活得最短,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诗人。
济慈的出身,一直是当时论敌谩骂与攻击的把柄,他们甚至觉得作为药剂师学徒的济慈根本不配写诗。济慈的父亲是伦敦一家代养马房的马夫领班,卑微的身世、贫困和肺结核,一直纠缠他的一生,也让他变得敏感自卑。孱弱凄惨的他,跟拜伦和雪莱的斗士形象,简直天壤之别。拜伦和雪莱,是有爵位的贵族,且二人受过优良的高等教育,(拜伦毕业于剑桥大学,雪莱就读于牛津大学),地位的悬殊,也导致了他们展现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雪莱与济慈的交集比较多,雪莱热情、乐观、洒脱,他非常欣赏济慈的才华,主动向他示好,但敏感的济慈,总是觉得雪莱的示好有高高在上与可怜同情的意味,所以雪莱的邀请都被济慈婉拒,加上在当时文学地位的悬殊,(两人竞赛写诗,当然结果可想而知,雪莱的诗剧大获成功,济慈又遭到了攻击和批评),两人再也不可能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了。
敏感与坚强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他们也同时存在于济慈身上,济慈对诗歌和美的执着也是罕见,他用了短短五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达到了诗歌的巅峰。济慈仅仅活了25岁,但他为英国文学留下了大量的诗歌珍品,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济慈的诗歌沉静、内敛,富有想象力,与拜伦雪莱的大声疾呼风格迥异,济慈以退为攻,与二人对于自由、民主与美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同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三大代表,济慈也实现了他生前预言的伟大诗人的夙愿。
2、沈从文,中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文人们相互交流、开宗立派,而沈从文似乎是很扎眼的一个,他不归属于各个流派,也没有被列入“鲁郭茅巴老曹”,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外来者与游离者。
五四运动之后大作家们,大部分家境都很好,动辄出国留学,而从湖南来的乡巴佬沈从文,小学文凭,毫无优势可言。后来写文章,办杂志,成了老师。由此也认识了他的学生以后也成为妻子的张兆和。
沈从文的爱情故事,不像徐志摩等人的爱情那样罗曼蒂克。张兆和是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家是安徽的大户人家,良田万顷,结交蔡元培投资教育,这与沈从文可是门不当户不对,而在张兆和的追求者中,被列入癞蛤蟆的沈从文,却通过一封封的情书,死缠烂打,最终抱得美人归。
从讲课紧张到说不出话的乡下人,成长为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沈从文的蜕变本身就是一个励志传奇。
沈从文的作品,多取材乡下,有时候也被归入乡土文学,但沈从文的作品,以对人性和生命的探讨,远远超越乡土文学的范畴。沈从文也是公认的大家之一,不管经历多久,文学如何演变,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
3、惠特曼,美国
粗犷野性的美国,没有英法意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所以就没有传统的厚重压力。在这片广袤的新大陆上,美国人开拓进取,正欲展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前无古人,后有来者,在历史的机遇节点上,或许也只有在美国,能够如此朝气蓬勃,能够诞生像《草叶集》这样自由奔放、汪洋恣肆的诗卷了。
就如疯狂动物城里讲的,那里存在着无限可能。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度,只要想干能干,不管开荒也好,淘金也好,似乎都能成就一番事业,"英雄不问出处“,似乎在这里并没有人太过关心你的出身。惠特曼出身贫寒,父亲务农,他当过信差,做过报馆编辑,接触到了来自底层人们的生活。他看到了大自然的壮美和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那是蓬勃的生命力和重塑新世界的伟力,这种近乎一元式的讴歌赞美,在这片民主的土地上,塑造了美国的时代精神。
在惠特曼之前,美国依旧沿袭着西方贵族式的传统,对欧洲亦步亦趋,那比美国国家还老的十四行诗等传统形式,显得矫揉造作,苍白无力,而自由体的《草叶集》,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开拓,开一代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