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
莫泊桑(1850--1893) 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羊脂球》、《项链》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漂亮的朋友》等。
契诃夫
契诃夫( 1860~1905)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是俄国最后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变色龙》、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等。
欧·亨利
欧·亨利(1862.9.11-1910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一生经历丰富,从事过药房学徒、牧牛人、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 同时,埃德加·爱伦·坡也因其短篇小说而著名。
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的写作特点
A、莫泊桑继承了福楼拜、巴尔扎克、斯汤达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写实传统,同时又追随左拉等自然主义先驱人物,在写作中他正视现实、尊重历史,特别是不让自己在作品中出现。他的文章中几乎找不到平铺直叙的说教,他的创作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隐藏自己。同时,他更巧妙地掌握了如何在隐藏的同时,传达给读者自己的观点,最终给读者以启迪和教育。这种隐藏并不是真正的隐藏,他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作品的主题,比那些平铺直叙的陈述和冗长的道理更耐人寻味。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三百余篇短篇小说的巨大创作量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短篇所描绘的生活面极为广泛,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一幅全面的风俗画;更重要的是,他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他短篇小说的成就所奠定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是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的溃败、上流社会的喜庆游乐、资产者沙龙里的聚会、官僚机构里的例行公事、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外省小镇上的情景、农民的劳动与生活、宗教仪式与典礼、酒馆妓院里的喧闹,等等,都有形象的描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从上层的贵族、官僚、企业家到中间阶层的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到下层的工人、农民、流浪汉以至乞丐、妓女,都得到了鲜明的勾画;法国广阔天地里,从巴黎闹市到外省城镇以及偏远乡村与蛮荒山野的风貌人情,也都有生动的写照。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广阔的取材面上,莫泊桑的短篇显然超过了过去的梅里美与同时代的都德,而在他广泛的描写中,又有着三个突出的重点,即普法战争、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与诺曼底地区乡镇的风光与轶事。由于莫泊桑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在当代作家中就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有资格的描述者。他对战争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丰富,而他的体验感受又是那么深切,因此,他在整个创作的历程中始终执著于普法战争的题材,写出了一批以战争为内容的短篇。毫无疑问,他是对这场战争描绘得最多的法国作家,可以说,这史事件由于有了莫泊桑才在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莫泊桑关于普法战争的著名短篇有《羊脂球》(短篇小说集)、《菲菲小姐》、女疯子、两个朋友、瓦尔特·施那夫斯奇遇记、米隆老爹、一场决斗、索瓦热老婆婆、《俘虏》等。
B、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在艺术技巧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善于用带泪的微笑和辛酸的欢乐打动读者;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往往用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尾,增强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气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亨利笔法”。他的短篇小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生活,以及借鉴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都有极大的意义。
欧·亨利的写作特征:他的小说通俗易懂,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发生在何处,也无论主人公是何等人物,他的故事写的都是世态人情,并且易有浓郁的美国风味。一般说来,驱使人们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相当复杂的,但是欧·亨利人物的思想相对来说却都比较简单,动机也比较单一,矛盾冲突的中心似乎都是贫与富。这一方面大概因为美国是个平民社会,不存在天生高人一等的贵族阶级,既然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贫富就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此时正值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拜金主义盛行,坑蒙拐骗样样齐全,贪污泛滥成灾,似乎只人能赚到钱便是成功,并不问问钱的来历是否清白合法,难怪金钱的占有程度便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与欧·亨利同时代的马克·吐温说得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贫穷总是不方便的。但只有在美国,贫穷是耻辱。”欧·亨利笔下的芸芸众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世界中,他们的处境动机,他们的的喜怒哀乐,大都与金钱的占有有关,所以欧·亨利描绘的世态人情,无论是善是恶,都有某种美国式的单纯。欧·亨利小说中感人至深的落魄的小人物在艰苦的求生环境中,仍能对他人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关怀,作出难能可贵的牺牲。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妻子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尽管彼此的礼物都失去了使用价值,但他们从中获得的情感是无价的。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青年画家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一个富人已经沦落到挨饿的地步,但他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对方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作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所有这些都未必称得上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小人物们日常完成的小事,但正在这些小事上,他们达到了善,达到了自己精神境界的至高点。欧·亨利对恶具有同样的敏感,他把美国这个名利场上的把戏看得十分透彻,那些“丛林中的孩子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巧取豪夺,行的都“丛林法则”。残忍遇到狠毒,小骗碰上大骗,强盗骗子纵然高明,却仍然斗不过金融家,华尔街的经纪人是决不手下留情的,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对财富的角逐中,人们的灵魂受到腐蚀,年轻的姑娘明明在饭馆当出纳员,却偏偏装腔作势,假冒名门望族。忙忙碌碌的经纪人竟然忘了昨夜的新婚,向妻子再一次求婚。在一个金钱万能的世界里,父亲的财神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刻制造一起交通堵塞,从而使独生子获得求婚的机会,爱神对此只能甘拜下风。不过,欧·亨利笔下的善与恶并不那么截然分开,泾渭分明,它们之间有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其中存在着良心发现,幡然悔悟,重新做人的种种可能性。决定洗手不干的保险箱盗窃犯为了救出不幸把自己反锁在保险库里的孩子,当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准备着跟警察再去蹲监狱。一个自惭形秽,背弃了情人男人,毕竟还能尽自己的努力,让青梅竹马的姑娘断了对他的思念,快快活活地去重新开始生活。欧·亨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善于捕捉和把握生活中的典型场面,在一个个生活的片断里,处于两难中的主人公必须面对抉择,这时不仅能集中刻画人物心理,也能充分展示生活中固有的矛盾。再加上欧·亨利具有把情节剪裁得恰到好处的本领,因而能在很短的篇幅内达到一种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完美效果,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而这也正是短篇小说成功的关键。欧·亨利的小说在艺术处理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的“意外结局”。情节的发展似乎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在发展,结果却来个出其不意。这意外的结局一般说来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某种光明之处,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像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这样的悲剧在欧·亨利的笔下是很少发生的。然而,意外的结局不能不经常依赖于某种偶然性,而太多的偶然性又不能不与现实产生距,所以“意外结局”一面使欧·亨利的小说显示得趣味盎然,同时也使它们缺乏深度。两难的处理和意外的结局往往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效果,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幽默是贯穿始终的,有的专门是为幽默而幽默的。绑架孩子的歹徒被顽童折磨得苦不堪言,宁可倒贴钱把孩子护送回家。幽默家被近日复一日地制造幽默,竟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吸血鬼,最终在殡仪馆的后房中才得以告别尘世的愚蠢,重新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知觉。欧·亨利显然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幽默家,他在幽默家自白中写道:“我的笑话的性质是和善亲切的,绝不流于讽刺,使别人生气。”这句话也适用于欧·亨利本人,他讽刺,但不流于讽刺,他的嘲讽和幽默通常是善意的,有时能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人生的真谛,如生活的陀螺和钟摆那样,它们体现了欧·亨利透视生活的能力。欧·亨利的语言本身也充满了夸张和幽默,而幽默能直到淡化事物悲剧性的作用,使大众读者更能接受。
C、契诃夫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