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微小说?如果只是3000字以下的小说的话,很多中学生杂志就要这个字数的,而且优先考虑学生稿件,比较适合学生投,稿费也不算低吧,一般50-100千字,我一直写的,稳定有信誉,就是第一次比较难,有时还会没有回复,但一旦上稿,和编辑加了qq联系上,以后审稿通知就快很多,有专题的时候,编辑还会来约稿的,这时只要肯修改,过的概率就很大,就算没过主编那关,投其他中学生杂志也容易中,我一直这么干的。当然前提是态度要好,嘿嘿。
当代小说杂志停刊
DreamHighApril
类似梦里花落知多少那可以是: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很好看的,讲的校园成长励志】
还有:深海里的星星 烟花不暖,糖衣不甜 我们是天空运行的星 听说每颗星都会寂寞
森永高中三年二班 屠龙公主干巴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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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林小小姐 是种杂志 讲的青春励志校园。每一篇小短文都不错。讲述了我们的青春,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但不知道你多大,是否过了青春】 意林轻小说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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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贴:有什么好看的当代小说?
syh890829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凭借其强大的爆发力和创新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紧贴中国现实的时代气息,丰富多样的写作主题,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形态各异的文学思潮,使得这一文学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汉学历史的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汉学界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翻译了当时很多“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更出现了持续稳步上升的态势,中国文坛的主力人物几乎都拥有了法译本作品。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尤为频繁,特别是中法文化年期间,巴黎图书沙龙首度邀请中国作为主宾国,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主推对象,三十余名中国作家应邀赴法,与法国读者直接接触,进一步引发了法国出版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热情和法国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出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作家在法国的影响力。
如果谈到在法国受到关注较多,影响较大的中国当代作家,苏童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法国先后出版了六部他的作品:《妻妾成群》(Epouses et concubines,1991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红粉》(Visages fardés,其中还收录了《妇女生活》,1995年,毕基耶出版社)、《罂粟之家》(La Maison des pavots,1996年,中法文对照版,友丰书局)、《米》(Riz,1998年,弗拉马利翁出版社)、自选小说集纸鬼(Fantómes de papiers,其中收录十八篇短篇小说,1999年,德克雷德·布鲁韦出版社),以及去年刚刚出版的《我的帝王生涯》(Je suisl'empereur de Chine,2005年,毕基耶出版社)。
苏童的文学创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但真正令他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为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小说《妻妾成群》的问世。苏童也同样是凭借着这部作品吸引了法国人的视线,登上了法国的文学舞台。在张艺谋获奖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光环照耀之下,《妻妾成群》迅速拥有了法译本,普通本出版不久便又出了袖珍本,并以巩俐的倩影作封面,封底则标明小说为电影原本。《妻妾成群》在法国的发行量达到六万册,成为在法国最畅销的中国当代小说之一,苏童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为法国的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所知晓。在法国出版界,两三千册的销量就可以收回成本,一般的中国文学作品达到六七千册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表现,因此,作为苏童在法国被翻译的第一部作品,《妻妾成群》六万册的销量是一个很高的起点。改编电影的成功,带来了苏童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令苏童从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迅速走入法国读者中间,赢得了较大的读者市场,这是很多只求被翻译就好,并不计较销量的中国作家难以企及的,这也使得苏童成为一个法国出版商从其身上能看到相当商业价值的作家。
同时,与电影的紧密关系,使得苏童在法国的接受方式成为一个特例。大多数在法国得到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首先是以某一方面独特的文学品格(作品叙述层面的先锋实验性、思想层面的探索性或哲学性、内容上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等等)吸引了某一位或某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注意,然后借助其推荐,逐步得到翻译和出版,在一个并不短暂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法国汉学界更广泛的认可,最终引起文学批评界和法国大众的注意。而苏童在法国被发现、被译介、被接受的过程直接而迅速,几乎没有任何过渡。可以说,因为改编电影成功而带来的强大的商业连锁反应,使得法国汉学界、文学界和普通读者对苏童的认识和接受几乎是同步的,汉学界在后两者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原有的引导作用,作家的形象不是依靠汉学家有选择的翻译和有侧重的推介而逐步塑造出来的,而是由电影以其强大的传播力和视觉影响力,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先入为主地、直接而直观地植入了读者的脑海。
苏童在法国的这种起步方式对他日后在法国的译介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要分析这种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人是怎样来解读《妻妾成群》的。
法国的一家杂志这样评论苏童的《妻妾成群》:“苏童不动声色地描写最残酷的折磨,最隐秘的痛苦。喊叫、暴力,甚至是巫术都像在一层薄雾中,或者是在一层纱幔后出现。一些富有诗意的细节,例如知更鸟的歌唱,蜿蜒的紫藤,奇特而引人侧目。这种奇异的视角,不仅远没有减轻阅读的焦虑,反而令人更加恐惧。表面上简单的文字,实际上是一座迷宫。没有一个人物可以作为标准,因为没有一个人令人同情,也没有一个人令人厌恶。这些黑色的灵魂同时也是受害者。发疯的颂莲,不停地围着弃井转来转去,是最为恰当的形象。”这样的评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无权去指责这样的解读,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妻妾成群》,更何况很多中国读者所读到的《妻妾成群》也正是上文所描述的形象。但是从这样的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法国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接受视域,使得法国读者对于苏童作品的某些因素尤为敏感。苏童所精心营造的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诡谲的意象,暗合了法国读者对于陌生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集体想象;颂莲们的悲剧命运,又能够引起法国人对于生活在黑暗制度下的东方女性的深刻同情。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经从法国人的角度谈到改编成电影的当代中国小说和西方读者的关系问题,她写道:“许多中国作家希望看到自己的作品搬上银幕,这既能使他们出名,又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因此他们的写作受到诱惑,追求强烈的视觉风格和可能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使他们入迷的意象,而他们展示的是西方人可能已经了解的那个中国,带着古典色彩,却不是当代中国(然而小说和电影都是当代的);为此,他们求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对西方而言富有异国情调的乃至公式化的意象,如《妻妾成群》的大宅或有人在抽鸦片的屋子。”苏童写作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取悦西方读者,但安妮·居里安的话印证了苏童作品中的某些因素,特别是叙述层面的某些因素,即使在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可以引起法国读者兴趣的阅读兴奋点。
苏童曾说,“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描绘旧时代,只是因为我的这个老故事要放在老背景和老房子最为有效。试想一下,如果我把《妻妾成群》改写,抛开外表所有可以剥离的东西,那些院子、宅子等,我可以把它处理成当代生活中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之间的关系,这样写不是也很有趣吗,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篇小说。”对于苏童而言,历史仅仅是一件外衣,一个衬托人物表演的布景,他的目的是以历史为道具,描写、探索人性中复杂的方面。然而,正是因为以遥远的时代为背景,有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叙述空间,才使苏童的叙述才华得以充分地发挥,恣意绽放。细腻的心理描写,含糊玄妙的意境,准确的细节将《妻妾成群》的故事讲得如此生动、如此逼真、如此精彩;而苏童的描写越是灵气十足,越令法国读者感受到作品强烈的异国情调,令其为之入迷,流连于作品华丽的外表,深陷于作者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失去了拨开情调、意象的迷雾去追寻掩藏其中的内在实质的意识,忘记了作者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苏童意欲摆脱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却牢牢地吸引住了法国读者的视线,精彩绝伦的故事带来的“感官性”的享受主导了他们的阅读。如果真的将《妻妾成群》的故事改为四个机关女职员和一个上司的故事,离开阴沉恐怖的旧宅院和裹足的小脚,也许苏童作品的思想性、普世性会得到更为有力地凸现,会更为有效地传达给法国读者,但苏童在法国的命运也许也将改变了。
《妻妾成群》内在思想性的被忽视是不是意味着苏童的叙述才华和写作风格得到了法国读者充分的肯定?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安妮·居里安在谈到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时说道:“虽然新小说较晚被翻译到中国,但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例如萨罗特、罗伯-格里耶,他们的理论著作和小说都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得到广泛讨论。像《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的作者余华,以及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苏童,他们在新小说技巧的影响下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打破了叙述的线性,采用多视角的写作。”在安妮·居里安的描述中,苏童是一个具有先锋实验性质,在叙述技巧上有独特追求的作家。《妻妾成群》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旧派的故事,也借用了一些古典小说的元素,但它并不等同于传统小说,苏童有意识地在其中融合了具有现代性的叙述手法,并创造了独特的叙事风格。他在行文中取消人物对话的标点符号,使得小说人物和叙述融为一体,相互制约相互辅助,在阅读和感官体味上更为流畅;他采用语言“陌生化”手法,以产生特别的审美感觉和深邃意味,令小说的叙述话语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表达范式。同时,他大量使用句号,而不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以处于零点的情感状态、尽量不动声色的态度进行叙述,使读者的感受不再是从语句中被动地获得,而是从相关的情景和细节中主动地获得。作者冷却了自己的主观情绪,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叙述一切,退让出阐释空间,由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能动的判断。他还大量地运用长段,以控制小说的节奏,小说的叙述语调也变得平缓从容,不动声色,形成舒缓沉静的叙述风格。
然而在《妻妾成群》的法译本中,原文的行文方式与结构被改变,原文中本没有引号的对话全部加上了引号,多处对话结尾的句号被改换为感叹号这样具有明显感情色彩的标点,原文中很多长段被断成短段。事实上,由于中法两种语言的差距较大,将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进行改变,使之符合法语的表达习惯、易于读者接受本无可厚非,但进行这种改变需要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作者的语言特点、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与其表达形式密切相关的,上文提到的无引号对话、句号标点及长篇段落可以说直接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甚至本身就是作者风格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流失了,这种流失不论是译者的选择还是出版商的选择,其用意都在于将作品浅析化,减少阅读障碍,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从而将读者的阅读重点指向作品的故事层面。经过这样的翻译处理,很难想象苏童的叙事魅力是否还能较为完整地传达给法国读者。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具有两种较为明显的并行不悖的特征。一是追求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例如获奖电影的原本小说,或是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能够刺激法国公众神经,颠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的作品;例如,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李晓的门规,卫慧、棉棉作品的翻译,这种翻译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短期的商业效应,更多地反映的是出版商的选择,而不一定是汉学家的偏好。二是着眼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品质和创新独到之处,力求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特有活力和创造力,例如对先锋派作家余华、格非、马原等的译介,对寻根派作家韩少功等的译介,这种翻译较少考虑商业因素,主要着眼于促进法国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逐步树立作家的国际声誉。
应该说苏童《妻妾成群》的翻译属于第一种类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妻妾成群》的翻译中,译者和出版商强化作品中能够引起读者阅读兴趣的因素,而忽视在文学审美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叙事手法的倾向。而在《妻妾成群》之后,作为一个在法国已经获得商业成功和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家,苏童似乎也因此失去了成为第二种出版对象的机会。即使翻译家希望在翻译中保留苏童的叙述特征,也可能在和更看重商业利益的出版商的周旋中妥协。《米》的翻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就曾提到:“在形式方面,苏童将对话融于叙述之中,没有使用引号将其明显地标示出来,有时会令人难以分辨这些话是出自对话还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英文版保留了这种手法,而遗憾的是法国出版社并没有这样做。”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法国出版界、文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苏童的印象始于《妻妾成群》中所创造的那个充满神秘的中国意象的旧宅院和悲剧性的东方女性形象。可以说,《妻妾成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苏童在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苏童被翻译成法语的作品大都属于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所有关于苏童作品法译本的评论和介绍,无一不提到苏童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小说原本的作者。时值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苏童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苏童较为新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虽然苏童也在法国出版了短篇小说自选集,但其影响远不及《妻妾成群》之后的《红粉》和《米》。
2004年巴黎图书沙龙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上,关于苏童的条目基本上概括了法国公众对苏童的印象:“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不通晓中文的法国读书界和普通读者对于苏童的印象来源于他第一部在法国获得成功的作品,这并无可厚非,那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相当熟悉的汉学家对苏童又有怎样的认识呢?
有中国评论家说:“苏童是一位善变的作家,他从不愿意固定自己的风格,他甚至视风格为一种‘陷阱’。从‘枫杨树’、‘香椿街’到‘妇女乐园’,从历史到现实,从古典到现代……苏童的创作视点始终游移不定,他每次都以迥然不同的形象刺激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在法国,汉学界对苏童的认识却并非如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由于苏童在法国的一炮走红,使得汉学界与普通法国公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接触到苏童,很多汉学家对苏童的印象也始于《妻妾成群》,从而忽略了苏童其他类型的创作,例如为苏童博得中国文学界最初赞扬和肯定的“香椿街”的故事和苏童晚近的关注现实的作品。同时,由于苏童在法国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法国出版商在出版苏童作品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汉学家的注意力可能更集中在另一些需要其大力推介的作家身上;而出版商对苏童作品有选择性的出版,在不断强化《妻妾成群》对读者造成的印象的同时,也对汉学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只将目光放在苏童女性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米》的法语本译者诺埃尔·杜特莱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中这样概括苏童的创作:“苏童喜欢将他的小说置于他并不了解的历史背景中,并且擅长描绘女性形象。”
上文我们提到专攻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安妮·居里安曾把苏童与余华相提并论,指出新小说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妮·居里安注意到苏童在叙述层面上的独特性和文学品质,并不受制于苏童作品的历史外衣。但这样的声音似乎显得十分微弱,更多的汉学家执著于苏童所虚构的历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这种倾向贯穿了对苏童《妻妾成群》之后的作品的解读。以《红粉》为例,从故事情节上看,苏童在其中描写了旧时代妓女秋仪、小萼在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沉浮的生活,写就了一曲女性曲折凄婉的命运悲歌。我们且不论作者写作的立意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汉学家是怎样进行解读的。
“在《红粉》中,苏童描写是在194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刚刚建立的最初阶段,两名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的妓女的生活。”
——诺埃尔·杜特莱
中国当代文学爱好者使用概要:苏童的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明了虽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极力禁止,但旧中国的某些东西依然存在,无法被消灭:那就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对性的欲望,那种远不是洁身自好的贤妻良母所应具有的女人的欲望……苏童笔下的女主人公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性欲,她们强烈的性欲,似乎为她们画出了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强调男女平等,甚至是男女无别,而这些女人却费尽心机想要在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男人过日子。”
——玛丽-克莱尔·于奥
《红粉》法译本序言:“两名在解放后被强制改造的妓女,厌弃可以自主,却失去性生活的辛劳生活,死心塌地地要依靠男人过日子。这种女性观是否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弥漫在文学话语里的女性厌恶论同出一辙?至少,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的拒绝,对旧式小说的永恒真理的认同——直至作者的风格也是如此: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金钱永远是金钱。”
——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1994年-199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综述
被带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只是《红粉》中情节的一部分,而诺埃尔·杜特莱则把它放大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在他的概括下,《红粉》俨然成为一部反映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具有揭露性的小说。玛丽-克莱尔·于奥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欲”两个字上,在她的不乏女性解放意味的话语中,秋仪、小萼这两个旧的灵魂在新的生活来临之际的失重与挣扎,实为“性欲”与压抑女性欲望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安热尔·皮诺和伊莎贝拉·拉碧则对作者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作者“男性话语霸权”的嫌疑。
苏童一再强调:“我把女人当成男人来写。”“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的生存处境,性别特征是裹在里面涌现出来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然而,这样的表白无法阻止法国汉学家在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的支配下,对他的作品所作出的解读。诚然,秋仪和小萼可以是两个抽象的灵魂,但既然在作者的笔下,她们生活在刚刚解放的中国,她们是妓女,她们有着依附男人的意识,从她们身上就有可能读到政治、性和男性霸权。如果说这是苏童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达,不如说这是西方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话语在苏童作品中的影射。
当汉学家的眼光也往往局限于苏童作品的经验层面,忽视作品的隐喻意义,无法跳出苏童无意中挖掘的历史陷阱的时候,不难想象法国媒体和普通读者是否有能力走出这个其实由他们自己编织的中国幻象。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媒体和出版界是怎样来评价苏童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包括人的身份和处境的不确定性”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的。
“作者细致的描绘,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想象的中国历史中。由于出生在历史被全盘颠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苏童怀有一种重塑历史的激情。”
——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网站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苏童描绘的世界极端残酷,带着一点中国式的感性的情色肉欲色彩。”
——马赛某书店负责人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的小说,充满异国情调,精致的中国风物俯拾皆是。”
——法国《读书》杂志
无可否认,这样的介绍有哗众取宠之嫌,强化苏童作品中的政治性、地域性和性色彩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有意之举。但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苏童的尴尬:作为一个已经走入法国读者中间,并在法国出版界获得一席之地的中国作家,苏童在逐渐摆脱自己文学地位的地域性,融入法国文学系统的进程中,却不断地在被强化其文学作品的地域色彩。被法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受制于法国文化定势,无条件地接受“他者”对“我”的文化定位的过程。
从苏童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因其创造的独特形象,在使法国公众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起到不容怀疑的作用。但电影在为苏童吸引了异域关注的目光的同时,也对异域观者产生了诱导,强化,而不是修正了其文化思维模式和民族集体想象;对于被接受的作家而言,这并非是一种丰富因素,而是一种固化因素,它对作家完整的、真实的文学形象的树立产生了阻力。
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因素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角度去解读它,苏童的小说也不例外,更何况文化的差异,截然不同的接受视野有时会为解读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提供意想不到的角度,开拓另一种曲径通幽的可能。然而,我们忍不住去期待,是否有一天,在法国,人们能够拨开弥漫在苏童作品之上的或阴郁、或凄婉,充满诱惑的迷雾,去发现那个为他们所忽视的,也许是一个更本真的苏童呢?走出了中国的苏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层迷雾,在更宏大的文学宇宙中得到释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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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刊的只是部分,如娱乐性,副刊,发行量较低的刊物等,大部分刊物没有停刊,如理论,学术性,国家部门刊物筹。
只要你想投刊,总是有用武之地的,另外,还有自媒体等。只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下下站柏林
现在各类文学或其他种类(如生活、时政类等)的期刊,确有少数停刊,但多数依然存在。自认有优秀作品的的作者,可以向这些仍在出版发行的期刊投稿,争取录用。而且据了解,还有少量新的纸质期刊在创刊发行。
在信息时代,各种网络平台的出现,为创作爱好者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投稿渠道,如今日头条、QQ网、诸多网络小说网等等。
如今,还有许多出版社仍在出版发行纸质书籍,如果有好的作品,可直接与相关出版社联系投稿,也许可以以书藉的形式将自己的作品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总之,当代是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只要创作者有足夠的自信,足夠的底气与能力,就不愁"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不用为投稿问题犯难。
肥丁丁。
刊物有停刊的,但多数没有停刊。
投稿还是可以投刊物。但用与不用就是刊物说了算。
有的刊物只用约稿。
有的刊物基本只用熟人。
投稿就是在难于通过的"无人区"走出一条路来……
考验你的能力,更考验你的耐力和韧性。
我年逾七旬,曾经沧海,编过一些名家的作品,也被名家编发过作品,现早无岗位平台,与时俱进,主要在网络上发作品,不为成名成家,也不为润笔多少,只为有发表的平台,也是让自己还有地方说话一一以使身心愉快,益寿延年!
多年前,我曾投稿某大刊。收到回复:本刊只接受约稿作者的投稿。我那时已是中国作协会员。从此,我基本不再投稿大刊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
重阳
这是大势所趋。纸媒传递慢,纸张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成本又高,传统纸媒会越来越少。网络各类平台铺天盖地,门坎低,具有小学写作水平的人,都可以投稿发表,楼主还愁什么没有地方投稿,只怕写不出来或写不出精品。
忆桑的盒子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自媒体渐成新时代的宠儿。一般纸质的报刊杂志,因为适应不了新时代的改变,多数会逐步被淘汰。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找刊物投稿呢?自媒体也挺好的呀?!
时代在变,我们也得作出相应的变化。既然很多杂志报刊已不香了,甚至停刊了,那么,把稿件投入自媒体也是个出路。自媒体如头条、百度等都有过亿用户,你别说它们的庙小,装不下你这尊“大佛”!事实上,自媒体上很多人的名头红遍半边天,如李子柒、胡锡进等,名头之响亮,连外国人也知晓。所以,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
况且,投稿的话,没人脉没名气,被录用的机会也不大。你也别说人家刊物的编辑部是势利眼,这个东西也是有“追星”效果的!专业的人或权威人物写的东西肯定多人看,也令人信服,刊物也好卖。人家也是要工资养家糊口的,刊物发行量大才能实现这个基本目标呢!这也是刊物(报刊杂志)的生存之道。
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优秀的文学者或者“权威”人物,那就转换一下观念,在自媒上努力耕耘,说不定也能出人头地。
欣妞
现在的纸质刊物,并不是都停刊,还有好多优质刊物继续发行。只不过现在阅读的人少多了,原因是从过去的书报传递,转为网上传递,迅速,方便,受到各个层面的人群喜爱。所以你想投稿,在网上发表,也是十分明智的选择。报刊门槛太高。通过率低,审稿时间太长,不如网上方便。只要作品优秀,照样一举成名。
Sean福
谢谢邀请!
刊物,实际上就是杂志。杂志和报纸,是我们那个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最爱,也是那时候码字的主要方向。谁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文学作品,立刻会在一定范围内“高大上”起来。
1981年暑假期间,我在老家休假,大队广播让我去大队部拿东西。去后才知道,原来是贵州青年杂志社给我寄来的一本贵州青年。我拿着信离开了大队部。不到一天,我的事就在村里传开了,说我在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那影响,比我1980年考上大学时的影响毫不逊色。其实,那是我往该杂志社投了一篇小小说,编辑老师以这篇小小说为例,讲解小说的写作知识,并不是我发表了文学作品。
之后至今,我一直有难以割舍的报纸杂志情结。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但杂志上一直未见铅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自己的报纸杂志情结有所退化。那时候异常钟情的《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山西民间文学以及河北的《长城》等,真的不知道现状如何?不过,确实感到报纸杂志是越来越少了。
少是少了,但还不至于都停刊。报纸杂志,依然是一个投稿的去处。另外,现在的网络平台也不少,可供投稿的渠道更多。只要有好作品,我觉得不会“吟罢低眉无写处”的。
希洛
如果写的稿子很好的话,我想,编辑还是会用的。
就像一百元钱,你掉在地上总会被捡起来一样。
根据刊物的调性投稿,不符合人家用稿标准的再投也没有用处。
持续的投稿,就像持续的修炼某种技能一样,不要觉得人家不会录用就停止,前进的路上总是要砥砺前行。
fzcai1989
发头条。
以前,我们有了好的想法、好的经验、好的内容需要分享,只有投稿一条路。但投稿和被发表之间还有很大差别,你的激情换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为了提高发稿率,你学会了记笔记,各种的资料收集整理,再苦心造诣深加工,才敢去发,结果仍然不得而知,你能做的只有祈祷。
有了头条,情况大为改观,有好的内容,想发就发,想分享就分享,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但能收到很多赞,还能广交天下朋友,岂不快哉!
被遗忘的傻二
题主的问题应该是纸质的刊物,不仅是刊物,还有报纸。其实纸质报刊的停刊现象,尤其是文学类的报刊停刊现象比比皆是,长时间看的话,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当然,也没有都停,比如当代、收获等在撑着,各级作家协会,至少在地市级以上的作家协会,也都有至少一本文学期刊在撑门面,因为有国家补贴,还可以继续存在。不过,如果要给这些期刊投稿的话,基本上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不是你的稿子质量不高,而是很多作家们为了各种原因,必须在期刊上露露面。而且此类期刊的发行量号称几千份,但是真正个人定阅的有一两千就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是独木桥也可以,我们大可不必去挤了。现在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受众动辄万计,而且网络文学取代纸质文学势不可挡。既然是潮流,那就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不要发愁无处投稿,拥抱网络,一切皆有可能。
米花糖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刊物面临极大的冲击,必须转变思维,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当下刊物必须融媒体化发展,创新概念与吸粉手法独创,在优胜劣汰的背景求生存与发展,最终大多数劣质刊物被淘汰,刊物走向精英化,甚至行业化垄断。
做内容还是需要投稿人,不过投稿人的名气大小至关重要,稿子的质量也是高的,你如果是感兴趣某个领域,坚持下去,认真研究,一定会被刊物选用,因为刊物一边是作者,另一边是读者,他们是共生关系。只要刊物在,必定需要你的投稿!
走到哪儿跳到哪儿
谢谢邀请。相信这种问题,"市场专家"更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大家都公认的"务实作法"。作为普通老百姓本没有发言权。但还是从平民角度,发表一下肤浅的看法。从古至今,书籍一直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和工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互联网"普及以后,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多,更广泛,更方便,又加上人们追求″急功近利,更加务实",浮燥的人们,很少有人静下心来安心读书,就是有人喜欢读书,通过"电脑,手机"搜索下载,一样能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也是″纸质书"不畅销的主要原因吧。除了"专家学者,学生"还在看"纸质书,大多数人,都忙着工作挣钱,读书的时间也相对少了。记得小时候,获得历史文化知识的渠道单一,主要是靠读书,经济条件不允许,买不起书,靠借或换着看,有时为了看书,跑好几里也是常有的亊。世移时易,人也得与时俱进。俗话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相信"专家学者"专业人士"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好办法的。(一家之言难免偏面,望大家批评指正)
viviansawers
不可能的事,承载人类文明的书籍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停刊。只是载体不一样,电视的发明,手机的发明,会导致传统媒体——报纸的存在一样。报纸不是一样还存在着。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过去书籍从树皮、崖刻、石刻、骨刻,竹片上、写在绢上,后来发明了纸,后来才有了书。这是保存人类文明的火种,形式会不断进步。刊物就是这样一个存在。他以后还会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而进步!
suck!!
现在是网络时代,许多杂志和报刊都被逼停刊了,因为没了发行量,没有了发行量,报刊杂志就没利润,更没人往那投放广告了,没广告就没收入。这是时世造就,适者生存。
现在,许多报刊杂志的销售从几十万份渐渐跌至几千份,报刊杂志没有利润可图,又得不到国家扶助,只得关门大吉了,只有一些名刊靠国家的资金扶持,只能勉强维持。
至于投稿,不是名人名家,又没受报刊杂志约稿,投出去的稿件只有石沉大海,就算你稿件质量再好,编辑也许看也不看,写稿投稿简直就是浪费浪时间精力。
现在和过去不同,过去报刊杂志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除了名刊,普普通通的报刊杂志,只要你写的稿件质量好,不愁稿件没地方发表。现在讲的是关系稿,名人稿,金钱稿,也许给钱了就能发表作品,那管你质量行不行。
遥远
给杂志写稿子,目的是什么呢,除开赚稿费以外,还是希望有读者吧。
其实,是读者决定了刊物的存活,读者的阅读平台阅读习惯改变了,相应的,纸质刊物自然就会渐渐消失。
就像从前,电影出现,取代了戏曲舞台,因为观众都去电影院了。后来出现了电视,看电影的就没有看电视的多了,现在出现了网络,电视又被慢慢淘汰,许多年轻人的家庭,都不买电视了一样。
人的思想要随时代改变而改变,当跟不上时代的时候,也意味着老年时期的到来,如果不希望自己老,至少是心态变老,就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而不是抱怨。一个人,是不可能抗拒时代的进步的。
虽然报纸杂志停刊的多,但也出现了自媒体投稿平台,许多刊物也办了自媒体的平台,一样可以投稿。出版作品,也变成了电子出版,写网文,以前,许多网文作家都渴望出版自己的作品,以把电子书写红,引起出版社的注意为荣,现在是反过来了,书红了,出版社自己找你出版,围绕你的产品衍生其他版权,比如动漫,比如电影电视,比如出版实体书,比如游戏等等,而且网络的出现,让许多搬砖底层通向了作家财富榜(当然,主要是男频,女频还是以高学历作家为代表),这是好事。
写作原本就应该是站在潮流上的事情,跟不上就意味过时过气了。曾经多少偶像作家独领风骚,如今也有过气的感觉了,比如郭敬明。
指尖之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经历了几个方面与时段的淘汰。
1,乘坐公共汽车淘汰了乘坐人力车,三轮车。
2,乘坐出租车又代替乘坐公共汽车。乘坐地铁代替公共汽车。
3,乘坐飞机代替火车。
4,电话代替写信,电报。
5,手机代替了电话。
6,电影代替了收音机。
7,电视代替了电影院。
8,电脑代替了电话,电视机。
9,手机视频代替了电脑,
10,手机视频代替了报纸。
11,网络媒体代替了纸质媒体。
等等。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说明我国发展变化疾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众多报刋停刋,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包括现在正在出现的网络支付代替现金支付,数字货币代替纸币流通等,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它结束危害人类社会几千年的行业~扒手,还将结束另一个肮脏的行业~娼妓。
众多的纸质媒体停刋,建议那些愿意在纸质媒体发表文章的人到网络上发表文章和意见建议。比如当今网络上诗人众多,发表诗词作品的人乃至数千万。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阶段不曾有过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媒体发表观点和建议,这要比当年实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好的多,这是社会民主与进步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