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评书体小说

新英雄传奇小说是解放区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以描写敌后武装斗争或农村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刻画敌后农民抗日英雄形象，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映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的战斗精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用章回体，语言通俗，借鉴评书手法。有人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新英雄传奇”。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作品叙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自卫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等英雄人物形象，既有英雄事业，又有儿女情长。郭沫若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指出，“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并认为“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这一评价，意在说明，这类新英雄传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事迹，是可以与传统小说争夺读者的。但这类作品有时不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

评书体小说

（1） 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

（2） 将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

（3） 口语化，在艺术性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学人小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歪曲。无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只能到艺术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不能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学人小说”却反映出一种学术的艺术观。很显然，这种艺术观把艺术的本质和生命不是归结到艺术，而是归结到学术。衡量和判断一部艺术作品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也是看学术，不是看艺术。相应地，在它的价值体系中，也暗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学人比作家高明。类似这种到艺术之外、而不是在艺术之内寻找艺术本质的艺术观(如实证主义的艺术观)，曾受到过许多批判。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歪曲了艺术的实质。但是具体到学人小说的提法，则未大见有人出来批判。其实，它与把艺术归结到社会生活、归结到自然科学等等一样，都是对艺术不够尊重的表现，都是对艺术本质的歪曲。它是扭曲的艺术本质观的表现品种之一。

街头诗与民歌体叙事诗的繁盛

在以政治任务为责任承诺的延安诗歌中，对文体的要求呈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大众化的即时性文体的倡兴。在当时那民族的与阶级的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中，那些短小精悍、直接诉诸民众的诗歌形式，如街头诗、朗诵诗、合唱诗、剧诗等格外受到重视。第二，史诗风格的长诗和叙事诗的兴起。为适应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全面、深刻反映的需要，延安诗歌呈现出了叙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从延安十多年的诗歌历史来看，多种诗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街头诗和民歌体叙事诗在延安诗坛中占的比重最大，成就也最好，它们是延安诗坛上最具现实性和时代特色的诗歌形式。

新歌剧

"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开始尝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中国歌剧，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歌剧--戏曲，故称新歌剧。20年代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余部儿童年歌舞剧及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1934年，田汉词）为其先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是其进一步发展，而大型歌剧《白毛女》（1945）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伤逝》等一系列优秀歌剧的产生，使中国歌剧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

首先，赵树理小说取材民族化、大众化。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感动后要行动，行动起来学习书中人。

其次、赵树理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最后，赵树理小说语言无处不在的打上了地方语言特色，雅俗共赏。

赵树理于1906年9月24日生于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他的一生在晋城在沁水的活动也很多。正因为赵树理生长在农村，其生活习俗其语言无不打上农村的烙印。比如《小二黑结婚》，人们都知道那是赵树理在太行区左权县一个村子搞调查发现了民兵小队长岳冬至和女青年智英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写出的。

1、创作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2、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3、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作家自身丰厚的民俗积淀 作为鲁迅所开创的二十年代乡土文学流派的后继者、高晓声乡土文学创作模式的前驱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描写农村生活得功臣，赵树理自身经历赋予了他的文学创作以极大地民俗性表现潜能。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东南的沁水县的尉迟村，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落后，该地“三圣教”盛行，其祖父赵东丰能将三圣教教文倒背如流，且能写会算。父亲赵和清深得其父熏陶，且擅长音律，是乡里八音会成员。祖母敬惜字纸，对灶神、喜神、财神等与民间生活相关的诸神恭敬备至。这些传承多年的民俗生活，民俗观念一直到赵树理降生还在延续着。家庭启蒙与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获得了以乡土词汇妙语连珠的能力，家乡所在又是至今仍视为全国方言最集中、最复杂、种类繁多之地；与生活相关的知识、能力他几乎无所不通。所有这些，都是晋东南大地对他的厚赐。 同时，他从小喜爱民间曲艺、戏曲和民间乐器，深受民间文艺熏陶。这些熟悉与爱好民间艺术的热情、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以及对农民深受阶级压迫的义慨对他后来的文艺创作有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这是他后来小说创作的艺术基础的形成基础。正因为赵树理爱好民间艺术，具有民间艺人的素质。所以，他能了解农民的文化知识，深知农民群众的艺术爱好和艺术要求。抗战期间直至解放后，他始终生活在民众中，追求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成了他传播新思想，倡导新文艺的基本准则和自觉追求。他“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觉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他没有写超出农民生活或想象之外的事物，没有写他们所不感兴趣的问题。”[1] 作为一个活生生、浑身具有晋东南泥土气息的赵树理，他的语言标志，就是他那土里土气的幽默风趣。民俗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因素溶化到他的个性和艺术思维中，在他的小说创作从内到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作家赵树理作品的民俗性之所由来。 二．赵树理小说叙述中的民俗色彩 由于作家深深扎根于农村，饱尝大地的乳汁，流淌着农民的血液，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无不表现出乡村民俗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文学创作中也时时闪现出民俗的光彩。 在布局谋篇和组织情节方面，一些作品几乎全部以当地民俗为依托。民俗成了情节的骨干，比如《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等。《小二黑结婚》开头即推出二诸葛，三仙姑这两个落后于新时代的迷信、落后的小人物个体，更是蕴含着几千年的保守、愚昧因素的古老民俗的情节内容。小说还会不会具有赵树理特色，还是不是“小二黑结婚”？就“小二黑结婚”而言，故事围绕旧的民俗展开，新旧思想交锋，作家辛辣的讽刺，诙谐的笑骂，幽默的文采借相关民俗得以发生。 民俗对于另一篇小说登记同样重要。作品开头由民俗意味着=很浓的一枚标志着私定终身的“罗汉钱”引发，然后从简单的人物介绍，事件说明，中间穿插了包办婚姻，婆媳关系。小飞蛾挨打的民俗性情节和细节，终结以破除迷信，移风易素，有力配合了当时新中国第一步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小说中的民俗即是旧事物本身的组成部分，又是作者用以抨击旧事物的有力工具。

创作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是

李家庄的变迁

，这是

赵树理

创作的第一篇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了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例如每节小标题并没有采取对偶句式），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

所以我们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评书体的特点，他及后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灵泉洞》等，被我们称为“新评书体”小说（这点可与中国古代“评书体小说”区分开来）。

这跟游戏无关吧...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

首先，赵树理小说取材民族化、大众化。 赵树理的大众化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雅俗共赏”，二是“懂”与“动”。“雅俗共赏”是指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喜欢读，作品有市场。中国现代的知识层都喜欢读赵树理的作品，读后不觉“土”不感“俗”，写出了感动肺腑的读后感和评论文章。而广大农民看了、听了，不仅觉得不“洋”、不“玄”，却感到亲切，说他讲的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儿。“懂”与“动”，简单地说，就是赵树理的作品通俗好懂，文化低的人能读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而且作品吸引人，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直至看完、听完还回味无穷，还想再看再听。“动”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看了受感动，作品的思想、人物、语言打动了读者；第二层是

赵树理小说艺术特点，赵树理的小说艺术特点非常的复杂，这个特点是极其的复杂的。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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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例如每节小标题并没有采取对偶句式），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 所以我们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评书体的特点，他及后的作品，如《李有才板话》、《灵泉洞》等，被我们称为“新评书体”小说（这点可与中国古代“评书体小说”区分开来）。

章回体~~~

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章回体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  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  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  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    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  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  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    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  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  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    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  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    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    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  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

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

新英雄传奇小说是解放区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以描写敌后武装斗争或农村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刻画敌后农民抗日英雄形象，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映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的战斗精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用章回体，语言通俗，借鉴评书手法。有人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新英雄传奇”。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作品叙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自卫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等英雄人物形象，既有英雄事业，又有儿女情长。郭沫若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指出，“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并认为“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这一评价，意在说明，这类新英雄传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事迹，是可以与传统小说争夺读者的。但这类作品有时不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评书体小说（1） 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2） 将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3） 口语化，在艺术性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学人小说”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艺术本质的歪曲。无论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只能到艺术中去寻找。从这个意义说，艺术的本质就是艺术，不能是其他什么东西。而“学人小说”却反映出一种学术的艺术观。很显然，这种艺术观把艺术的本质和生命不是归结到艺术，而是归结到学术。衡量和判断一部艺术作品成功或失败的标准，也是看学术，不是看艺术。相应地，在它的价值体系中，也暗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学人比作家高明。类似这种到艺术之外、而不是在艺术之内寻找艺术本质的艺术观(如实证主义的艺术观)，曾受到过许多批判。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歪曲了艺术的实质。但是具体到学人小说的提法，则未大见有人出来批判。其实，它与把艺术归结到社会生活、归结到自然科学等等一样，都是对艺术不够尊重的表现，都是对艺术本质的歪曲。它是扭曲的艺术本质观的表现品种之一。街头诗与民歌体叙事诗的繁盛在以政治任务为责任承诺的延安诗歌中，对文体的要求呈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大众化的即时性文体的倡兴。在当时那民族的与阶级的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中，那些短小精悍、直接诉诸民众的诗歌形式，如街头诗、朗诵诗、合唱诗、剧诗等格外受到重视。第二，史诗风格的长诗和叙事诗的兴起。为适应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全面、深刻反映的需要，延安诗歌呈现出了叙事化趋势的快速发展。从延安十多年的诗歌历史来看，多种诗体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整体上看，街头诗和民歌体叙事诗在延安诗坛中占的比重最大，成就也最好，它们是延安诗坛上最具现实性和时代特色的诗歌形式。新歌剧"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开始尝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中国歌剧，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歌剧--戏曲，故称新歌剧。20年代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余部儿童年歌舞剧及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1934年，田汉词）为其先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是其进一步发展，而大型歌剧《白毛女》（1945）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伤逝》等一系列优秀歌剧的产生，使中国歌剧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

创作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是李家庄的变迁，这是赵树理创作的第一篇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了

新英雄传奇:新英雄传奇小说是解放区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以描写敌后武装斗争或农村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刻画敌后农民抗日英雄形象，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映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的战斗精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用章回体，语言通俗，借鉴评书手法。有人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新英雄传奇”。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作品叙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自卫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等英雄人物形象，既有英雄事业，又有儿女情长。郭沫若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指出，“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并认为“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这一评价，意在说明，这类新英雄传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事迹，是可以与传统小说争夺读者的。但这类作品有时不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

评书体小说: （1） 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

（2） 将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

（3） 口语化，在艺术性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学人小说:1、首先，作者要必须符合学者的身份要件。

2、题材以知识分子为主。

3、写作风格上以书斋式的富有知识优越感的幽默见长，充满了智者的睿智。写法上或掉书袋，或尚清谈，游刃有余。

4、凌叔华、陈西滢、杨绛似较合此标准。(学人小说只是大概意思，不能完全以次定论）

民歌体叙事诗：不好意思，这个暂时找不到。

新歌剧："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开始尝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中国歌剧，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歌剧--戏曲，故称新歌剧。20年代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余部儿童年歌舞剧及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1934年，田汉词）为其先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是其进一步发展，而大型歌剧《白毛女》（1945）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伤逝》等一系列优秀歌剧的产生，使中国歌剧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

这是赵树理的发明，他把山西一带的民间说唱通小说结合起来，听来像评书一样，让老百姓能看得懂。

1，新英雄传奇小说是解放区长篇小说的一种类型，以描写敌后武装斗争或农村阶级斗争为主要题材，刻画敌后农民抗日英雄形象，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映现中国人民不屈的抗日反帝的战斗精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用章回体，语言通俗，借鉴评书手法。有人把这类作品统称为“新英雄传奇”。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新儿女英雄传》。作品叙写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白洋淀地区人民抗日自卫的英雄事迹，塑造了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等英雄人物形象，既有英雄事业，又有儿女情长。郭沫若在为该书所作序中指出，“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并认为“这的确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的读者了”。这一评价，意在说明，这类新英雄传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事迹，是可以与传统小说争夺读者的。但这类作品有时不免落入程式化的窠臼。

5，五四时期以后，中国的一些音乐家开始尝式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中国歌剧，即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而以歌唱为主的戏剧形式。因有别于中国传统歌剧--戏曲，故称新歌剧。20年代黎锦晖的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余部儿童年歌舞剧及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1934年，田汉词）为其先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是其进一步发展，而大型歌剧《白毛女》（1945）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其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伤逝》等一系列优秀歌剧的产生，使中国歌剧创作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态势。新歌剧是革命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共产党的创造，新歌剧《白毛女》的一大特点就是联系群众。

1、创作特点

赵树理的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2、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3、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1)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回避生活的阴暗面和工作中的失误)(2)致力于民族化的普及和创新(3)喜剧讽刺手法的创新 .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小说与晋东南民俗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流派还包括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找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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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树理的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中国作家网评）

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年-1970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短篇小说：登记、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铁牛的复职、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评论等。他的创作已结集为赵树理文集和赵树理文集续编出版。

写作风格：

赵树理（右）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 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

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贯特色。四十年代由于他的小说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他被人们称为“地道的解放区的歌手”①。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继续长期深入农村、熟悉农村生活，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发展与波折，表露了赵树理对我国农村问题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一九六二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与会同志一致赞扬了赵树理创作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里正确而中肯地指明了建国后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创作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他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开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最为难得的是五十年代末期，赵树理面对农村经济被破坏的严重局面，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可贵的勇气和责任心，从锻炼锻炼到卖烟叶，仍然坚持描写他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不对生活作浮夸、虚假的描叙。同时还针对农村实际情况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提倡实干精神，批判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等等。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建国以后他更加注意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努力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人物来。翻开赵树理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国农村中各种类型的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形象，这些人物无论从年龄、性别、个性来说都是多种多样的。赵树理自觉地克服创作中“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①的毛病，在塑造先进农民形象方面作了十分可贵的努力。《三里湾》中那群性格各异的办社积极分子，比《李有才板话》中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小”字辈们，形象要充实得多。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创造了老农中的先进分子陈秉正的形象。这个由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艺术形象，完美地凝集了我国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无比光荣感。他比之于赵树理笔下的青年先进农民形象要饱满得多，但又显得可亲可爱，而不是生活在云端里的完人。在赵树理创造的人物画廊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农村中背着这样那样历史包袱的中间、落后人物，那些带有绰号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行为具体证明了毛泽东所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伟大意义，在现实生活中起着镜子的作用。小飞蛾的形象促使解放初期千千万万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摆脱精神枷锁而觉醒；范登高、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以及投机倒把分子贾鸿年等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将使广大农民引为鉴戒。

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重视使自己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又一特色。首先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老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①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在人物描写上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讲究用几句话、几个富有特征性的动作，简洁地勾勒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讲究故事性，并有一套组织故事的艺术手法，做到顺当流畅而又曲折有味；在叙事与写景的关系上，把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通过作品中人物的眼睛来写景等等。富有特色的民族语言，高超的传统艺术技巧，使赵树理的创作显示出朴素、明朗、幽默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在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艺的传统、促进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赵树理，中国著名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文学的创始人。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其实像永庆升平、《三侠五义》、《雍正剑侠图》之类的虽然不是标明评书小说，但像这种类似的短打类的章回体小说，都可以改编成评书或者归类为评书小说。

早年老一辈的艺人都是口口相传的评书，基本上没啥文本，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把评书的梁子、坨子，传给徒弟，剩下的就是评书演员去演绎、发挥，这种俗称道活，如果是照着小说来播讲，据说专业的评书老先生是不屑的，这类作品据说行话叫墨刻子，不值钱。

其实，只要是情节曲折精彩的小说，都可以改变成评书。

2014年1月2日，2010—2012年度 “赵树理文学奖”评选揭晓，葛水平裸地、王保忠甘家洼风景获长篇小说奖，吕新白杨木的春天、韩思中挣挣扎扎、小岸《车祸》获中篇小说奖，邓学义谎、韩振远炭河、手指寻找建新获短篇小说奖，孙频、陈克海获文学新人奖。本届共有26部（篇）作品获奖。

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相当生动地描绘了农村中象“吃不饱”“小腿疼”这一类农村妇女与基层干部的形象。但是，在反“右倾”的政治背景下也发表了一些偏颇意见，认为“锻炼锻炼”不但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说成丑化农民和歪曲了现实。到了“文革”前夕的反对“修正主义”时，将这篇作品以及赵树理的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表现“实干”、讲究“实利”的几篇小说，诬称为“中间人物论”的代表作。在十年浩动中，赵树理这位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竟被打成“黑作家”，“叛徒”，“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关押批斗，含冤而死。

其实，在浮夸风、共产风一阵紧似一阵的时候，赵树理以其冷静和严肃态度创作了“锻炼锻炼”等面对现实敢于揭露问题的小说，这正标志了赵树理是一位有良知、有勇气、有使命感的作家，为当代文学历史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篇章。因此，1980年工人出版社与山西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赵树理文集，周扬在序言中以“卓见和勇敢”称赞赵树理的为人与为文。

“锻炼锻炼”产生于“问题小说”贬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作者仍坚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和反映农村生活，不讳饰小农意识的顽固，成功地塑造了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吃不饱”的艺术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恶劳、撒泼闹事，“吃不饱”的贪吃懒做、拨弄是非、背后撺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农民消极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农民的艰巨性和清除小农意识的长期性。

小说还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农民群众中消极落后意识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党的某些干部对其采取了姑息纵容的错误态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写“小腿疼”、“吃不饱”损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谈举止，而是同时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风，使“争先社”里解决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轻的副主任杨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杨小四等人采取了与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说由表现农民内部的思想意识斗争进而表现干部队伍中思想作风的矛盾，既明确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的小说主旨，显露了批判矛头所向，从而体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度。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村，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二、恋爱婚姻习俗。

赵树理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三、民间文艺表现手法的运用。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