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太公钓渭图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
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璇室群酣夜,璜溪独钓时。
浮云看富贵,流水淡须眉。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年少好学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今浙江丽水),东临温州路(今浙江温州),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洞天福地记》中记载说:“古称七十二福地,南田居其一”。
刘基天资聪明却好学习,聪慧过人,由父亲启蒙识字,十分好学。阅读速度极快,据说七行俱下。12岁考中秀才,乡间父老皆称其为“神童”。
泰定元年(1324年),十四岁的刘基入郡庠(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
泰定四年(1327年),刘基十七岁,他离开府学,师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程朱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郑复初在一次拜访中对刘基的父亲赞扬说:“您的祖先积德深厚,庇阴了后代子孙;这个孩子如此出众,将来一定能光大你家的门楣。”刘基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一次,探访程朱理学故里—徽州,得知歙县南乡的六甲覆船山有一本《六甲天书》(据说其死后分赠于朱元璋和徐达之手),便探秘覆船山(主峰搁船尖),原来这里隐藏了一个完整的明教社会,不仅找到了《奇门遁甲》而且还结识了一大批明教圣者,刘基的虚心好学和出众才智,使他在这里学就和掌握了丰富的奇门斗数知识,回家后就在家乡出了名,大家都说他有魏征、诸葛孔明之才。
初入仕途
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三岁的刘基赴元朝京城大都(今北京)参加会试,一举考中进士,元末,兵荒马乱,战火连连,在家闲居三年。
至元二年(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正八品),协助县令处理政务。他勤于职守,执法严明,很快就做出了政绩。他深入乡间,体察民情,发现高安县一些豪绅地主勾结贪官污吏,无法无天,骗人钱财,夺人妻女,杀人害命无恶不作。刘基倾听百姓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决心为民除害。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真凭实据后,对几个劣迹昭著的豪强恶霸,坚决予以严惩,并对县衙内贪赃枉法的官吏也进行了整治,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在任官的五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对于发奸摘伏,更是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但因为他的正直,地方豪绅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事端陷害他,幸得长官及部属信任他的为人,才免于祸患。
仕途多舛
辞官后,刘基返回青田,至正三年(1343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后来因检举监察御史职,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还给他许多责难,他只好上书辞职,任期约一年。
蛰居隐退
至正六年(1346年),刘基接受好友欧阳苏的邀请,与欧阳苏一同来到丹徒,在距欧阳苏家附近的蛟溪书屋住下,过了一段半隐居的生活。以教授村里中的子弟读书来维持生活,偶尔和月忽难、陶凯等好友时相往还。
至正八年(1348年),刘基结束在丹徒约两年的半隐居生活,再度投入人群。他来到杭州居住,他的夫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即刘琏。在杭州的四年当中,他和竹川上人、照玄上人等方外之士时相往来,也和刘显仁、郑士亭、熊文彦、月忽难等文士诗文相和。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七月,徐寿辉攻陷杭州,在攻陷杭州之前,刘基便带着家人回到故乡。回到故乡不久,朝廷来了一封公文。朝廷起用他为江浙省元帅府都事,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政府平定浙东一带的盗贼,特别以方国珍为对象。 元左丞帖里帖木儿欲招安方国珍,刘基认为方氏兄弟为首犯,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重赂官府,终被招安,并授以官职,反而谴责刘基擅威福。刘基一怒之下辞官还里,以表对元朝腐败昏聩之不满。
助明开国
至正二十年(1360年),被朱元璋请至应天(今南京),委任他为朱元璋的谋臣,刘基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建策,被采纳。辅佐朱元璋集中兵力先后灭陈友谅、张士诚等势力。刘伯温并建议朱一方面脱离“小明王”韩林儿自立势力,却另一方面以“大明”为国号来招揽天下义师的民心。
此时,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朱元璋意犹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朱元璋知其自有见地,遂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以为凡言降者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认为,陈友谅骄气冲溢,目空一切,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刘基说:“天道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拨开迷雾,点破形势,议定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参与制定朱元璋的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
劝君买善
吴元年(1367年),朱元璋以刘基为太史令,刘基呈上《戊申大统历》。荧惑星出现在心宿位,预示有兵灾祸乱,刘基请求朱元璋下诏罪己。天气大旱,刘基请求处理久积冤案,朱元璋便当即命令刘基予以平反,大雨也就从天而降。刘基趁机请求建立法制,防止滥杀现象。朱元璋这时正要处决囚犯,刘基便问是什么原因,朱元璋将自己所做的梦告诉他。刘基说:“这是获得疆土和百姓的吉象,所以应当停刑等待。”三日之后,海宁归降,朱元璋很高兴,就将囚犯全部交给刘基释放了。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明王朝正式建立,授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严明法纪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刘基上奏制定军卫法。当初确定处州税粮时,仿照宋制每亩加五合,唯独青田县除外,太祖这么说道“:要让刘伯温家乡世代把此事传为美谈。”太祖巡幸汴梁时,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一起留守京城。刘基认为宋、元两朝都因为过于宽纵而失天下,所以应该整肃纲纪,于是便下令御史检举弹劾,不要有任何顾忌,宿卫、宦官、侍从中,凡犯有过错的,一律奏明皇太子,依法惩治,因此人人都畏惧刘基的威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图私利,纵容下属而被治罪,李善长一向私宠李彬,故请求从宽发落,刘基不听,并派人骑马速报太祖,得到批准,刘基便在祈雨时,将李彬斩首。因为这件事,刘基与李善长开始不和。太祖返京后,李善长便向太祖告状,说刘基在坛土遗下杀人,是不敬之举。那些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也纷纷诬陷刘基。当时正逢天旱,太祖要求诸臣发表意见,刘基上奏说:“士卒亡故者,他们的妻子全部迁往他营居住,共有数万人,致使阴气郁结。工匠死后,腐尸骨骸暴露在外,将投降的吴军将吏都编入军户,便足以协调阴阳之气。”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十天过后仍不见雨,故而发怒。此时恰好刘基的妻子死了,所以刘基请求告辞还乡。太祖正在营造中都,又积极准备消灭扩廓。刘基临走上奏说“:凤阳虽是皇上的故乡,但不宜作为建都之地。王保保不可轻视。”不久,定西之役失利,扩廓逃往沙漠,从那时起一直成为边患。这年冬天,太祖亲自下诏,叙说刘基征伐之功,召他赴京,赏赐甚厚,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并多次要给刘基进爵,刘基都固辞不受。
不徇私情
太祖因事要责罚丞相李善长,刘基劝说道“:他虽有过失,但功劳很大,威望颇高,能调和诸将。”太祖说:“他三番两次想要加害于你,你还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我想改任你为丞相。”刘基叩首说道“:这怎么行呢?更换丞相如同更换梁柱,必须用粗壮结实的大木,如用细木,房屋就会立即倒坍。”后来,李善长辞官归居,太祖想任命杨宪为丞相,杨宪平日待刘基很好,可刘基仍极力反对,说:“杨宪具备当丞相的才能,却没有做丞相的气量。为相之人,须保持像水一样平静的心情,将义理作为权衡事情的标准,而不能搀杂自己的主观意见,杨宪就做不到。”太祖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回答:“他的气量比杨宪更狭窄。”太祖接着问胡惟庸,刘基又回答道:“丞相好比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将马车弄翻。”太祖于是说道“:我的丞相,确实只有先生你最合适了。”刘基谢绝说:“我太疾恶如仇了,又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如果勉强承担这一重任,恐怕要辜负皇上委托。天下何患无才,只要皇上留心物色就是了。这几个人确实不适合担任丞相之职。”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因事获罪。
位列伯爵
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又授刘基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第二年,赐刘基还归家乡。
朝奉作诗
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虽然不良于行,仍然和所有在京官员一样,参加元旦的早朝,随后在奉天殿做了一首《乙卯岁早朝》,这虽属于歌功颁德的应酬文字,但诗中仍可以看见刘基的心情。据说正月中旬,宋濂的门人刘刚来到刘基的住处,商请刘伯温将宋濂一百多卷的作品,择取精华部分编辑成书,以便诵读,也请刘基为新书写一篇序文。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患病离世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下旬,刘基感染了风寒,朱元璋知道了之后,派胡惟庸带了御医去探望。御医开了药方,他照单抓药回来煎服用,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一些不平整的石块挤压在一起,让他十分痛苦。
二月中,刘基抱病觐见朱元璋,婉转的向他禀告胡惟庸带着御医来探病,以及服食御医所开的药之后更加不适的情形。朱元璋听了之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些要他宽心养病的安慰话,这使刘基相当的心寒。三月下旬,已经无法自由活动的刘伯温,由刘琏陪伴,在朱元璋的特遣人员的护送下,自京师动身返乡。回家后,拒绝亲人和乡里为他找来的一切药石,只是尽可能的维持正常的饮食。
几天之后,刘基自知来日无多,找来两个儿子交代后事。交代完后事时,又让刘琏从书房拿来一本天文书,对他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皇上,一点都不耽误;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学习这门学问。”又对次子刘璟说:“为政的要领在宽柔与刚猛循环相济。如今朝廷最必须做的,是在位者尽量修养道德,法律则应该尽量简要。平日在位者若能以身做则,以道德感化群众,效果一定比刑罚要好,影响也比较深远,一旦部属或百姓犯错,也较能以仁厚的胸怀为对方设身处地的着想,所裁定的刑罚也必定能够达到公平服人,和警惕人改过自新的目的;而法律若能尽量简要,让人民容易懂也容易遵守,便可以避免人民动辄得咎无所适从,又可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和仁德的优良形象,如此一来,上天便会更加佑我朝永命万年。”又继续说道:“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皇上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皇上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皇上密奏吧!”最后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六月,葬于乡中夏中之原。
后主追赐
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朝廷赠他为太师,谥号文成。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刘基的同乡、刑部郎中李瑜向明世宗朱厚熜上疏说:“(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朝廷再度讨论刘基的功绩,并决议刘伯温应该和徐达等开国功臣一样,配享太庙。在这一年,刘基的九世孙处州卫指挥刘瑜袭封为伯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