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行

——(唐代李贺

长戈莫舂,长弩莫抨。乳孙哺子,教得生狞。
举头为城,掉尾为旌。东海黄公,愁见夜行。
道逢驺虞,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鸣。
泰山之下,妇人哭声。官家有程,吏不敢听。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虽有长戈,却不能把猛虎刺,虽有强弓,却不能把猛虎击。猛虎哺育子子孙孙,要它们像自己一样凶残毒狠。
它把头举起,就像一座城池,它把尾翘起,就像一面旌旗。曾经降伏猛虎的东海黄公,如今怕虎也不敢夜间出行。
猛虎途中遇到似虎的驺虞,因其不害人伤生而大怒不平。宝刀利剑不能发挥作用,被挂在墙上,悲愤吼啸如雷敏。
泰山脚下,虎害复生,今日又传来了妇人的哭声。官府虽然定有捕捉猛虎的限期,但衙吏们畏惧,不敢听从。


注释
⑴猛虎行:乐府旧题。《乐府解题》云:“言君子苦志洁行,常困于险难而功业难就也。”此诗非其意。
⑵“长戈”二句:《史记》载,鲁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舂(chōng),冲也。抨(pēng),弹也。长弩:一作“强弩”。抨:一作“烹”。
⑶生狞(níng):凶猛;凶恶。
⑷“举头”二句:举其头,可为城,掉其尾,可为旌,言其猛也。掉,举也。
⑸黄公:汉代术士。《西京杂记》云:“东海黄公,能制蛟驭虎,及衰老,不能行其术。”
⑹驺(zōu)虞(yú):传说中的义兽名。《山海经》云:“驺虞,如虎,五色。”《毛诗》注曰:“驺虞,义兽,白质黒文,不履生 草。”牛哀:《淮南子》载,公牛哀,鲁人,疾七日,化为虎。其兄启戸而入,牛哀抟而杀之。
⑺牛哀:即猛虎。
⑻尺刀:短刀。
⑼雷鸣:宝刀啸吼也。李白《独漉篇》:“雄剑挂壁,时时龙鸣。”
⑽“泰山”二句:《礼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使子路问之,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⑾官家:旧时对皇帝的称呼。《万机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程:期限。

冯浩非 徐传武.李贺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72-175

创作背景

  李贺虽然只活了二十七岁,但却经历了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其时正值安史乱后不久,国家元气大伤,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李贺的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昌谷诗注序》)。这首《猛虎行》就是影射当时社会现实,针对藩镇跋扈,强据一方,肆为凶恶,横行无忌,“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资治通鉴》元和七年李绛语)而作的。

宋绪连 初旭.三李诗鉴赏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787-790&冯浩非 徐传武.李贺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72-175

赏析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宋绪连 初旭.三李诗鉴赏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787-790

【李贺】简介

宗室王孙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出生于福昌县昌谷(今洛阳宜阳县三乡)一个破落贵族之家,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大郑王),属于唐宗室的远支,武则天执政时大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谷。李贺对自己有李唐宗室高贵血统这一点十分自豪,在他的降里一再提起:“唐诸王孙李长吉”、“宗孙不调为谁怜”、“为谒皇孙请曹植”。但实际上,他这个“宗室王孙”恐怕连大郑王房的嫡脉也不是,至少是家道早就衰落了。


  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出生的贞元年间,晋肃稍得升迁,任陕县令,但不久老死。母亲郑氏,生一女二子,长守昌谷。大女出嫁后,家境愈贫寒。李贺兄弟二人外出谋生,欲饱肌腹。“欲将千里别,特此易斗粟”(《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凄凉之状,于此可见。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相传贞元十二年(公元796)李贺正值七岁,韩愈、皇甫湜造访,李贺援笔辄就写就《高轩过》一诗,韩愈与皇甫湜大吃一惊,李贺从此名扬京洛[10-12] 。年纪稍长,李贺白日骑驴觅句,暮则探囊整理,焚膏继晷,十分刻苦。李商隐作《小传》云:“恒从小奚奴,骑巨驴,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见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贞元二十年(804年),十五岁的李贺就已经誉满京华与李益齐名了。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李贺十六岁,当年顺宗带病继位(中风),任用王叔文、韦执谊等除弊革新,史称永贞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贵族官僚改元永贞,逼顺宗称病退位,新政遂败。次年,顺宗病亡。唐人(刘禹锡、柳宗元等)在诗文中有影射,指称顺宗并非病故,而是遇害而死。李贺成年后,得知此事,做《汉唐姬饮酒歌》讽刺。


仕途失意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李贺十八岁岁左右,即已诗名远播,元和三、四年间(公元808~809年),李贺写《雁门太守行》谒韩愈,又闻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湜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声,但“年未弱冠”,即遭父丧。当时,服丧“务必以三年全期为限,所以直到元和五年(810年)韩愈才与李贺书,劝其举进士。该年初冬,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房式主持,韩愈参与组织的河南府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并一举获隽,年底即赴长安应进士举。可是“阖扇未开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谓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质之于律”“稽之于典”为其辩解,终无可奈何,李贺不得不愤离试院。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春,十九岁的李贺离京返回昌谷,作《出城》,当年十月间,再次西入长安。经停洛阳,韩愈、皇甫湜到访慰藉落第之人,李贺作《高轩过》答谢。十月十四日,李贺在洛阳仁和里坊的宅院中,与前辈话别,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元和五年(810年),这一年李贺二十一岁,韩愈调为河南令(河南府,治所洛阳),有诗《燕河南府秀才》,诗中有“惟求文章写,不敢妒与争”。可能是感怀此前李贺的不幸遭遇,诫勉本届考生。


  未能参加进士考试,对李贺打击甚重,他曾写了不少抒愤之诗,当年回到昌谷。大约因其为李唐宗室的后裔,又有韩愈为之推奖,元和六年(811年)五月,李贺又返回长安,经宗人推荐,考核后,父荫得官,任奉礼郎,从九品。从此,“牢落长安”长达3年,为官3年间,李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许多事情,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个人生活虽不如意,却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现实、鞭挞黑暗的诗篇。虽然此间心情“瞧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大多数作品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他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唐代文坛的杰出地位,应该说主要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晚年漂泊
  由于迁调无望,功名无成,哀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贺忧郁病笃,元和八年(813年)春告病回昌谷休养了一段时日。但他不甘沉沦,又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展才华。离长安时,他的友人无可和尚(青龙寺高僧)也曾写过一首《送李长吉之任东井》的诗,预祝他南游成功,但结果大约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阳,告别长辈皇甫湜等亲友,同年十月十四日又西进长安。元和九年(814年),他决然辞去奉礼郎之职,重回昌谷“归卧”。然后取道宜阳、洛阳、经河阳,入太行,过长平、高平,于深秋到达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此后在潞州张彻的荐举下,做了3个年头的幕僚,为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服务,帮办公文。元和十一年(816年),因北方藩镇跋扈,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告病到洛阳休养,友人张彻也抽身回长安。李贺无路可走,只得强撑病躯,回到昌谷故居,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卒,时年二十七岁。

王祥.李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01月第1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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