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
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
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
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首二句从象征时光流逝的白日写起。句式与曹植《赠徐干》中“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相同,表现出光景西驰,白驹过隙,盛年流水,一去不再的忧生感情。只不过阮诗未写“白日”匿于何处,曹诗落实是“西山”。一偏于形象、一偏于说理;一重在写景起兴,一重在寓意象征故也。“去此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闻人倓说“去此”指“去魏盛时”,谓曹魏之盛在俯仰之间转瞬即逝。由此可知,首句“朝阳”、“白日”之谓,不仅象征时光袂忽,且有喻指曹魏政权由显赫繁盛趋于衰亡,一去不返,终归寂灭的深层寓意。在这里,诗人把人生短促的挽歌与曹魏国运式微的感叹交融在一起,双重寓意互相交叉、互相生发,置于诗端而笼罩全篇,下十二句,均受其统摄。
先是“人生若尘露”二句,以“人生——天道”的强烈对比,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在“悠悠”天道和永恒的宇宙中,曹魏政权都去若俯仰,何况区区一介寒士,不过如尘似露,倾刻消亡罢了。
下“齐景升丘山”四句,再用齐景公惜命,孔子伤逝的典故,极写人生与国运的短促。《韩诗外传》曾记载齐景公游牛山北望齐时说:“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而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言毕涕泪沾襟。《论语·子罕》则记载孔子对一去不返的流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齐景公登牛山,见山川之美,感叹自身不永痛哭和孔子对流水的惜逝中,诗人对个人命运和对国运的双重忧虑,比先前的比喻和对比更深了一层。
如此袂忽的人世,诗人将如何自保?值此深重的忧患,诗人又如何解脱?“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十字,乃大彻大悟语。末六句,诗人断《楚辞·远游》、《庄子·渔父》两章而取其文意。前四句,取《远游》“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句意,谓:三皇五帝既往,我不可及也;后世虽有圣者出,我不可待也。不如登太华山而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与仙人同游而有出世之想,语出《史记·留侯世家》:“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末二句隐括《渔父》句意,表明要摆脱“怀汤火”、“履薄冰”(第三十三首《咏怀·一日复一夕》)的险恶处境,籍以自保和解脱,只有跟从赤松子,追随渔父,即或仙或隐,远离尘世之纷扰,庶几可以避患远祸,得逍遥之乐。——然而这不过是一时的幻想。仙则无据,隐亦不容,所以终究还是要跌回前面所描写的阴暗世界。
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日趋残酷激烈。司马氏为篡魏自代,大肆杀戮异己,朝野人人侧目,亦人人自危,诗人也屡遭迫害。既要避祸全身,又要发泄内心的忧患与愤懑,因此,只能以曲折隐晦的方式,以冷淡的语言表达炽热的感情;以荒诞的口吻表现严肃的主题。这首诗即运用神话、典故、比兴和双重寓意的写法,致使其诗意晦涩遥深,雉以索解。钟嵘《诗品》说阮籍《咏怀诗》“厥志渊放,归趣难求”。可谓诗界知己。
家庭背景
阮籍的父亲阮瑀,字元瑜,“建安七子”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曾经做过曹操的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后为仓曹椽属。阮籍的族父阮武,也是阮籍的族兄,是位学问渊博,通达之士,是阮籍的知己兼老师。阮籍还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哥哥名叫阮熙,做过武都太守,他的儿子就是与阮籍同入竹林的阮咸,阮籍的妹妹史书上少有记载,故不知其名。阮籍有一子一女,子名浑,字长成,女不知其名。
少年时期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而成才,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终日弹琴长啸。在他少年时期好学不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下慕荣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阮籍在习文的同时还兼习武,其《咏怀诗》写到:“少年学击剑,妙技过曲城”。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正始时期
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正始三年(242)左右,当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俊而淑悦,为志高”,于是询问椽属王默,王默予以确认。之后,蒋济准备证辟阮籍做自己的椽属。阮籍听到消息,就写了一封《奏记》,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奏记》中说自己才疏学浅,出生卑微,难堪重任。婉言表示谢绝。蒋济原先担心阮籍不会应辟,后来得知他已到都亭,误以为他已应命,其《奏记》中所说的不过是口头上的客套话,所以很是高兴,于是派人去迎他,不想阮籍已经回去了。蒋济非常生气,迁怒于王默。王默很是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阮籍的乡党亲属也都来劝喻,他不好再推托,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这是阮籍一生中的第一次出仕,这次出仕显然带有某种被迫的性质。
正始八年(247)前后,阮籍与王戎的父亲同时任尚书郎。阮籍病免尚书郎之后不久,又受曹爽的征辟,招为参军,阮籍婉言拒绝之。这是阮籍第二次出仕。(注:关于阮籍是否担任曹爽的参军,史书上有不同的记载,《晋书·阮籍传》的记载为:“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即阮籍没有做曹爽的参军。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写到“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这里参照《晋书》上面的记载。)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竹林时期
正始之后,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当今学术界通常把竹林七贤的学术思想活动时间称为“竹林时期”。
正始十年(249)四月改元嘉平,阮籍时年恰四十岁,阮籍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嘉平三年(251)是司马懿卒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嘉平六年(254)。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254),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第二年,即正元二年(255),司马师在讨伐丘俭、文钦时,因患目病而卒于军中。司马师之后,由其弟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可能就在这年,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司马昭很爽快地答应了,然而阮籍在东平任上只十余日就回来了。阮籍从东平返回京师洛阳后,马上又作了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他担任此职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甘露元年(256),也即正元三年(六月改元甘露),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步兵校尉一职,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但下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有亲近的关系;虽然是武职,但又下执兵权,不会给司马氏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所以后世通常称之为“阮步兵”。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被晋封位晋公,位相国,加九锡,这是司马昭正式实施其篡权的重要一步。按照例行公事,由曹魏傀儡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氏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当时阮籍担任步兵校尉之职,也被受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酒拟稿塞责。
阮籍死于景元四年(263)冬,也就是在他写了《劝进表》之后的一二个月,享年五十四岁。
《晋书·阮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