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村三首·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译文
成群的鸡正在乱叫,客人来时,鸡又争又斗。
把鸡赶上了树端,这才听到有人在敲柴门。
四五位村中的年长者,来慰问我由远地归来。
手里都带着礼物,从榼里往外倒酒,酒有的清,有的浊。
一再解释说:“酒味之所以淡薄,是由于田地没人去耕耘。
战争尚未停息,年轻人全都东征去了。”
请让我为父老歌唱,在艰难的日子里, 感谢父老携酒慰问的深情。
吟唱完毕,我不禁仰天长叹,在座的客人也都热泪纵横不绝,悲伤之至。
注释
1.正,一作“忽”。斗争,争斗;搏斗。一作“正生”。
2.柴荆,犹柴门,也有用荆柴、荆扉的。最初的叩门声为鸡声所掩,这时才听见,所以说“始闻”。按养鸡之法,今古不同,南北亦异。《诗经》说“鸡栖于埘”,汉乐府却说“鸡鸣高树颠”,又似栖于树。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谓“黄河流域养鸡,到唐代还一直有让它们栖息在树上的,所以杜甫诗中还有‘驱鸡上树木’的句子”。按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末云“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在潼关附近,属黄河流域,诗作于将晓时,而云“庭树鸡鸣”,尤足为证。驱鸡上树,等于赶鸡回窝,自然就安静下来。
3.问,问遗,即带着礼物去慰问人,以物遥赠也叫做“问”。父老们带着酒来看杜甫,所以说“问我”。
4.榼(kē),酒器。浊清,指酒的颜色。
5.苦辞酒味薄,是说苦苦地以酒味劣薄为辞。苦辞,就是再三地说,觉得很抱歉似的,写出父老们的淳厚。下面并说出酒味薄的缘故。苦辞、苦忆、苦爱等也都是唐人习惯语,刘叉《答孟东野》诗:“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都不含痛苦或伤心的意思。苦,一作“莫”。黍(shǔ),黍子。
6.兵革,一作“兵戈”,指战争。童,一作“郎”。
7.请为父老歌,一来表示感谢,二来宽解父老。但因为是强为欢笑,所以“歌”也就变成了“哭”。“艰难”句就是歌词。“艰难”二字紧对父老所说的苦况。来处不易,故曰艰难。惟其出于艰难,故见得情深,不独令人感,而且令人愧。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品质对诗人的感化力量。
8.杜甫是一个“自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的诗人,这时又正作左拾遗,面对着这灾难深重的“黎元”,而且自己还喝着他们的酒,不得不叹,不得不仰天而叹以至泪流满面。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9-82&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66-168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使一度空前繁荣的大唐王朝元气大伤,更给天下百姓带来难以言喻的深重苦难。次年,长安陷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与平民百姓一样,不幸被战争的狂潮所吞噬,开始了辗转流离的生活,亲身体验了战祸的危害。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五月,刚任左拾遗不久的杜甫因上书援救被罢相的房琯,触怒肃宗,差点没砍掉脑袋,但从此肃宗便很讨厌他,闰八月,便命他离开凤翔。诗人此行从凤翔回鄜州羌村探望家小,这倒给诗人一个深入民间的机会。杜甫回羌村前已有十多个月没和家里通音信了,由于兵荒马乱,情况不明,传说纷纭,杜甫当时的心情十分焦虑。乱离中的诗人历尽艰险,终于平安与家小相聚,此事令他感慨万千,于是写下了著名的组诗《羌村》三首。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63-465&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275-278
这第三首,叙述邻里携酒深情慰问及诗人致谢的情景。通过父老们的话,反映出广大人民的生活。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群鸡的争斗乱叫也是暗喻时世的动荡纷乱,同时,这样的画面也是乡村特有的。正是鸡叫声招来了诗人出门驱赶群鸡、迎接邻里的举动,“驱鸡上树木,始闻扣柴荆”,起首四句,用语简朴质实,将乡村特有的景致描绘了出来,而这种质朴,与下文父老乡邻的真挚淳厚的情谊相契合。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父老”说明了家里只有老人,没有稍微年轻的人,这位后文父老感伤的话张本,同时为下文的“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作铺垫“问”有问候、慰问之义,同时在古代还有“馈赠”的进一步含义,于是又出现“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两句,乡亲们各自携酒为赠,前来庆贺杜甫的生还,尽管这些酒清浊不一,但体现了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地表示歉意,并说明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连年战祸,年轻人都被被征上了前线,由此体现出战乱的危害,短短四句,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折射出“安史之乱”的全貌,这首诗也由此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
最后四句写诗人以歌作答,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父老乡邻的关怀慰问令诗人万分感动,为表示自己的谢意,诗人即兴作诗,以歌作答。“愧”字含义丰富,既有“惭愧”意,又有“感激”、“感谢”意,而“惭愧”和“愧疚”的成分更多一些。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结局两句将诗情推向极至,“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长歌当哭,义愤填膺,悲怆感慨之情骤然高涨。“百虑”化作长歌咏叹,这一声长叹意味深长,饱含无奈和痛楚,诗人对国事家事的沉痛忧虑让四座乡邻大受感染,产生共鸣,举座皆是涕泪纵横。听者与歌者所悲感者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源皆由是安史之乱引发。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它能代表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爱国志士的心声。杜甫的诗人形象在作品中已经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纵横”之泪是感时局伤乱世之泪,是悲国破悼家亡之泪,组诗潜藏着的情感暗流在结尾处如破堤之水奔涌而出,悲怆之情推倒了最高点,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的《羌村》三首与“三吏”、“三别”等代表作一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虽然作品讲述的只是诗人乱后回乡的个人经历,但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亲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的场面,绝不只是诗人一家特有的生活经历,它具有普遍意义。这组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妻离子散,具有浓烈的“诗史”意味。
在艺术上,诗人熔叙事、抒情、写景于一炉,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运用今昔对比,高度概括等手法,表达了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怀,集中体现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三章诗不仅在形式上连绵一体,而且很好地引导读者进行联想和想象,使得这组诗的意蕴超越了其文字本身而显得丰富深厚。杜甫的《羌村》三首用诗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反映出安史之乱的严重危害,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诗文功底。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63-465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七年(748年)秋,杜甫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
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4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广德三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6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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