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春愁
香冷金炉,梦回鸳帐余香嫩。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
消瘦休文,顿觉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
香冷金炉,梦回鸳帐余香嫩。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
消瘦休文,顿觉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
婉约词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深沉委婉的思绪,心灵的潜流,虽窄却深。高度的物质文明陶冶了文人细腻的感受,时代的阴影又使得有宋一代文学带上了哀怨的色彩,而词这种艺术表现形式自身积淀的审美标准也影响了词作者命题和立意。所以,作为一代中兴名相的赵鼎,也将这首“春愁”词也写得婉约低回,那么此词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词的上片写春梦醒来独自愁。“香冷金炉,梦回鸳帐馀香嫩。”这两句说的是,金炉中,香已冷,绣着鸳鸯的帐惟低垂着,一切都是那么闲雅,那么静谧,那么温馨。一个“嫩”字以通感的手法写出了余香之幽微,若有若无。但这种宁静而温馨的环境又似乎处处暗含着一种无可排解的孤独和感时伤怀的愁绪,这愁绪犹如那缕缕余香,捉摸不到,又排遣不去。
“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这说的是午梦醒来,愁绪不散,欲说梦境,又无人相慰相问。“恨”以“一枕”修饰,犹如用“一江”、“一舟”来修饰“愁”,化抽象为具体事物,组接无理而化合巧妙。梦中的追寻越是迫切,醒来的失望就越发浓重。至于这恨,所指到底是什么,词人没有讲明,也无须讲明,这是因为这是一种无所不的闲愁闲恨,是一种泛化了的苦闷,这恨中蕴含的既有时代的忧郁,也有个人的愁绪。伤春愁春只是此词的表层含义,人生的喟叹,世事的忧虑,才是此词的深层含义。
下片以“消瘦休文”自比。沈约病中日益消瘦,以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故此后人常以“沈腰”来比喻消瘦。“顿觉春衫褪”以夸张的手法突出“消瘦”的程度。“春衫裉”即春衫宽。这两句说的是衣服觉宽,人儿憔悴、苦涩之中有着执着。“顿”字以时间之短与衣衫之宽的对比突出消瘦之快,“顿”还有惊奇、感叹、无奈等复杂感情。
“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东风紧。”这三句以景作结,含不尽之意。这三句说的是清明已近,那闹春杏花已吹落殆尽,春色将老“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这种冷清的境界里,作者独立无语,不觉又是黄昏,顿感东风阵阵夹寒意。
清明时节多风雨,若再有风雨夜过园林,无多春色还能留几分呢?东风带来春雨,催开百花,然而东风又吹老园林,送走春色,所以宋人常有“东风恶”之语。“薄暮东风紧”写的是眼前之景,暗含的却是担忧明日春色将逝之情。一个“紧”字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既写出了东风紧吹的力度,又写出了作者“一任罗衣贴体寒”,守住春光不放的深情。
这首词属于婉约派词作,但婉而不弱,约而不晦。譬如词的结尾,写的是日暮花落之景。词人伤春惜花,守至日暮,依然不愿去,虽无可奈何又依依不舍,惋叹之中又有着坚韧,婉约之中犹有筋骨。词的语言含蓄有味而通俗易懂,虽到口即消却耐人寻味。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今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惟见两翁还。一丘孤冢寄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日复三关?”这是胡铨悼念赵鼎时所作的《哭赵鼎》一诗。
在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有一处荒废的古迹——“盛德堂”,据光绪《崖州志》收录的《盛德堂记》一文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被贬至吉阳军(即今三亚)后,曾经在此谪居3年,直至1147年绝食身亡;与其志同道合的抗金主帅胡铨于1148年被贬到此,也在这里寓居达8年之久。“盛德堂”是唐代宰相裴度后人的私宅,其得名于胡铨1156年遇赦离开前题写的“盛德堂”匾额。
铁骨铮铮九死不悔
翻阅《宋史·赵鼎传》,但觉其人其事就如死后的谥号——“忠简”,这位四岁丧父,全赖母亲抚养教育,精通经史百家学问的南宋宰相,不但精忠报国,而且敢于直谏,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王俞春先生说:“赵鼎直言不讳的个性,加上奸臣小人的诋毁陷害,导致了他个人政治命运的沉浮多变,在宋高宗赵构执政期间,赵鼎时而被擢升,时而被降职,连宰相都是二度出任''.湖栦安平义君姚丹萍先生说;赵鼎与文天祥都大宋忠贞宰柤''。
1138年,南宋朝廷迫于金国的军事压力,很多人都主张割地求和,但赵鼎坚决反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卖国行径,遭到了秦桧的忌恨。秦桧当上宰相后,对赵鼎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行为,他不断捏造罪名,将赵鼎一贬再贬,最后流放到吉阳军。
被贬吉阳军后,赵鼎在上给朝廷的谢表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看后,不得不感慨:这老头还是像以前一样倔强!
在吉阳军的3年时间中,赵鼎深居简出,门人故吏都不敢过问,只有广西帅张宗元偶尔给他送些醪米。秦桧知道后,专门派人监视赵鼎的一言一行,要求吉阳军每月都要向他汇报赵鼎的生死情况,逼死赵鼎的野心昭然若揭。于是,赵鼎派人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他带病写好自己的 “铭旌”,并在遗言中嘱咐儿子乞旨归葬,然后绝食而亡。
“铭旌”是古代人死后由当地官员、名人或族长来书写的,一般要写上死者的官衔、谥号和姓名,但赵鼎却在死前自己写好,且不写个人的官衔、谥号和姓名,只是写下两句话:“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箕尾”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二星,相传辅佐商王武丁中兴的名相傅说死后,灵魂骑跨在箕宿和尾宿之间,后人便把“骑箕尾”指代国家重臣之死。
赵鼎在“铭旌”中以殷商名相傅说自比,可惜壮志未酬,便已抱恨归天。后来,爱国诗人陆游读到这两句话时慨叹道:“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天涯万里,海上三年。”
《宋史》记载了赵鼎死后第二年,便得旨归葬。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旧县村北面有座 “赵鼎衣冠冢”,2005年清明节前,当地村民还自发为赵鼎修葺墓地,并重立墓碑以示纪念。赵鼎在海南的贬所本为“吉阳军”,也就是今天的三亚,死后为何葬在今天的昌江县,即当时的“昌化军”境内?这一直是海南史学界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王俞春说,当年赵鼎谪居的“盛德堂”的主人是裴度的十五世孙裴闻义,裴闻义之所以接纳赵鼎,一是因为他敬重赵鼎的为人,二是因为他们的祖籍都是山西闻喜县,所以才敢冒着得罪秦桧的危险让赵鼎住下;裴闻义当时还是昌化知军,赵鼎死后,被葬在昌化军辖地,完全在情理之中。裴闻义在赵鼎自身难保,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特殊历史时期,不求自保而顾念同乡情谊,着实难能可贵。
在三亚期间,赵鼎曾写下了不少诗词,其中的《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声音。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道出了赵鼎的去国怀乡之情,也难怪他想要死后归葬内地了。
谪居水南三年,赵鼎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秦桧爪牙的严密监控,身不由己,纵然他想为当地父老乡亲做些实事好事也难以实现。但赵鼎的心却是自由的,他曾写下《行香子》一词:“草色芊绵,雨点阑斑。糁飞花,还是春残。天涯万里,海上三年。试倚危楼,将远恨,卷帘看。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山禽飞去,榕叶生寒。到黄昏也,独自个,尚凭阑。”
从“天涯万里,海上三年”一句可以看出,作词时赵鼎已经在三亚呆了三年,离他绝食自尽的时日已然不远。作为一名不是囚犯却胜似囚犯的贬官,赵鼎孤独、落寞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春来春去,对他而言,都是凄凉。
浩然正气后世称颂
王俞春告诉记者,在赵鼎还是一名“右司谏”(对朝政进行规谏讽议的小官)的时候,他就大胆进谏,发表个人意见,并基本上都得到宋高宗的采纳实施,将他升迁为“殿中侍御史”;这时朝中有人提出异议,说直接从“司谏”升为“殿中”,那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高宗说:“鼎在言路极举职,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
由于宋高宗使用了赵鼎这样的忠臣和能臣,使得宋王朝从“靖康之变”中转危为安,在偏安的尴尬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纵观《宋史》中赵鼎的传记,宋高宗对他的赞誉之词十分中肯:“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赵鼎两为相,于国有大功,再赞亲征皆能决胜,又镇抚建康,回銮无患,他人所不及也。”宋高宗处理军国要事,发布诏书,也多由赵鼎先行起草。
难怪《宋史》给予赵鼎很高的评价:“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云。”
即使如此,宋高宗还是受到奸佞之臣的蛊惑,最终轻信秦桧之流对赵鼎的诽谤,将赵鼎“斥逐远徙”,魂断天涯,实在让时人和后人扼腕痛惜。王俞春说:“其实,秦桧当道之时,打压和迫害了一大批忠义之士,其中被流贬到海南岛的除了赵鼎、胡铨、李纲和李光,还有兵部侍郎王居正和岳飞的部将于鹏等人。”
赵鼎身后,海南人一直没有遗忘这位忠直的宋代宰相,而是对他景仰有加。康熙年间,崖州地区就将他与李德裕、胡铨等人一起祀入“五贤祠”;后来,府城的“五公祠”也是为了缅怀赵鼎等人而建。
明代临高才子王佐曾写过四首七律,分别吊唁南宋期间的“海外四逐客”李纲、赵鼎、胡铨和李光,其中一首为《赵忠简公鼎》:“身骑箕尾壮山河,气作中原胜概多。立赞建康开左纛,左挥羯虏倒前戈。孤忠惟有皇天在,万口莫如国是何?直待崖州沧海涸,英雄遗恨始消磨。”
前人已逝,刚性尚存,赵鼎的到来和离去,都为天涯热土留下了浩然正气。可是他的非正常死亡,他的英雄遗恨,何时能够消失殆尽呢?
王俞春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赵鼎是个悲剧人物,但他的浩然正气却为后世所称颂;他被流放天涯,无疑提升了海南尤其是三亚的知名度,为三亚的历史注入了人文底蕴,对今天三亚旅游业的开发也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