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0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我们知道,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着重写自己现在知愁。作者处处注意同上片进行对比,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辛弃疾的这首词,通过“少年”、“而今”,无愁、有愁的对比,表现了他受压抑排挤、报国无门的痛苦,是对南宋统治集团的讽刺和不满。在艺术手法上,“少年”是宾,“而今”是主,以昔衬今,以有写无,以无写有,写作手法也很巧妙,突出强调了今日的愁深愁大,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0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淳熙七年(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宋史·辛弃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