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送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译文
唱完了《阳关》曲泪却未干,视功名为馀事(志不在功名)而劝加餐。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
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伤,聚会才使人欢颜?江头风高浪急,还不是十分险恶,而人间行路却是更艰难。
注释
⑴唱彻《阳关》:唱完送别的歌曲。 彻,完;《阳关》,琴歌《阳关三叠》。
⑵馀,多余;加餐,多吃饭。
⑶无穷:无尽,无边。
⑷今古,古往今来;般,种。
⑸只应,只以为,此处意为“岂只”。
⑹未是:还不是。
⑺别有:更有。
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1496-1499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
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1496-1499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
一接却正话反说:“功名馀事且加餐”。“功名”,指官爵。张华《答何劭》诗:“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视功名为“馀事”,或者说“志不在功名”,在封建社会真如凤毛麟角。
前结“浮天”二句,以景映情,烘托点染。先写江中之水: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后写空中之云: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埯埋了一半。正是“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下引宋征壁语)。而“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这样,把行色的凄凉况味,推上一个高层次。“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蕴含了作者离别时的凄凉伤感之情以及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作者借景抒情,先写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后写空中之云,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埯埋了一半,而情感蕴含其中,真是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后结仍扣紧送人题意:“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江头风高浪急,十分险恶,但哪有人间行路难呢?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今不存。南朝宋鲍照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一作十九首),多述个人不为世用,或针砭社会现实。这两句托意深刻,正应辛弃疾的身世遭遇并包容如今带湖闲居种种生活的体验在内。一首五十六个字的《送人》小词,写得这样内蕴丰富,寄情高远,绝少“黯然销魂”情绪,“英雄感怆,有在长情之外”(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由此词正可悟出。下阙表达了这样两层新意:一是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千件万般,不止是只有生离死别,还有国家大事;二是作者以江头风波险恶突显人间行路之难,世事之险。
词开篇即述离情。唐代诗人王维有七绝《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入乐府,以为送别。李东阳《麓堂诗话》曰:“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通称《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这里把送别场面凝缩成“唱彻”(唱毕)而“泪未干”,展示出形象的凄苦情状。一接却正话反说:“功名余事且加餐”。“功名”,指官爵。张华《答何劭》诗:“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视功名为“余事”,或者说“志不在功名”,在封建社会真如凤毛麟角。辛弃疾“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的《鹧鸪天》词云:“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簇拥千军万马,突破重围渡江投奔大宋朝廷,固是爱国壮举,又何尝不是为了功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在封建社会里,是互相联系的。换言之,只有“达”,才能“兼善天下”。所以视功名为余事而劝加餐,处于“国仇未报壮士老”(陆游诗句)的具体历史情况下,这里旷达的成分不多,更多的是激愤,是反语,是色荏内厉的。
下片宕开,从久远的历史长河来作论述:“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古往今来使人愤恨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别使人悲哀?聚会才使人欢乐吗?无论“离”,无论“合”毕竟都是个人间的事,它们只是“今古恨”的一种,言外之意是国家的分裂,人民的苦难,较之个人的悲欢离合,是更值得关注的事!用“只应”诘问句更力重千钧。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淳熙七年(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宋史·辛弃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