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此词可分三层。
上片为第一层,由江行沿途所见山川引起怀昔游,痛惜年华之意。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川秀美,辛弃疾南归之初,自乾道元年至三年,曾漫游吴楚,行踪遍及大江南北,对这一带山水是熟悉的。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此后出任地方官,调动频繁,告别山水长达十年。此时复见眼中川“都似旧时相识”了。“溪山”曰“过眼”,看山却似走来迎,这是江行的感觉。“怪”是不能认定的惊疑感,是久违重逢的最初的感触。往事虽“还记得,却模糊、记不真切,真象一场旧梦。
“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梦中”云者不仅有烘托虚实之妙,也是心理感受的真实写照,这种恍惚的神思,乃是多年来雄心壮志未得实现。业已倦于宦游的结果。反复玩味以上数句,实已暗伏“尘劳”、觉非之意。官场之上,往往如山水一般旧曾相识虚如幻梦不如远离,同时也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召唤,来自大自然的召唤。所以,紧接二句写道:“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要探山川之胜,就得登攀,“携杖”、着“屐”(一种木底鞋)是少不了的。
《世说新语·雅量》载阮孚好屐,尝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两)屐?”意谓人生短暂无常,话却说得豁达幽默。此处用来稍变其意,谓山川佳处常在险远,不免多穿几双鞋,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结尾几句就对照说来,“笑尘劳、三十九年非”乃套用蘧伯玉(春秋时卫国大夫)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的话(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作者当时四十岁,故这样说。表面看,这是因虚度年华而自嘲,其实,命运又岂是自己主宰得了的呢。“长为客”三字深怀忧愤,语意旷达中包含沉郁。实为作者于四十年年来之感慨,年已四旬,南归亦久,但昔日的志愿,却无一件得以实现,感慨,今是昨非,一生劳碌,原来“长为客”无丝毫是自己左右的。
这片六句另起一意为第二层,由山川地形而引起对古代英雄事迹的追怀。扬州上游的豫章之地,历来被称作吴头楚尾。“吴楚地,东南坼”化用杜诗(《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表现江行所见东南一带景象之壮阔。如此之山川,使作者想到三国英雄,尤其是立足东南北拒强敌的孙权,最令他钦佩景仰。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志。先主传》)而孙权堪与二者鼎立。此处四句写地灵人杰,声情激昂,其中隐含作者满腔豪情。“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二句有慨叹,亦有追慕。恨不能起古人于九泉而从之的意味,亦隐然句中。
结尾数句为第三层,是将以上两层意思汇合起来,发为更愤激的感慨。“楼观才成人已去”承上怀古,用苏轼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送郑户曹》)意,这里是说吴国基业始成而孙权就匆匆离开人间。“旌旗未卷头先白”承前感伤,由人及己,“旌旗”指战旗,意言北伐事业未成,自己的头发却先花白了。
综此二者,于是词人得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人间哀乐从来循环不可琢磨(“转相寻”),“今犹昔”。这结论颇带宿命色彩,乃是作者对命运无法解释的解释。更是作者对命运不如已愿,人事多乖的感叹。
词中一方面表示倦于宦游——“笑尘劳、三十九年非”,另一方面又追怀古代英雄业绩,深以“旌旗未卷头先白”为憾,反映出作者当时矛盾的心情。虽是因江行兴感,词中却没有着重写景,始终直抒胸臆;虽然语多含蓄,却不用比兴手法,纯属直赋。这种手法与词重婉约、比兴的传统是完全不同的。但由于作者是现实政治感慨与怀古之情结合起来,指点江山,纵横议论,抒胸中郁闷,驱使古人诗文于笔端,颇觉笔力健峭,感情弥满。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自具兴发感人力量。
早年经历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起义反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南下地方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淳熙七年(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
人生起落
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5年)春,瓢泉园林式庄园建成。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同年秋,辛弃疾生平所有的各种名衔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这些词句表现了辛弃疾对瓢泉山水风物一往情深。
壮志未酬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先后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辛弃疾怀着满腔忧愤回瓢泉。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宋史·辛弃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