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归楼·三

——(清代李渔十二楼

  死别胜生离从容示诀 远归当新娶忽地成空

  宋朝纳币之例,起于真宗年间,被金人侵犯不过,只得创下这个陋规。每岁输银若干,为犒兵秣马之费,省得他来骚扰。

  后来逐年议增,增到徽宗手里,竟足了百万之数。起先名为岁币,其实都是银两。解到后来,又被中国之人教导他个生财之法,说布帛出于东南,价廉而美,要将一半银子买了纻段布匹,他拿去发卖,又有加倍的利钱。

  在宋朝则为百万,到了金人手里,就是百五十万。起先赍送银两,原是一位使臣,后来换了币帛,就未免盈车满载,充塞道途,一人照管不来,只得分而为二,赍金者赍金,纳币者纳市。又怕银子低了成色,币帛轻了分两,使他说长道短,以开边衅,就着赍金之使预管征收,纳币之人先期采买。是他办来,就是他送去,省得换了一手,委罪于人。

  初解币帛之时,金人不知好歹,见货便收,易于藏拙。纳币的使臣倒反有些利落。刮浆的布匹、上粉的纱罗,开了重价蒙蔽朝廷,送到地头就来复命,原是一个美差,只怕谋不到手。

  谁想解上几遭,又被中国之人教导他个试验之法,定要洗去了浆,汰净了粉,逐匹上天平弹过,然后验收,少了一钱半分,也要来人赔补。赔到后来,竟把这项银两做了定规,不论货真货假,凡是纳币之臣,定要补出这些常例。常例补足之后,又说他蒙蔽朝廷,欺玩邻国,拿住赃证,又有无限的诛求。所以纳币之臣赔补不起,只得留下身子做了当头,淹滞多年,再不能够还乡归国。这是纳市的苦处。至于赍金之苦,不过因他天平重大,正数之外要追羡余,虽然所费不赀,也还有个数目。

  只是金人善诈,见他赔得爽利,就说家事饶余,还费得起,又要生端索诈。所以赍金之臣,不论贫富,定要延捱几载,然后了局,当年就返者,十中不及二三。

  段、郁二人奉了这两个苦差,只得分头任事,采买的前去采买,征收的前去征收。到收完买足之后,一齐回到家中,拜别亲人,出使异国。

  郁子昌对着围珠,十分眷恋,少不得在枕上饯行,被中作别,把出门以后、返棹以前的帐目,都要预支出来,做那一刻千金的美事。又说自己虽奉苦差,有嫡亲丈人可恃,纵有些须赔补,料他不惜毡上之毫,自然送来接济。多则半年,少则三月,夫妇依旧团圆,决不像那位连襟,命犯孤鸾,极少也有十年之别。 绕翠见丈夫远行,预先收拾行装,把十年以内所用的衣裳鞋袜都亲手置办起来,等他采买回家,一齐摆在面前,道:“你此番出去,料想不是三年五载,妻子鞋弓袜小,不能够远送寒衣,故此窃效孟姜女之心,兼仿苏蕙娘之意,织尽寒机,预备十年之用。烦你带在身边,见了此物,就如见妻子一般。

  那线缝之中,处处有指痕血迹,不时想念想念,也不枉我一片诚心,”说到此处,就不觉涕泗涟涟,悲伤欲绝。段玉初道:“夫人这番意思,极是真诚,只可惜把有用的工夫都费在无用之地!我此番出去,依旧是死别,不要认作生离。以赤贫之士奉极苦之差,赔累无穷,何从措置?既绝生还之想,又何用苟延岁月?少不得解到之日就是我绝命之期,只恐怕一双鞋袜、一套衣裳还穿他不旧,又何必带这许多!就作大限未满,求死能不,也不过多受几年困苦,填满了饥寒之债,然后捐生。岂有做了孤臣孽子,囚系外邦,还想丰衣足食之理!孟姜女所送之衣,苏蕙娘织之锦,不过寄在异地穷边,并非仇邦敌国。纵使带去,也尽为金人所有,怎能够穿得上身?不如留在家中,做了装箱迭笼之具,后来还有用处也未可知。”绕翠道:“你既不想生还,留在家中也是弃物了,还有什么用处!”段玉初欲言不言,只叹一口冷气。绕翠就疑心起来,毕竟要盘问到底。

  段玉初道:“你不见《诗经》上面有两句伤心话云‘宛其死矣,他人人室。’我死之后,这几间楼屋里面少不得有人进来;屋既有人住,衣服岂没人穿?留得一件下来,也省你许多辛苦,省得千针万线又要服侍后人,岂不是桩便事!”绕翠听了以前的话,只说他是肝膈之言,及至听到此处,真所谓烧香塑佛,竟把一片热肠付之冷水,不由她不发作起来,就厉声回复道:“你这样男子,真是铁石心肠!我费了一片血诚,不得你一句好话,倒反谤起人来。怎见得你是忠臣,我就不是节妇!既然如此,把这些衣服都拿来烧了,省得放在家中,又多你一番疑虑!”说完之后,果然把衣裳鞋袜迭在一处,下面放了柴薪,竟像人死之后烧化冥衣地一般,不上一该时辰,把锦绣绮罗变成灰烬。段玉初口中虽劝,叫她不要如此,却不肯动手扯拽,却像要他烧化、不肯留在家中与别人穿着的一般。

  绕翠一面烧,一面哭,说:“别人家的夫妇,何等绸缪!

  目下分离,不过是一年半载,尚且多方劝慰,只伯妻子伤心。

  我家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并无一句钟情的话,反出许多背理之言,这样夫妻,做他何用!”段玉初道:“别人修得到,故此嫁了好丈夫,不但有情,又且有福,不至于死别生离。你为什么前世不修,造了孽障,嫁着我这寡情薄福之人,但有死灾,并无生趣?也是你命该如此。若还你这段姻缘不改初议,照旧嫁了别人,此时正好绸缪,这样不情的话何由入耳?都是那改换的不是,与我何干!焉知我死之后不依旧遂了初心,把娥皇女英合在一处,也未可知。况且选妃之诏虽然中止,目下城门大开,不愁言路不闭。万一皇上追念昔人,依旧选你入宫,也未见得。这虽是必无仅有之事,在我这离家去国的人,不得不虑及此。夫人听了,也不必多心,古语道得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若还你命该失节,数合重婚,我此时就着意温存,也难免红丝别系;若还命合流芳,该做节妇,此时就冲撞几句,你也未必介怀。或者因我说破在先,秘密的天机不肯使人参透,将来倒未必如此,也未见得。”说完之后,竟去料理轻装,取几件破衣旧服迭入行囊,把绕翠簇新做起、烧毁不尽的,一件也不带。又把所住的楼房增上一个匾额,题曰“鹤归搂”,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故事,以见他决不生还。 出门的时节,两对夫妻一同拜别。郁子昌把围珠的面孔看了又看,上马之后还打了几次回头,恨不曾画幅小像带在身边,当做观音大士一般,好不时瞻礼。段玉初一揖之后,就飘然长往,任妻子痛哭号啕,绝无半点凄然之色。

  两个风餐水宿,带月披星,各把所赍之物解入邻邦。少不得金人验收,仍照往年的定例,以真作假,视重为轻,要硬逼来人赔补。段玉初道:“我是个新进书生,家徒四壁,不曾领皇家的俸禄,不曾受百姓的羡余,莫说论万论千,就是一两五钱,也取不出。况且所赍之货,并无浆粉,任凭洗濯。若要节外生枝,逼我出那无名之费,只有这条性命,但凭贵国处分罢了。”金人听了这些话,少不得先加凌辱,次用追比,后设调停,总要逼他寄信还乡,为变产赎身之计。

  段玉初立定主意,把“安穷”二字做了奇方。又加上一个譬法当做饮子:到了五分苦处,就把七分来相比,到了七分苦处,又把十分来相衡。觉得阳世的磨折究竟好似阴间,任你鞭笞夹打,痛楚难熬,还有“死”字做了后门,阴间是个退步。

  到了万不得已之处,就好寻死。既死之后,浑身不知痛痒,纵有刀锯鼎镬,也无奈我何。不像在地狱中遭磨受难,一死之后不能复死;任你扼喉绝吭,没有逃得脱的阴司,由他峻罚严刑,总是避不开的罗刹。只见活人受罪不过,逃往阴间;不见死人摆布不来,走归阳世。想到此处,就觉得受刑受苦,不过与生疮害疖一般,总是命犯血光,该有几时的灾晦;到了出脓见血之后,少不得苦尽甜来。他用了这个秘诀,所以随遇而安,全不觉 有拘挛桎梏之苦。

  郁子昌亏了岳父担当,叫他:“凡有欠缺,都寄信转来,我自然替你赔补。”郁子昌依了此言,索性做个畅汉,把上下之人部贿赂定了,不受一些凌辱。金人见他肯用,倒把好酒好食不时款待他,连那没人接济的连襟,也沾他些口腹之惠。不及五月,就把欠帐还清,别了段玉初,预先回去复命。

  宋朝有个成规,凡是出使还朝的官吏,到了京师不许先归私宅,都要面圣过了,缴还使节然后归家。郁子昌进京之刻还在巳牌,恰好徽宗坐朝,料想复过了命正好回家。古语道得好:“新娶不如远归。”那点追欢取乐的念头,比合卺之初更加激切,巴不得三言两语回过了朝廷,好回去重偕伉俪。不想朝廷之上为合金攻辽一事,众议纷纷,委决不下。徽宗自辰时坐殿,直议到一二更天,方才定了主意。定议之后,即便退朝,纵有紧急军情,也知道他倦怠不胜,不敢入奏,何况纳市还朝是桩可缓之事。郁子昌熬了半载,只因灾星未退,又找了半夜的零头,依旧宿在朝房,不敢回宅。倒是半载易过,半夜难熬,正合着唐诗二句:似将海水添宫漏,并作铜壶一夜长。

  围珠听见丈夫还朝,立刻就要回宅,竟是天上掉下月来,哪里欢喜得了!就去重熏绣被,再熨罗衾,打点这一夜工夫,要叙尽半年的阔别。谁想从日出望起,望到月落,还不见回来,不住在空阶之上走去走来,竟把三寸金莲磨得头穿底裂。及至次日上午登楼而望,只见一位官员,簇拥着许多人马,摇旗呐喊而来。只说是过往的武职,谁想走到门前,忽然住马。围珠定睛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丈夫。如飞赶下楼来,堆着笑容接见。 只说他久旱逢甘,胜似洞房花烛,自然喜气盈腮。不想见了面,反掉下恐惶泪来。问他情由,只是哽哽咽咽,讲不出口。

  原来复命的时节,又奉了监军督饷之差,要他即日登程,不许羁留片刻,以误师期。连进门一见,也是瞒着朝廷,不可使人知道的。

  这是什么缘故?只因他未到之先,金人有牒文赍到,要与宋朝合父攻辽。宋朝主意不定,担搁了几时。金人不见回话,又有催檄递来,说:“贵国观望不前,殊失同仇之义。本朝不复相强,当移伐辽之兵转而伐宋,即欲仍遵前约,不可得矣。”

  徽宗见了,不胜悚惧,所以穷日议论,不能退朝,就是为此。

  郁子昌若还迟到一日,也就差了别人。不想冤家凑巧,起先不能决议,恰好等他一到,就定了出师之期。领兵的将帅,隔晚已经点出,单少赍饷官一员,要待次日选举。郁子昌擅娶国妃。

  原犯了徽宗之忌,见他转来得快,依旧要眷恋佳人,只当不曾离别;故此将计就计,倒说他纳币有方,不费时日,自能飞挽接济,有稗军功。所以一差甫完,又有一差相继,再不使他骨肉团圆。

  围珠得了此信,把一副火热的心肠激得冰冷,两行珠泪竟做了三峡流泉,哪里倾倒得住!扯了丈夫的袖子,正要说些衷情,不想同行的武职一齐哗噪起来,说:“行兵是大事,顾不得儿女私情。哪家没有妻子,都似这等留连,一个耽迟一会儿,须得几十个日子才得起身!恐怕朝廷得知,不当稳便!”郁子昌还要羁迟半刻,扯妻子进房,略见归来的大意;听了这些恶声,不觉高兴大扫,只好痛哭一场,做出《苦团圆》的戏文,就是这等别了。临行之际,取出一封书来,说是姨丈段玉初寄回来的家报,叫围珠递与绕翠。

  绕翠得书,不觉转忧作喜。只说丈夫出门,为了几句口过,不曾叙得私情,过后追思,自然懊悔;这封家报,无非述他改过之心,道他修好之意。及至折开一看,又不如此,竟是一首七言绝句。其诗云:“文回锦织倒妻思,断绝恩情不学痴。云雨赛欢终有别,分时怒向任猜疑。”

  绕翠见了,知道他一片铁心,久而不改,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寡情的男子!况且相见无期,就要他多情也没用,不如安心乐意做个守节之人,把追欢取乐的念头全然搁起。只以纺绩治生,趁得钱来,又不想做人家,尽着受用。过了一年半载,倒比段玉初在家之日肥胖了许多。不像那丈夫得意之人,终日愁眉叹气,怨地呼天,一日瘦似一日,浑身的肌骨竟像枯柴硬炭一般,与“温香软玉”四个字全然相反。

  却说郁子昌尾了大兵料理军饷一事,终日追随鞍马,触冒风霜,受尽百般劳苦。俗语云:“少年子弟江湖老。”为商做客的子弟尚且要老在江湖,何况随征遇敌的少年,岂能够仍其故像?若还单受辛勤,只临锋镝,还有消愁散闷之处,纵使易衰易老,也毕竟到将衰将老之年那副面容才能改变;当不得这位少年,他生乎不爱功名,只图快乐,把美妻当了性命,一时三刻也是丢不下的。又兼那位妻子极能体贴夫心,你要如此,她早已如此;枕边所说的话,被中相与之情,每一想起,就令人销魂欲绝。所以郁子昌的面貌,不满三年就变做苍然一叟,髭须才出就白起来。纵使放假还乡,也不是当年娇婿,何况此时的命运还在驿马星中,正没有归家之日。

  攻伐不只一年,行兵岂在一处。来来往往,破了几十座城池,方才侥幸成功,把辽人灭尽。班师之日,恰好又遇着纳币之期,被一个仰体君心的臣子知道,此人入朝必为皇上所忌,少不得又要送他出门,不如在未归之先假意荐他一本,说:“郁廷言纳币有方,不费时日,现有成效可观。又与金人相习多年,知道他的情性。不如加了品级,把岁币一事着他总理,使赍金纳币之官任从提调,不但重费可省,亦能使边衅不开。

  此本国君民之大利也。”此本一上,正合着徽宗吃醋之心,就当日下了旨意,着吏部写敕,升他做户部侍郎,总理岁币一事:“闻命之后,不必还朝,就在边城受事。告竣之日,另加升赏。”

  郁子昌见了邸报,惊得三魂入地,七魄升天,不等敕命到来,竟要预寻短计。恰好遇着便人与他一封书札,救了残生。

  这封书札是何人所寄,说的什么事情,为何来得这般凑巧?

  再看下回,就知端的。

《十二楼》
十二楼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李渔著的一本章回体白话短篇小说集,共十二卷,每卷各有一情节独立的故事,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一座楼阁,人物命运和情节的展开也与楼有关,故全书命名为《十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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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简介

综述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后获得乔、王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调教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1672、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说起李渔,一开始几乎是几个男人之间的谈资,稍稍有点隐私,关于如何挑选女人、关于《金瓶梅》的版本,诸如此类,以为都是秘不示人的。可是后来发现,喜欢李渔的人越来越多,不仅男人喜欢,连女人也很欣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喜欢李渔,几乎出于男人的本能。因为李渔是一个热爱生活,并且生活得很艺术的人。而且他能够把生活的经验又很艺术地写成书,这也是他高出许多风流才子的地方。林语堂在谈到《闲情偶寄》这本书时说:“李笠翁的著作中,又一个重要部分,时专门研究生活乐趣,时中国人生活艺术的袖珍指南,从住室与庭院、室内装饰、界壁分隔到妇女梳妆、美容、烹调的艺术和美食的系列。富人穷人寻求乐趣的方法,一年四季消愁解闷的途径、性生活的节制、疾病的防治……”


  李渔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

贫寒家世


  夏李村(下李村)距兰溪县城约五十华里,有四五百户人家全部姓李,其始祖唐时由福建长汀徙居浙江寿昌,南宋时迁移到兰溪夏李。相传,李渔家世贫寒,住在夏李伊山头的一间破旧祠堂里。


  父亲李如松长年在江苏如皋做药材生意,难得回来,母亲在村里做“烧镬娘(女帮工)”。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年),李渔母亲怀胎到了11个月上,肚子痛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分娩。到了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有个白发长老路过此地,他看了看产妇,又绕着房子转了一圈说,肚里的胎儿是“星宿降地”,住的这间小祠堂屋宇阴暗,按风水相学上说,地盘太轻,是载不住“星宿”的。经长老建议,大家把产妇抬到夏李村的总祠堂里,才得以顺产。长老说,这孩子不是凡胎,是“仙之侣,天之徒”,于是就取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李渔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几世贫寒的李家从此就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三迁有教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于外者几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苏如皋古城经营药材,有“冠带医生”头衔的李渔伯父李如椿在如皋城内的药铺也开得红红火火。李渔父亲李如松在李渔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如皋居住,以助其兄照顾生意。


  自幼聪颖的李渔,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的诗是:“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渔母亲学孟母“三迁教子”,将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一座“老鹳楼”里读书。但正当李渔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学有所成的时候,他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顶梁柱,全家人顿陷困境。
迫于生计,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参加科举考试,李渔决计扶柩回乡,回到故乡兰溪夏李村,这年,李渔十九岁。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约十华里的生塘徐村(今属水亭乡)徐氏女为妻,并白头偕老。李渔多次出游,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无后顾之忧。李渔在其作品中亲切地叫她“山妻”。


乡试落第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渔谋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


  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科场失利的沉重打击,他满腹牢骚,在寄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携琴野外投知已,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


  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李渔途中闻警返回兰溪。不久,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清朝的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已成风雨飘摇之势。国难当头,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此时的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这年的清明节,他在祭扫先慈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长歌当哭:“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甚为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八咏楼原名元畅楼,因齐梁时沈约的一首《元畅楼咏》而得名,唐代后改名,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南宋李清照曾登临此楼,并作《题八咏楼》。因为有了前人的名篇,后人便不敢轻易吟诗撰联。李渔当即作了“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三年后,清兵攻入金华,楼遭灾,联遭毁,李渔也被迫离开金华回到了兰溪。


归隐伊园


  清顺治三年(1646)8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渔归隐故乡,回夏李居住。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所到之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虽强烈不满,但为了保命,还是剃了,并自称为“狂奴”,奋笔写道:“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


  李渔自誉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的“先人墟墓边”,“新开一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即伊园)。伊园是李渔展示其园林技艺的最初杰作,园内经他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构筑有廊、轩、桥、亭等诸景,自誉可与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楼台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并写下《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篇咏之。“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他决定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山别业隐居终生,老死于此。在这之前,他还写过《归故乡赋》,里面写道:“至乃鸡犬欢迎,山川相识。农辍锄以来欢,渔投竿而相揖。骚朋韵执,索佳句于奚囊;逸叟闲夫,访新闻于异国。家无主而常扉,草齐腰而没膝。燕迁旧垒之巢,鹊喜新归之客。虫网厚兮如茧,蜗迹纷兮如织。书破蠹肥,花稀棘密。妻颜减红,亲发增白。幸犹归之及今,悔长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世莫予宗兮,盍归父母之邦。采兰纫佩兮,观瀔引觞。与鼎食而为萍为梗兮,宁啜菽而为梓为桑者也。”深感行迈之艰,字里行间表露出了归隐之意。


公益事业


  李渔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以他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此亭此联一直为后人传颂,被列为“中国十大过路凉亭”之一。


  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据《龙门李氏宗谱》载:“伊山后石坪,顺治年间笠翁重完固。彼时笠翁构居伊山之麓,适有李芝芳任金华府刑订厅之职,与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晓谕,从石坪处田疏凿起,将田内开凿堰坑一条,直至且停亭,复欲转湾伊山脚宅前绕过。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荫注,更欲乘兴驾舟为适情计也。”石坪坝后人誉为“李渔坝”。


  顺治八年(1651)李渔被推为宗祠总理,手订下李氏宗祠《祠约十三则》,又主持修了《龙门李氏宗谱》,深受村民敬重。这一年,李渔在一次兴修水利过程中介入了与生塘胡村的一场词讼之中,后因“胡姓刁诈,事不如愿,结讼中止”。此事使李渔萌发了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于是他写下《卖山券》,卖去自己悉心营造、终日游乐其间的伊园,举家移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萍寄武林


  李渔为其在杭州的寓所题名为“武林小筑”,并在此暂居下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虽美丽如画、胜似天堂,但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尽管有朋友的接济,但仍然举日维艰,穷途欲哭,处境十分尴尬。


  然而,李渔并没有气馁,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一段时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发现,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隐逸于市井间。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字”之路,开始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专业作家的创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数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六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不齿,视为末技,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场,被争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


  李渔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一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努力发现“前人未见之事”,“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后人在评论他的小说成就时,称他的《无声戏》、《十二楼》两个短篇小说集是继冯梦龙、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后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词坛树帜


  关于李渔的戏剧创作,据他本人和同时代人郭传芳说,有“前后八种”、“内外八种”共十六种,但编写时可以肯定的却只有十种。李渔写作传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故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从1651至1668年,李渔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间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把《风筝误》等十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此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抢购一空,并被当时的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


  《十种曲》的问世,扭转了在李渔之前戏曲创作上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为了加强舞台演出效果,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维权抗争


  李渔在杭州居住数年之后,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坛新人。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进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挂上“湖上笠翁”的名进行发行,蒙骗读者。
                                                                           
  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为捍卫著作权,他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心友四处奔走,上门交涉。他曾在《闲情偶寄》里说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然而由于当时社会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盗版者为最多,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五十得子


  清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五十岁,亲朋好友欲为他举行五十岁寿辰,被他谢绝了。李渔联想到自己已年过半百,仍无子无成,顿生感叹。他在《五十初度答贺客》中写道:“尽日为农曲水边,偶因客至罢耘田。穷愁岂复言初度,衰病空穷祝大年。艾不服官今已矣,岁当知命却茫然。纷纷燕贺皆辞绝,止受心交一字怜。”


  此事过后一个月,侧室纪氏为他产下一子,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晚年得子,为他寥落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李渔为他取名将舒,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并作七绝《五十生男自题小像志喜》:“年逾四十便萧条,人说愁多面色凋。欢喜若能回老态,十年霜鬓黑今霄。”七律《庚子举第一男,时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临水镜照头颅。壮怀已冷因人热,白发催爷待子呼。”
李渔给第一子取名“将舒”,从他所写《名诸子说》中的 “天下事莫妙于将,而莫不妙于既”一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说:“将者,将然未然之词也。既,则令人观止矣。”又说:“吾欲诸子顾名思义,人各用将,凡事皆然,不独功名富贵。富而不将,则以满致溢;贵而不将,则由高得险。戒之哉。”


  自从李渔五十岁添第一子后,次年,纪氏又生一子取名将开;五十二岁时,纪氏再生一子取名将荣,过了一个月,侧室汪氏也得一子取名将华;后来又得将芬、将芳、将蟠三子,共七子,将荣、将芬早殇,实存五子。


寓居金陵


  大约1662年前后,李渔告别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来到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李渔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在孝侯(指晋人周处)台边购得一屋,因“地止一丘”,故取名为芥子园,取“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小小园庭经他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倒也别有情趣,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诸景,并都题有楹联。如书室联:“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琴夜听歌。”月榭联:“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西东。”等。


  此时,李渔一家连同奴仆少说也有几十口人,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与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丰”,以寻求保护与馈赠。 “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士大夫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士大夫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于是李渔常与达官贵人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度曲演戏,设计园亭,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等。出众的才华,加上善于交游,他不但能“混迹公卿大夫间,日食五侯之鲭,夜宴公卿之府”,还经常获得丰厚的馈赠,为他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


  当时有的正统文人看不起李渔,说他是“有文无行”。面对世俗偏见和世人的不理解,他无由辩白,信誓旦旦地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相信历史将会对自己作出公正的评判。当然,李渔“打抽丰”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绝不折节自辱。一次,有同学来信说,有个大官要他去见见面,他回信说:“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且此公之欲见贫士,岂以能折节事贵人乎?有缘无缘,听之而已。”


交朋结友


  李渔居金陵期间,结交了很多文友,他们中有雅慕李渔之才者,有自己喜爱舞文弄墨而与李渔相往来者,而当地官吏结交李渔者也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不过故作风雅,借李渔之名以饰门面的达官贵人为多。居金陵二十年,李渔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与整个社会有着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交游面极广。他曾经为时任江宁织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撰赠过对联,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为忘年交;与《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赠诗词(当时蒲31岁,李61岁);在苏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园内,经常可以看到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一起观剧切磋技艺。


  清初的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祺、施闰章、宋荔裳、周亮工、严灏亭、尤侗、杜濬、余怀等“海内八大家”以及“燕台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数都与他有过交往。


  李渔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他在《交友箴》中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还写道:“交道戒纷纭,交情忌稠密。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宁寡无滥觞,宁淡无胶漆。”当时有个潘一成,和他一样也是“府痒生”,明亡以后,也不再应试。此人恣情游览,到处题咏而不署名,李渔神交已久。一次,李渔在南昌东湖酒肆中,认出他的题句,经过访问,知他是湖南东安人。1668年,李渔游桂林,特地绕道去东安访潘一成。遍寻不着,一日偶泊林树下,见一蓬门草屋,门上有副对联,李渔笑道:“此有尘外之致,定是他的住处了。”进门相见,果然是他,两人意气相投,言谈融洽,留叙二日方才依依道别。


  在与他交往的、有文字记载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游历四方


  为丰富知识,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营养,李渔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居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生平锢疾,注在烟霞竹石间”,他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携带家班远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省区,“三分天下几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河则俱未尝遗一”,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李渔“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在长期的漫游中,他对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观察研究,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不仅进一步孕育了自己对各方面艺术的情趣,而且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经过他精炼细微的艺术加工,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精炼,韵律优美,深得世人称颂。他还将这些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老居层园


  晚年的李渔思乡之情日切。60岁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一首词《多丽·过子陵钓台》,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一生。词曰:


  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


  再批评。一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层。君全交,未攀衮冕;我累友,不恕簪缨。终日抽风,只愁载月,司天谁奏客为星?羡尔足加帝腹,太史受虚惊。知他日,再过此地,有目羞瞠。


  李渔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并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


  为了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 67岁的李渔迁回杭州。在当地官员的资助下,李渔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的劳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了。李渔死后,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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